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王维”走了 中国的当代“诗圣”在哪

　　■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

　　若不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头衔，瑞典国宝级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在中国将更鲜为人知。这位被誉为“20世纪最后一位诗歌巨匠”的诗人近日因病辞世，由此在中国诗界引发哀叹和思考。诗人于坚说：“对于瑞典人来说，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出现，犹如在汉语中出现了唐诗。”一位瑞典诗人从东方诗歌中汲取营养并集大成，而有“近水楼台”之便的数量庞大的中国诗人群体，为何诞生不了当代诗圣？

　　具有唐诗意蕴

　　“醒，是梦中往外跳伞。”是特朗斯特罗姆诗中的名句。在很多诗人及评论家看来，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特朗斯特罗姆是实至名归。最先将特先生的作品翻译成中文的译者李笠说：“这个奖给不给他，他都是当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李笠是特朗斯特罗姆的“忘年交”，曾促成特朗斯特罗姆的中国之行。他从1984年开始在《世界文学》上发表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译作，1990年翻译的特朗斯特罗姆诗集《树与天空》在中国产生巨大影响。他说，“他的作品语言风格简洁凝练，意象奇特而精准，有中国唐诗的意蕴，所以很容易被中国读者接受。把他称为‘瑞典的王维’是恰当的。”

　　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理由是“他以凝练、简洁的形象，以全新视角带我们接触现实”。特朗斯特罗姆善于从日常生活入手，把有机物和科学结合到诗中，作品多短小、精炼，往往用意象和隐喻来展现个人的内心世界，将激烈的情感寓于平静的文字里。特朗斯特罗姆曾说，他的写作深受日本俳句的影响（特翁曾写过不少俳句），而俳句又是从中国古代诗歌滋生出来的。

　　力戒陈词滥调

　　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写得极慢，产量也很少。即使在创作旺盛期的上世纪80年代，他一年写诗也不过三四首，大部分诗从下笔到定稿往往耗时几年。他一生创作的诗歌不过200来首。特朗斯特罗姆对诗歌语言极度考究，他曾说“刽子手与语言同行”，陈旧的语言谋杀诗意，而他力戒一切陈词滥调，这令他的诗凝练、干净而陌生。

　　特朗斯特罗姆作品的中文版本很少。2012年，世纪文景将《记忆看见我》与他最新的诗集《巨大的谜语》合集出版，若不是近日特先生的逝世新闻震动了一下读者神经，这两本书只可能在小众范围内传播。

　　表达丰富意象

　　瑞典汉学家，特翁的老友马悦然翻译了《巨大的谜语·记忆看见我》合集，谈起特翁的诗歌他说，托马斯原来是一个优秀的钢琴家，并且从小喜欢画画，他的自由诗音乐性很强。1990年，特翁中风后基本丧失了说话的能力，但仍能用左手写诗和弹钢琴。他的诗歌集里，除自由诗和散文诗外，还采用了日文俳句的格律，言简而意繁，有很强的音乐性。

　　马悦然评论说，“我欣赏他以简朴的语言所表达的丰富的意象与寓意。我欣赏他让我醒过来的惊讶的隐喻，我欣赏他引用古代希腊与罗马的诗律表达生活在现代的人的乐趣与焦虑。我也欣赏他有时候用禅宗法师的超现实主义的观点来安慰他的读者。”

　　特朗斯特罗姆先生没有为生计问题而“怠慢”过自己的诗歌，马悦然写道：“一直以来，托马斯和他的妻子莫妮卡经济情况一直都是困窘的。托马斯的薪水并不高，他的诗集也赚不了多少钱。他与老朋友、美国诗人布莱说，他和妻子每到月底就得抖一抖他们衣柜里的衣服，看兜儿里有没有一些硬币！”

　　唐诗辉煌难现

　　特朗斯特罗姆受到了诗歌界的推崇，但唐诗的故乡，近年却再也没有培育出过公认的大诗人。评论人唐山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特翁的诗带有浓烈的东方色彩，很有“唐诗味”，但又超越唐诗，为现代人探寻了精神出路；而作为唐诗母国的中国没能产生这样的诗人，一方面是因为符合唐诗气质的时代已经过去，事实上我们已经丧失了借助诗歌来思考人生基本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是现代诗歌对传统的淡化，导致“诗歌生态”被破坏。　　本报记者 乐梦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