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文茜:台灣緣何出李安 他曾是一個失敗的學生

　　李安（右）和陳文茜。

　　李安再次獲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獎后，與他交往較多的台灣知名媒體人陳文茜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近兩個小時採訪，探討的核心話題是，台灣，為什麼會出李安？

　　陳文茜早在2009年就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Life of Pi)結緣，彼時台中市長胡志強曾力邀李安所在電影公司來台為該片勘景，因未編列預算險些流產，適逢陳文茜為外婆舉行百年冥誕，胡志強出席，陳文茜當即以外婆名義捐款100萬元新台幣，最后用於影片選擇拍攝地的花銷。陳文茜與李安的家人也有多次交往，通過她詳談李安家庭成員相處的感受，也勾勒出李安生長的文化環境。

　　台灣像李安這樣的家庭很多

　　記者：李安是生長在一個典型的台灣家庭，但自己像“少年派”那樣，接觸了很多不同文化嗎？

　　陳文茜：李安的父親是一位中學校長，他父親身上保有了一種中國儒家家庭傳統，有一種很特殊的父愛，他父親在當中學校長時，對學生特別關照，不苟言笑、要求嚴厲，但對學生卻特別關注——這很像傳統中國家庭的父親，有種威嚴感，但這並不代表父親對孩子沒有父愛。

　　而在台灣的教育體系中，李安是一個失敗的學生。李安那時的功課一直都很不好，以我們台灣的教育體系來講，功課不好就叫失敗，功課好就叫成功。李安從小就有電影夢，他就會自己寫奧斯卡三個字。而台灣的教育體系基本是不給一個有奧斯卡夢的孩子提供鼓勵的。當時李安是一個失敗的、受挫折的學生。

　　李安跟他父親之間的關系，最明顯的表現在他的家庭三部曲《推手》、《喜宴》、《飲食男女》中。在《推手》裡，面對一個同性戀的兒子，他爸爸的態度是什麼？一直走路，一直走路……早就識破，但不說破。

　　李安不是一個同性戀，但在他父親的內心中，李安是個不符合期望的兒子，可他父親不說破，用一種獨特的方法關懷他。李安念台北“藝專”，就是連高中都沒念，完全不符合他父親對他的期待。后來他父親也期待他出國讀書，學費很昂貴，所以你想在那個年代，他父親一定是拿了很多錢讓他去Illinois(伊利諾伊大學)上學﹔他需要一面打工一面讀書，他又到NYU(紐約大學)念書，都是很貴的學校。他一直往前走他的夢，他的父親也一直往前走，他們倆所希望的路不同，走的方向完全相反……但有一種包容、有一條繩子緊緊地拉住這父子倆。

　　我訪問李安時，問他，你對於這份電影夢的堅持，像誰？是不是跟你父親堅持的性格一樣？他跟我說，不，我像我媽媽。

　　我覺得，一方面，他父親跟台灣的教育體系讓他是有挫折的﹔另一方面，他母親的愛、他母親的毅力、他母親看待事物的平淡，使他不認為這種挫折有什麼了不得，所以他也沒有憤恨、不滿，他只是靜靜地等待、累積。

　　“他就是少年派”

　　記者：從台灣整個社會文化來講，會有一些氛圍影響到李安嗎？

　　陳文茜：我的感覺是，某個程度來講，或許我們整個台灣有一部分像李安，我們是(受)挫折的，我們是很小的一個島嶼。台灣社會也不能說到處都有李安，但這個社會比較可能產生李安這種人。

　　可我告訴你，台灣社會未必會孕育出第二個李安，其中最核心的一個原因是：李安不是一個大男人，而他碰到了一個了不起的妻子。這個妻子說，他們也曾經吵過架，但是她后來突然就想通了，他把家事、孩子照顧得很好，她也可以好好去工作，家裡也不欠錢，就這樣吧。李安的太太是一個夠獨立的女性，李安個人也沒有中國傳統男人的自大與自卑。台灣太少李安這種男人了，台灣男人是很自大又很自卑的，他一旦自大不了他就自卑，他自卑的時候又更自大。光靠自己的自卑與自大他就能把自己消耗完畢。

　　記者：如果李安沒去美國，一直呆在台灣，你認為他現在會怎樣？

　　陳文茜：他如果一直在台灣，我覺得他頂多拍得出《推手》這種片子，《Life of Pi》他絕對拍不出來，他的世界就停留在《推手》，甚至連(能否)拍出《喜宴》我都很懷疑。

　　記者：你在看《少年派》時，你還能感受到那個你熟悉的李安嗎？

　　陳文茜：我訪問他的時候問他，Are you the Pi？(你覺得你是派嗎？)他說，yes。其實他一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