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解密上海文化性格：說上海人崇洋媚外不可取

　　近代中國五口通商以后，上海為何會很快地成為中國的對外貿易中心？為何會在晚清民國時期成為新生力量的滋生地帶，成為戰亂期間富商和名人寄居之處？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上海又為什麼能夠在城市建設、經濟發展、科技創新等方面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

　　在昨天舉行的第60屆文化講壇上，上海歷史學會會長、上海社科院研究員熊月之，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講座教授、文學院院長梁元生，著名作家陳丹燕，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李天綱四位嘉賓，帶領觀眾追溯上海開埠170周年，解密這座偉大城市的文化性格。

　　熊月之：上海文化保持著自我批評的精神

　　1843年，上海開埠，跨入了“近代”的歷史門檻。在熊月之看來，中華民族由落伍而受辱，繼而抗爭，開埠通商是其中的關鍵性歷史事件：“一方面，外國的軍隊、資本等通過通商口岸進入中國，進行政治侵略、經濟掠奪與文化滲透﹔另一方面，通商口岸客觀上促進了西方文化在中國的傳播，促進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刺激了中國人民覺醒，也刺激了中國近代化的進程。”

　　開埠促進了上海的飛速發展。熊月之舉數字說明：“近代上海城市人口增長速度是全國城市人口增長速度的10倍以上，包括從外地和外國來的移民，佔上海總人口的85%”。不同的文化相互影響、相互啟發、相互促進，文化多元成了近代上海的明顯特征。熊月之認為，多元文化共存令城市海納百川，氣度寬容。重視學習、崇尚競爭、追求卓越，成為上海人的特點。“上海的文化保持著自我批評的精神，經得起批評，有韌性，更寬容，這也是上海文化有活力的根源所在。”

　　梁元生：城市要為“之間人”留一點空間

　　梁元生的演講是在對上海與香港的兩地異同的分析中進行的：上海和香港都是鴉片戰爭以后開始邁向開放的，可以說是站在同一個起跑點上面。但香港除了本地漁民外，多為廣東、福建移民，閩粵文化構造了香港的早期社會﹔而1843年的上海，以吳文化為主流，也不乏北京、山東、廣東等地的移民。因此，就接受新移民、新文化的速度而言，上海比香港更快。

　　與上海的多元開放不同，香港的開放是雙語言、雙文化。梁元生回憶自己的求學過程和學術經歷，認為雙文化、雙語言是非常重要的兩條軌道。他將能夠游刃有余地穿越在雙文化、雙語言之間的人稱為 “之間人”：“‘之間人’越多，這個城市的文化越活潑。我們談到的徐光啟、顏詠京都是‘之間人’，各大商行的買辦也是‘之間人’。”梁元生認為，上海雖然多元，但仍然有很多隱藏的界限，而“之間人”恰恰善於跨越這些界限，“城市應該留一點空間給‘之間人’，讓他們做匯通的橋梁。”

　　陳丹燕：上海非常有趣，充滿著沖突

　　陳丹燕是上海作家，但她其實出生在北京，幼時隨父母遷居上海。如果當年沒有移居上海，陳丹燕或許是北京作家、杭州作家，“但我后來想過，我還是非常願意成為上海作家的。因為這個城市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城市，它充滿著沖突。一個沖突劇烈的地方給生活帶來了強烈的戲劇性，作家會一直被它鼓舞，想要探索、想要寫作，上海對我來講就是這樣一個城市。”

　　在昨天的文化講壇上，陳丹燕向觀眾們介紹了一個被淹沒在近代史中的名字——顏詠京，他是今天能查到的史料中最早的一個抗議制止華人進入外灘公園園規的人。作為受過西式教育的中國人，他一次次地向洋人爭取公民權利，也敦促國人遵守公民義務。“這個人這麼有活力，這麼有向往。他的理想就是，在上海能夠平等地相處，向世界上任何先進的、好的東西開放。綜合，包容，平等，這就是我所認為的上海的重要精神。”

　　李天綱：說上海人“崇洋媚外”不可取

　　比上海開埠早200多年，已經有一個上海人“睜眼看世界”，他就是徐光啟。

　　在李天綱眼中，徐光啟是第一位近代意義上的上海人：“他可以代表明末清初的一批人，非常注重學習西方。當時，中國在總體上還領先於西方，徐光啟就主張學習，翻譯《幾何原本》，推動種植番薯等等。”徐光啟把外國人當作客人，以我為主，相互學習，兼容並包。“你說他‘崇洋’可以，但‘媚外’是沒有的。徐光啟是把錢給外國人做中國人需要的事情，他有海納百川的一面。”進而，李天綱認為說上海人“崇洋媚外”是不可取的。

　　對於流行的“新上海人”這一概念，李天綱有獨到的見解：“我從來不用‘新上海人’這個概念。如果要用，我認為它不應該指剛剛移民上海的人，而是指文化融合、包容和諧、進取向上的‘新’上海人。”

　　記者 曹靜

(來源:解放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