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辽代壁画墓：胡化形制凸显民族融合风貌(图)

　　唐代的县令墓石质葬具和墓志

　　辽代家族墓全景

　　现场出土文物

　　东魏墓葬及铭文砖

　　考古发掘现场

　　唐墓内的仿木假门和立柱

　　粮食作物遗存

　　辽代壁画墓内的斗栱、灯、人物

　　◎郭京宁

　　为北京地区北朝墓的形制特点树立了标尺

　　首次大规模出土炭化高粱

　　北京地区罕见辽代完整壁画墓

　　2014年7月，为配合工程建设，考古人员对大兴区黄村镇三合庄村进行了考古发掘。结果令人惊讶：120余座，以砖室墓为主的古代墓葬群，重见天日。

　　北京地下文物的丰富性是考古界的共识，因此发现古代墓葬并不稀奇。但这批墓葬年代跨度之长、数量之多、种类之全、保存之好，实属近些年来北京地区罕见。

　　发掘过程中，除了为北京地区北朝墓的形制特点树立了标尺，首次大规模出土炭化高粱，北京地区罕见辽代完整壁画墓等重要发现外，这些大多并非达官显贵、皇亲国戚所有的古墓葬群，似乎更能昭示出其所在时代的社会风貌。

　　特色

　　“胡化”形制凸显区域民族融合风貌

　　墓葬群年代跨度长，是此次大兴黄村考古发现的突出特点，120余座墓葬连接起了东汉、北朝、唐、辽、金五个时代的墓葬文化演进。而这其中鲜明的“胡化”烙印，印证并凸显了北京地区历史上长期处于汉、胡杂居的社会现实，是多民族彼此交流、融合、共存的结果。

　　东汉墓葬全部为小型砖室墓，均为单人葬。外面用砖做成棺的样子，因此又称为“砖棺墓”。墓葬均为平民墓，出土有陶器和铜钱等随葬品。该墓葬最大的特点是“砖棺”均为梯形，南侧宽，北侧窄，南侧高，北侧低。这种形制的“棺”具有“胡人”的丧葬文化因素（即汉人“胡化”）。

　　北朝墓葬的形制与东汉墓类似。由于这一时期社会动荡，人口锐减，加上各王朝时间短，倘若没有明确纪年，很难与汉魏时期的墓葬区分。在此之前，北京地区发现过疑似北朝墓，因证据不足无法确定。故此次发掘的纪年北朝墓具有重要意义，也就是说它可以为北京地区北朝墓的形制特点树立标尺。

　　唐代墓葬有小型的砖室墓，也有大型的“甲”字形墓。小型墓葬与东汉的类似，“甲”字形墓形制则继承了当地的北朝墓葬的传统，墓室形状为弧边方形。到了晚唐时期，随着当地汉、胡杂居的日益深入，胡化也愈发严重，其中墓室形状越来越圆就是表现之一。

　　辽代墓葬有砖室墓和瓮棺墓两种。墓主人全部火化，仅以骨灰埋葬，这与辽代崇尚佛教有关。其中有的辽墓为一个家族墓，目前看这个家族墓里埋藏了至少3代人。辽代砖室墓的形制与唐代墓葬近似，墓室形状上更圆，墓室内也有砖仿木的结构。

　　文物

　　墓葬器物还原先人生活日常起居

　　文物丰富，是此次大兴黄村考古发现的另一个特点。

　　常规的陶器、瓷器、铜器、铁器、漆器等随葬物品之外，仿木砖雕、彩绘壁画、祭祀遗址（燎祭）、炭化粮食的相继发现，让我们对于墓葬所在年代先人的日常起居有了直观了解的同时，也展现了古人的丧葬观念由维护和彰显家族的权势和社会地位向福佑子孙的转变，昭示出日益世俗化的特点。

　　仿木砖雕出土于唐代墓室，有砖雕仿木结构和砖仿家具装饰两种。仿木结构主要有斗栱、立柱等建筑构件，仿家具主要是桌椅、门窗、灯等。它们都被雕刻得异常精美，栩栩如生。这使得原本简单的墓葬有了“营造”的气息——前期设计，后期施工。同时，这种装饰客观上反映了当地居民生活方式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对后代的家具陈设布局、日用器具的生产以及人们的审美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彩绘壁画出土于两座辽代墓葬的墓室。壁画底色为淡黄色，上面用红、黑线条绘制出家居生活的图案，有桌子、椅子、柜子、人物形象等，女主人体态丰腴，桌、椅、五斗橱等一应俱全，甚至椅子上还有坐垫。桌子上放着生活用品，其中一个容器里还放着石榴，这是对墓主人生前生活的真实反映。由于北京地区出土完整的辽代壁画墓不超过10座，因此，这两座壁画墓的发现显得格外重要。

　　祭祀遗址（燎祭）发现于辽金家族墓区的东、南、北侧，面积很大，是明显的后人拜祭先人墓葬的遗留，这一发现使得我们对辽金墓葬文化的全貌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

　　炭化粮食的发现，源于考古人员对遗迹的细微体察。发掘进行到中途时，工作人员发现一些辽金时期的文化层的土是黑的，但又不同于一般的烧土层。他们没有放过这一疑点，对土样进行了浮选。也就是用净水冲洗，观察土中的包含物。发现这些都是距今千年的炭化粮食！通过浮选，目前已知的粮食遗存有13种作物。部分粮食种类的发现，例如高粱，在国内如此大规模出土尚属首次，为研究当时社会的饮食文化以及粮食作物的传播路线具有重要意义。

　　故事

　　“老寿星”与“外来户”——保存完好的墓葬身份证

　　保存完好，是此次大兴黄村考古发现的又一个特点。正因为此，120余座墓葬才能够通过明确的地层准确判定出所属时代。

　　墓葬埋藏区正处于历史上永定河泛滥的河道范围内，墓葬之上淤积了大量的泥沙。墓葬距离现地表平均深度4米，最深一座达7米。勘探时探铲都不够长，都是接上竹竿才能探到底部。根据文献记载，永定河的泛滥主要是在金元时期，与此次出土墓葬的地层分布恰好呼应证实，为研究北京南部地区地理环境的变迁提供了依据。

　　此外，还有两个墓主人的墓志为我们揭开了一些饶有兴趣的故事。

　　老寿星——唐墓群中，一座县令墓，出土了完好的石质葬具和墓志。据墓志记载，墓主人名叫黄府君，为易州易县县令，殁于武则天长寿二年（692），时年91岁。如此高寿，放在今天都是货真价实的老寿星了。

　　外来户——北朝墓群出土了一块耐人寻味的铭文砖。通过铭文得知，墓主人叫韩显度，祖籍是乐浪郡朝鲜县，下葬于元象二年（539年）。元象是北朝时期东魏魏孝静帝元善见的第二个年号。墓主人的祖籍大有来头。乐浪郡是西汉汉武帝于公元前108年平定卫氏朝鲜后，在今朝鲜半岛设置的四郡之一，郡治位于朝鲜城，朝鲜县是其下辖县之一，即今朝鲜平壤市区。但是到了西晋，中原大乱，高句丽开始攻占乐浪郡。由于中原王朝实力的削弱，导致对边疆控制能力大不如以前，因此，到了公元313年，乐浪郡地悉数被高句丽夺取。但是，卫氏朝鲜的遗民为什么要千里迢迢埋葬在北京大兴？据史料记载，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的进程中（439年统一北方），延和元年（432年）曾经有过“迁朝鲜民于肥如，复置朝鲜县”，这一有组织、有计划的人口迁徙运动。肥如位于今秦皇岛市，县境为当今昌黎、卢龙南部、西部、迁安县地一带。朝鲜县为如今卢龙县东部，距离北京很近。这些朝鲜移民进入中国后，还保留了自己的祖籍——乐浪郡的郡望。到了东魏，定都于邺城（今河北临漳县），北京大兴是北方居民南下前往首都邺城的必经路线之一，因此，发现东魏时期的墓葬也是顺理成章的。本版供图/郭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