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托古改制”或是畫蛇添足

■ 葉匡政

　　康有為寫過一本書，叫《孔子改制考》。這本書的一些言論，今天讀來仍很有意思。比如他說：“堯舜為民主，為太平世，為人道之至，儒者舉以為極者也。”又說：“孔子撥亂升平，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托堯舜以行民主之太平。”這兩段話，雖淺如白話，但仍得結合康有為的思想，才能讀明白。康有為把社會分為“三世”：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在他的觀念中，“據亂世”就是君主專制，而“升平世”則為君主立憲，到民主共和制才是真正的“太平世”。

　　康有為認為，孔子談的堯舜之治，其實是指太平世的民主政治原則﹔而所說的文王之治，指的是升平世的君主立憲原則。在康有為看來，堯舜是否真有其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代表的政治理念，是要達到民主政治的“太平世”。春秋時代禮崩樂壞，諸子百家多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假托為上古時已有的制度，來獲得人們的認同。他甚至認為《詩》《書》《禮》《易》等“六經”，都是孔子親自撰寫的，並非來自周公舊典。孔子這麼做的目的，不過是為了改革當時的社會制度。康有為說：“布衣改制，事大駭人，故不如與之先王，既不驚人，自可避禍。”就這樣，康有為在《孔子改制考》中，把“述而不作”的孔子，一下子變成了“托古改制”的聖人。因為很簡單，隻有聖人的思想，才能成為放之四海、歷經百世的真理性價值。

　　一直說康有為“尊孔”，其實他尊的不過是自己所闡釋的孔子思想，他的目的仍然在於“托古改制”。在康有為看來，制度變革的前提是思想觀念的變革，所以他要在孔學的舊瓶中，裝入民主平等的新酒。他一方面想讓儒家成為社會變革中的思想資源，另一方面他也想借“儒教”來抗衡當時影響越來越大的基督教。於是他把孔子立為儒教的教主，想借此復活一種中國式的宗教。但宗教的形成，顯然不像康有為想的那麼簡單。宗教的神聖性，並非是通過幾部著作就能完成的，它隻有在特殊的歷史際遇中才可能誕生。當把宗教當作某種政治工具時，等於已經消解了宗教的神聖性。康有為實用主義的目的，注定了他所倡導的儒教難被世人所接受和理解。他把孔子立為全知全能的聖人，心中想的卻是西方民主社會的模式。可以說，在康有為這裡，宗教、文化、傳統均被他的政治觀所裹挾，他的諸多牽強附會的考據與解釋，其實都是為了建立變法維新的歷史合法性。這種方式，不僅無助於建立孔子的神聖，對孔子的精神形象反而構成了一種傷害。

　　在他的設計中，立孔教也好，托古改制也罷，會給政治變法帶來更多的合理性依據，甚至可以贏得保守知識分子的贊同。但實際情形卻恰恰相反，由於他對儒學的解釋過於隨意，對當時學人認可的很多史實均進行了顛覆，等於從根本上動搖了中國的文化傳統，他的觀點一出來，反而招來當時很多知識分子的強烈反對。保守派視之為篡改儒學的叛逆，而痛心疾首。而一些進步知識分子，也無法理解他的所言，反而對他產生了疏遠感。近來也有學者研究指出，康有為“托古改制”的思想在當時引來學術思想上的新的分歧，不僅沒有取得團結更多知識分子的作用，反而孤立了康有為自己。因為其學術的不嚴謹，使得更多的人開始懷疑起康有為的變法動機，這等於給維新運動增添了新的阻礙。有人甚至認為，這是當年變法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錢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書中總結過：“故康氏之尊孔，並不以孔子之真相，乃自以為所震驚於西俗者尊之，特曰西俗者所有，孔子也有之而已。”從康有為“托古改制”所遭遇的歷史處境可看出，構建政治改革的框架，不能通過曲解歷史真相與學術証據來完成。可以在中國傳統中尋找現代社會所需要的思想和文化資源，但千萬不能把學術當作政治的工具，進行肆意歪曲。一旦把傳統當作工具，結果隻會顛覆傳統真正的價值。所以有學者認為，康有為“三世說”在政治策略上，其實屬畫蛇添足。（作者系北京文化學者）

(來源:深圳特區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