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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鮑羅廷披挂上陣
中山艦事變的發動和《 整理黨務案 》的通過，不僅使蔣介石一躍成為國民黨頭號軍事政治強人，集黨、政、軍權於一身，同時，再沒有人能夠反對他進行北伐了。
1926年7月1日，廣東國民政府發布《 北伐宣言 》。
7月9日，蔣介石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正式誓師北伐。
7月27日，蔣介石率總司令部開赴湖南戰場，指揮北伐軍與吳佩孚部作戰。
10月10日，北伐軍攻克武昌，吳佩孚主力被殲，北伐軍很快佔領長江中下游的廣大地區。
這時，為了適應全國革命中心轉移到長江流域的需要，蔣介石提議遷都武漢。
不料，這一提議遭到鮑羅廷的反對。
鮑羅廷是蘇聯代表團中曾經支持北伐、對蔣介石幫助最大的政治總顧問，但在1926年1月突然辭職回國，當他接替季山嘉重返廣州之后，便肩負了阻止蔣介石北伐這一使命，只是他採取了與季山嘉不同的方式。
原因在於，鮑羅廷到廣州之后，發現他已無法左右蔣介石，唯有曲意迎合取得蔣介石信任，方能施加影響。
也正是在此情況下，《 整理黨務案 》得以順利通過。
但鮑羅廷的退讓只是緩兵之計，他的真正意圖為：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即趁蔣介石北伐遠離廣州之機，對國民黨最高權力中心施加影響，從而削弱和剝奪蔣介石對黨政的控制權。這樣做的目的，與阻止北伐異曲同工，即防止凱末爾噩夢在中國重演。
蔣介石遷都武漢的提議，打亂了鮑羅廷的全盤計劃，因此他第一個反應便是堅決反對。但鮑羅廷很快意識到，遷都武漢，蔣介石亦無法到武漢親政，而武漢在地方軍閥唐生智的控制之下，唐生智對蔣介石原本就不服氣，何不利用二人矛盾，與蔣介石相對抗！同時迎接避居莫斯科的汪精衛出山，聯合一切反蔣勢力，逼蔣交權！
鮑羅廷改變主意后，12月，國民政府遷都武漢。
到達武漢第二天，鮑羅廷立刻實施倒蔣計劃，馬不停蹄地召集談話會，提議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遷到武昌之前，先由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組織臨時聯席會議，行使“最高職權”。
12月3日，聯席會議在武昌組成。身為國民黨黨政軍最高領袖的蔣介石，及蔣在北伐期間委托代理其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職務的張靜江，均被排除在“最高職權”之外！
蔣介石很快意識到，這個行使“最高職權”的聯席會議，使蘇聯顧問重掌國民黨黨政大權，一旦它通過決議推翻二屆二中全會以來建立的種種軍政體制，“中山艦事件”以來的種種努力都將化為泡影。
12月7日，蔣介石在廬山召開軍事會議，力主遷都南昌。
此時北伐軍已殲滅孫傳芳在江西的十萬主力，並在肅清江西之敵后，開始掃蕩孫傳芳在閩、浙的兵力。蔣介石的總司令部，便駐扎在南昌。
1927年1月3日，張靜江、譚延?等中央執行委員在北上武漢途中，抵達南昌。蔣介石借此機會，在南昌召開中央政治會議第六次臨時會議，勸說與會者同意將最高權力機關暫時設置於他直接掌控的南昌。
但對於鮑羅廷來說，若同意蔣介石的主張，不僅自己顏面盡失，而且意味著即將大功告成的倒蔣計劃前功盡棄。於是，鮑羅廷橫下一條心，決定公開與蔣介石攤牌。
鮑羅廷這個決定自認為是穩操勝券的，他知道國民黨高層領導多數傾向聯俄，同時不願看到黨內再生分裂，一旦與蔣介石公開針鋒相對，必然會將南昌方面領導人從蔣介石身邊拉走，使蔣介石陷入孤立無援之中，坐以待斃。
但鮑羅廷忽略了一個問題，那便是蔣介石是否會乖乖接受他的倒蔣安排！
尤其，蔣介石手中有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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