揭儒家与佛家的关系：儒家求“美”佛家求“善”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中国思想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方映灵。

　　▲深圳大学文学院哲学系教授王兴国。

　　▲文化学者王绍培

　　深圳商报记者 魏沛娜 通讯员 张森

　　“深圳学人·南书房夜话”第八期日前在深圳图书馆一楼南书房举行。本期邀请深圳市社会科学院中国思想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方映灵，深圳大学文学院哲学系教授王兴国和文化学者王绍培深入探讨儒家与佛家的相互影响等问题，王绍培兼任主持。现场观众认真聆听，积极提问。

　　方映灵：儒佛两家都有人文教化功能

　　“儒家与佛家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圳市社会科学院中国思想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方映灵首先精辟地道出儒佛两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关系。接下来，她从六个方面讲了儒家和佛家的不同之处。不过她认为，儒家和佛家最根本的不同是一个讲“有”，一个讲“空”。

　　佛家弥补了儒家的缺失

　　方映灵认为，儒家与佛家的不同在于：首先，儒家是中国本土最主流的文化，佛家原是古印度的宗教，两汉时期传入中国后逐渐本土化并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一支。其次，儒家的主旨和精神姿态是积极入世的，而佛家是出世弃世的。第三，儒家是关于现世的学说，它不讲前世、来世；而佛家则是讲前世、今生和来世三世轮回的。第四，儒家对鬼神是存而不论的，佛家则肯定鬼神、灵魂的存在，讲灵魂不灭，并借此得以完成其三世轮回报应学说。第五，儒家不是一种宗教，它没有设立外在的人格神；而佛家则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宗教而存在的。第六，儒家崇尚的是清醒理性，讲格物致知，讲博学；而佛家则注重非理性的、神秘主义的直觉，讲“悟”，讲顿悟、渐悟。

　　“但是，归结起来，儒家与佛家最核心的不同，我认为在于一个是‘有’字，一个是‘空’字。”方映灵说。儒家强调对人生社会有责任、有担当、有作为、有理想、有追求、有教养，崇尚的是一个“有”字。

　　儒家具有一种浓厚的家国情怀和家庭社会责任感，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追求，希望由此建设和谐美好社会，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故强调积极进取、自强不息、刚毅勇猛、坚韧不拔，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然而，佛家讲究的是一个“空”字。方映灵认为，之所以经常称出家的佛徒为“遁入空门”，是因为佛家看空一切，舍弃一切，把一切都看成是幻相和假有。“‘空’可说是佛家的核心概念，通过‘空’完成它出世的理论建构。”方映灵介绍说，历史上不同佛教宗派都围绕“空”进行了不同解读，如两晋时期“六家七宗” 集中讨论的主题就是这个“空”字。当时的僧肇把“空”解释为不真空，被鸠摩罗什誉为“解空第一人”。“由于看空一切，因此现实中的一切，包括家庭和社会的责任、个人的情感和名利等等，都没什么值得执著的，都可以放弃。只有悟到‘一切皆空’，从而放下各种欲望，人才能得到解脱，心灵得到平静。”方映灵强调，佛家对遭受痛苦不幸的人们有独特的安抚作用和价值。中国历来有“得意谈孔孟，失意谈佛老”之说，佛教成为遭受不幸和苦难人们的避难所和安慰剂，从而有效地补充了儒家这方面的缺失，并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儒家求“美”佛家求“善”

　　尽管儒家与佛家有很多不同，但在方映灵看来，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作用——人文教化功能。儒家的教化功能表现在提倡积极美好人生、注重群体和谐，关爱他人与社会，希望社会健康和谐发展。假如用“真、善、美”来套用的话，儒家可说是追求一个“美”字。它追求个人成为博学有礼、优雅庄重的君子，社会是秩序井然、和谐友爱的美好盛世。而佛家则讲“十二因缘”，讲究三世轮回报应。由于讲因缘，佛家认为每个人、每一件事都与社会和他人密切联系，是不能独立存在的，所以每个人都要善待他人，必须造善因，不能伤害他人和社会，否则会自食其果。由于讲三世轮回，佛家又开示每个人要为自己的前世今生来世负责。因此，佛家的目的是教导人们向善，可谓是追求一个“善”字，它引领人们超脱世间一切，善待人间，成就慈悲。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主干，儒家、道家、佛家对于我们的社会人生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从一个社会来讲，既要有理性严谨、刚毅进取的儒者，也应该有率性自由、自然随意的道者，也应有超脱一切、成就慈悲的佛者。这样的社会才是一个包容大气、健康仁厚的社会。”方映灵认为，对于一个人来讲，既要做一个自强不息、积极进取、有责任担当的儒者，实现社会人生价值。但是，也要做一个懂得放松自己、顺从天性的道者。而当受到挫折、遭受失意不幸时，也不妨做一个懂得放下、豁达超脱的佛者。“这样的人生才是张弛有度、圆融美好的人生。我想，这就是老祖宗留给我们最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永恒价值，以及对于我们今天最有价值的智慧。”方映灵说。

　　王兴国：儒佛关系影响中国文化走向

　　“自20世纪以来，儒学和佛教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备受世界关注的话题。”深圳大学文学院哲学系教授王兴国指出，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内地在这个课题研究上相对起步较晚，讨论不是很充分。日本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保持领先，久保田量、道端良秀、久须本文雄、常盘大定和荒木见悟等人都是颇有成就的学者，特别是荒木见悟，可以说是研究该课题的一位当代尚未有人能超越的大家。

　　儒佛关系从对抗进入对话交融

　　王兴国认为，从佛教在西汉末传入中国以后，儒佛关系一直贯穿于整个中国文化。它不仅仅影响到我们的个人生活，而且影响到中国文化的走向，即关于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今天处在世界文明对话的时代，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关系怎么处理，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在其中，这就是儒佛的关系。”

　　在王兴国看来，从历史角度来看，儒佛关系的发展可以说是经过从对抗到对话、再互相摄取和交融，然后不断纠葛又不断融合这样一个反反复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佛教进入了中国文化，深入中国人的心灵，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他表示，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后，在逐渐中国化的过程中就有了本土化的佛教，像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和净土宗，特别是禅宗和净土宗，一直保留到现在。“中国最兴盛的就是禅宗和净土宗，这些宗派都是中国化的产物，它们跟中国本土的文化是有密切关系的。”

　　王兴国认为，从儒道释的关系来看，可以这样说：因为有道家的哲学，成为佛教进入中国的桥梁；因为有儒学，佛学可以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佛教之所以能够完成中国化，最关键的是它和儒学的交流和融合。当然，站在一个更大范围的观点层面，或者从一个更高的角度上来讲，它是儒释道三家融合的产物。”

　　儒佛都有救世的旨趣

　　谈及儒佛对我们的人生和社会的影响，王兴国认为，佛教对中国的文化、经济、政治、社会以及对中国人的人生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直到今天还在持续。我们要认识到，佛教虽然在印度消失了，但它还活在中国，所以佛教是一种活的文化，是一个活的宗教。它的影响是积极的，有价值的。

　　佛教为什么能够中国化？王兴国认为，这与中国人的功利心态是有密切关系的。无论是大乘佛教还是小乘佛教，其中有一点是相通的——都讲究智慧。佛教强调“戒定慧”，由戒定而生智慧，这是从小乘到大乘根本一致的精神。“在这一点上，佛是与儒完全相通的。儒学也要讲戒、讲定。当然，佛学中修行的法门比儒学更丰富、更完备，在这方面，儒学发展到宋明，包括到现代，对佛教的摄取和借鉴是比较多的。”

　　王兴国还讲到，跟“小乘佛教”不同的是，“大乘佛教”不止是自己修行，还要启发与教导众生修行，让众生脱离苦海获得解脱。众生成佛，自己才成佛，这是跟儒教或儒学完全一致的地方，大乘佛教要普度众生而成佛，儒家要成人成物成己而成圣人。儒佛都有救世的旨趣，佛教的救世是让众生脱离世俗的苦海，儒教或儒学的救世是治国平天下。所以虽然说佛教是出世的，但它也有“入世”的一面，历代的佛教和政治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王绍培：佛教也能为社会带来积极作用

　　当天讲座上，在场专家学者对关于儒佛的一系列问题相继展开了抽丝剥茧的分析和阐述。在主持之余，文化学者王绍培也表达了自己对佛家的看法。“中国人历来觉得佛教非常消极，因为它是出世的，我认为这是一种偏见。”王绍培说，这应该不是佛的本意，佛曾经用痛苦来描述这个世界，但它也不希望让我们说世界就是苦的，而且这种苦是没有办法的。“佛只是告诉我们，我们尝到苦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不能够陷入这个‘苦’之中，我们有办法来逆转这个苦，那就是顿悟。当能够把所有东西弄明白后，则能获得一种自由。”他强调，尽管佛不用自由的概念讲述这种道理，事实上它包含了这些东西。

　　此外，王绍培还讲到，现在台湾有很多佛教已经不是出世的佛教，其做法表现得入世，体现在参与很多社会活动，如办学校、办医院、办赈灾活动等。虽然受到很多质疑，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改变了过去佛教那种刻板的印象，使佛教成为一个能够给社会带来积极正面作用的宗教团体。王绍培认为，现在台湾的佛教便是一种有温度、有情感、很感性的佛教。“虽然宗教一旦入世了，会有很多不好的东西夹杂其中，但也不能否认其呈现出好的一面。”

　　随后，方映灵介绍了历史上曾有的三次“灭佛”事件。她认为，尽管佛教曾经受到官方压制，但它还是以对社会人生苦痛的独特慰藉作用赢得了众多信众，并以它玄妙的理论思辨性逐步影响着儒家，自身也最终形成禅宗，完成了佛教的本土化过程，禅宗就是中国化的佛教。儒家对佛家的回应，先是南朝时期范缜与佛学者的形神之辩，后是唐朝韩愈、李翱的反佛排佛，但儒家始终还是以学习借鉴的方式对待佛学，并最终形成了吸收了佛学和道学精华的宋明理学。“所以，儒家、道家、佛家历来是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收，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三大主干和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三大支柱。”

　　此外，在谈到文明的冲突与对话时，王兴国还指出，跟国外的一些宗教对立相比较，虽然儒佛之间也有冲突，但是没有刀枪相见，没有正面地打过仗，大不了就是有一些理论上的争执，始终能和平相处，甚至友善交往和对话。“我们有一个启发：冲突可以有，但是这种冲突和冲突的解决最好不要拔刀相见，不要流血，可以在思想上、理论上争论，但还是要以和为贵，这是儒和佛处理宗教冲突成功的一个典范。佛教提倡称理而谈，儒家强调和而不同，我想这是儒佛之间能和平共处与并行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基础。中国在处理儒佛的关系上的典范作用，可以给全世界的文明对话提供一个参照。”

　　（照片由深圳图书馆陈彦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