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談李安獲奧斯卡：商業貢獻超過李小龍和成龍

2013年02月27日09:27 來源：長江日報手機看新聞

李安與妻子林惠嘉牽手走奧斯卡紅毯

▲紐約大學碩士畢業照

▲在伊利諾伊大學演默劇

　　1993年，李安的《喜宴》和謝飛的《香魂女》共獲柏林電影節金熊獎，李安拿到第一個國際電影節獎項。

　　20年后，他以《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第二次獲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獎，腳下基石包括金熊、金獅、戛納影展最佳編劇及奧斯卡小金人若干。再來回望，謝飛幾乎隱退，當年做柏林評委會主席的張藝謀跟他的風拍《英雄》、《十面埋伏》，香港的王家衛隻在歐洲市場有話語權。能在西方主流電影界得到高度認可的華語導演，舍“安”其誰。

　　李安給我們以信心，華語的土壤原來能長出一個世界性的電影人，而且屬性能這麼傳統的“中國”。李安也讓我們反思，為什麼隻有一個李安？

　　記者翟曉林

　　他的船——

　　初登舞台，有種靈魂出竅的感覺副題引題題一題二

　　進藝專讀影劇之前，李安是個在填鴨式教育下常常感到壓抑的小孩。喜歡胡思亂想，讀書不專心，駝背又害羞。

　　剛進藝專，一個學姐編導獨幕劇，缺個男主角“詩人”，選中李安去演，理由是他“臉上挂著一副多愁善感的憂郁氣質”。他第一次正式站上舞台，強烈的聚光燈洒下來，面對燈光之后黑暗中的觀眾，李安強烈地感覺到命運的力量：“是戲劇選擇了我，對它我無法抗拒。”

　　從此在藝專，他一路擔任男主角，1974年拿下台灣大專話劇比賽的最佳男主角，同時自編自導獨幕劇，改編、導演外國劇本，還做實驗話劇，學聲樂，學芭蕾，畫素描，發表短篇小說，什麼都想嘗試。

　　他這才真正面對另一種人生的開始。原來人生不是千篇一律地讀書升學，他有種靈魂出竅的過癮感覺。

　　他的舵——

　　背離父願，與父親從對峙到和解副題引題題一題二

　　父子，是李安前3部電影的主題。

　　李安的父親李升是台灣著名教育家，有士大夫家庭觀念，希望長子讀書做官。可是李安和弟弟李崗兩人，一個念電影，一個念航海，正好是李爸爸最討厭的兩種人。

　　李爸爸始終希望李安到大學教書或學而優則仕。《喜宴》拿下金熊獎，他仍希望李安改行。《理性與感性》拍完，他還說：“小安，等你拍到50歲，應該可以得奧斯卡，到時候就退休去教書吧！”

　　在《綠巨人》裡，李安特意安排了一場戲，把父親的影像用中子彈炸開，意外的是父親居然說喜歡。

　　父與子，經歷了一生的對峙與隱秘關懷，最終達成了和解。

　　他的錨——

　　依賴妻子，兩人達成奇特的和諧副題引題題一題二

　　拍《臥虎藏龍》時，李安化解了自己的中年危機。兩個女角，“玉嬌龍是不停的馬達，俞秀蓮才是戲裡的錨”。

　　俞秀蓮是誰？李安說擺進了太太林惠嘉的形象。《理性與感性》中演姐姐的埃瑪·湯普森，同樣有林惠嘉的影子。她們都能干果決，肩負重任，內心的脆弱和感性守得很緊。

　　李安談及生物學博士太太時，必定將自己形容為比較女性的那一方，太太才是個拳頭上站人、胳膊上跑馬的大俠。而林惠嘉對丈夫獲獎毫不在意的豁達態度，也讓兩人達成一種奇特的和諧。

　　李安說李安

　　我覺得任何一樣東西，做到比較好的層次，都是很儒雅的，至少我們講究它有一種儒雅的氣質

　　我覺得年輕人學電影，就應該去學習一些基本的、很實在的拍片道理和技術。其實包括很多名導，也就是用熟的那幾招，翻來覆去，招式也不復雜，就像會打架的人，就兩三招，能用、用得好，就行

　　其實你說什麼是中國文化，我們自己也搞不懂，就像你說“江湖”，你說老外不懂江湖，中國人就懂嗎？反而經過外國方式的顯示，我們可以搞得比較清楚一點，有時候你人在裡面，雲深不知處

　　中國文化有很多傳統的，這裡好和不好的都有，大體上來講，我們生活裡面有很多儒家的東西，不如意的話就是道家，再不如意就是佛家

　　所謂的感性，是擋不住的﹔擋得住，你這個人也沒啥味道了。

　　他們說李安

　　比我們更懂中國人

　　我記得李安曾說，他在美國是一個中國人，在中國是一個美國人。我不太同意他的說法，我覺得他是一個特別典型的、受了很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人。

　　他先是在台灣讀書，再去美國。李安身上的這種文化傳統沒有因為去美國讀書、接受西式教育而消失，他身上早已深深打上了最基本的中國人的人文道德的烙印，中國人對事物的看法對他影響至深。他站在傳統文化的角度，看到中國人幾千年的深藏在血液裡的處事方法和處世哲學，看到中國人做事情的方法，中國社會裡面的秩序。他找到了一個很好的角度，一個很平靜的角度。

　　李安的電影能夠取得這樣好的成績，我一直認為，是因為他很清楚中國人生活裡面的人際關系和諸般困境，這種困境《喜宴》裡有，《臥虎藏龍》裡也有。人們往往覺得李安看起來像是一個非常儒雅文弱的書生，其實他有很強的意志力。在對傳統文化價值作判斷時，他比我們敏感了很多。

　　——賈樟柯(中國電影導演，代表作有《小武》、《站台》、《任逍遙》)

　　商業貢獻超過李小龍

　　綜觀李安的電影，挑戰傳統、表現年輕人的叛逆以及年輕一代面對父權、威權所感受到的挫折與痛苦，始終是電影中的一種重要情緒。這也許跟李安本人的生活經歷有關。

　　李安的電影，與他的人格、品格是一致的。他從一開始就進入最高潮，但是從來沒有改變過謙和的姿態。能夠將中國電影和華人文化帶到西方，並超越東西方的文化障礙，以一種平起平坐的姿態與西方文化相互交流，李安是第一人。

　　從商業角度來講，他也是推動華人電影工業的第一人。沒有他在國際上的成功，張藝謀也好、陳凱歌也好、吳宇森也好、周星馳也好，在西方都不會有機會，沒有美國公司會敢於投資。李安在電影商業上的貢獻，超過李小龍與成龍。

　　李小龍的跨文化意義在於他贏得了中下階層和弱勢文化的認同，但是李安把一種典型中產階級的、正統的儒家文明帶到了西方，他已經不只是台灣的導演了，他成為了整個華人導演圈在國際的一個符號。

　　——焦雄屏(台灣電影學者、制片人，策劃出版《電影館》叢書，監制作品有《望鄉》、《十七歲單車》)

　　幫美國人認清自己

　　所有試圖在好萊塢佔一席之地的華人導演中，隻有李安一人真正做到“進得去”和“出得來”。

　　身為一個在好萊塢異域掙扎求存的華人導演，李安在美國人眼中有其無法掩飾、揮之不去的文化意義上的“他者性”。所謂“他者”，就是“非我”、“異類”，是社會歧視、邊緣化的對象。然而社會在排斥他者的同時也需要他者：一個社會、一個族群要更完整、更准確地認識自己，便需要一個對照或鏡子。

　　美國文化界冒出頭來的華人當中，沒有一個能像李安那樣成功地利用自己的他者身份，幫助美國人更深刻、更批判性地認識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