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史：當代史學的文化轉向

周 兵

　　回首西方史學的漫漫長河，曾經先后經歷過多次重大的轉折和變遷。中國史學家張廣智先生認為，西方史學經歷了5次重大的歷史轉折和變遷：第一次是西方史學的創立，發生在公前5世紀的古希臘時代﹔第二次產生於公元5世紀，從古典史學轉向基督教神學史觀﹔第三次從文藝復興開始，人文主義史學誕生﹔第四次發生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第五次發端於20世紀50年代前后。最近的一次風向轉變發生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隨著以所謂“文化轉向”或“語言學轉向”為標志的當代西方社會思潮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加之50年代后形成的社會史或社會科學史研究日益暴露出的問題，出現了以新文化史興起為標志的新的轉折。

　　新文化史得名於1987年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召開的一次法國史學術研討會，兩年后結集出版的部分論文集定名為《新文化史》，這也同時為70年代后在西方史學出現的這一股新的研究取向正式定下了名稱，從此原本各家紛紜自說的諸如社會文化史、歷史人類學、人類學史學等名目都統一在了新文化史的大旗下。

　　美國歷史學家，新文化史的領軍人物之一林·亨特在1989年《新文化史》一書的導論中，直言新文化史是對社會史研究取向的反動，她將矛頭直指愛德華·卡爾的社會史主張——“歷史學越來越具有社會學的內容和形式，社會學越來越具有歷史學的內容和形式，對兩者就越有利。”2001年，在英國史學界，為紀念卡爾的《歷史是什麼》一書發表40周年出版的文集《現在歷史是什麼》中，理查德·埃文斯坦言當年卡爾所歌頌的歷史寫作形式業已被取而代之了，“在它的位置上，出現了一種新的對文化史的強調，身份、意識和心態等方面替代了社會結構、社會組織和社會權力的經濟基礎。歷史學中的宏大敘事和偉大目的論的崩潰，幫助個體的人恢復了在歷史記錄中的位置，歷史學家重新開始書寫人，尤其是關於那些卑微的、普通的人們、歷史上的無名者、歷史轉變進程中的失敗者和旁觀者”。總的來說，新文化史學牢牢佔據了20世紀后1/4時代裡西方史學的主流位置。

　　新文化史是對舊的“新史學”的反動和發展，是對既成的社會史、經濟史和人口史的一種突然暴發的批判。相較於之前的歷史研究取向，新文化史有兩個方面的特點：一方面，它注重考察歷史中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層面，也就是說，歷史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領域從以往偏重於政治軍事或經濟社會等方面轉移到社會文化的范疇之內﹔另一方面，它提出用文化的觀念來解釋歷史，新文化史在方法上借助了文化人類學、語言學、文化研究等學科的理論和方法，通過對語言、符號、儀式等文化象征的分析，解釋其中的文化內涵與意義。

　　以新文化史學為標志的歷史學領域的文化轉向，並不是簡單地在眾多的歷史研究取向中增加了一個“文化”的概念，而是一種全方位的史學風氣的轉變。具體而言，可以理解為3個層面或維度上的轉變：第一，在西方史學主流中，出現了從社會史向新文化史的轉向﹔第二，在文化史學科內部，發生了從傳統文化史向新文化史的轉向﹔第三，在歷史學的其他分支領域中，也表現出由非文化向重視文化因素、採取文化分析的轉向。

　　從歷史學內部來講，新文化史的興起並不是少數幾個歷史學家個體的行為，也不僅限於一兩個國家，它是一場國際性的集體運動，其源於法國、盛於歐美、影響遍及世界，近些年來我國史學界也開始日益關注起新文化史的發展，不僅做了大量譯介傳播的工作，類似的研究取向也在中國史的研究實踐中不斷體現出來。在歷史學的主流中，新文化史（或社會文化史）基本取代了社會經濟史（或社會科學史學）的位置﹔在一些相對獨立的非文化史的史學分支中，如政治史、經濟史、科學史、思想史等，也各自出現了文化轉向的趨勢，對文化因素的考量成為這些學科研究中的重要內容之一﹔文化分析、微觀研究、符號、象征和儀式的解讀、對交流與傳播過程的考察、注重表象與實踐、關注日常生活和底層群眾、強調敘述性和通俗性，這些都是新文化史的重要特征。由此，新文化史顛覆了之前社會史唯社會經濟因素的簡單決定論，將文化從一種被決定的“上層建筑”位置解放到了更加基礎的層次，作為歷史發展不可缺少的決定因素之一﹔新文化史也打破了傳統文化史唯知識精英的狹隘偏見，用一種更廣泛的文化概念，還原了普通人的文化和生活。

　　從歷史學外部而言，一方面新文化史的興起是同整個當代西方社會思潮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風氣的轉變相一致的，可以被包容在廣義的文化研究的范疇之內，它既是一種在歷史線索和框架下展開的文化研究，又是一種具有文化視野和取向的獨立的歷史研究。另一方面，它從外部的其他學科的發展中得到了非常有益的借鑒，整個現當代西方史學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走向跨學科、多學科的研究，歷史學不再是孤立和封閉的，其開放性使得20世紀初新史學召喚“同盟軍”加入，成為世紀之交新舊史學興替的重要動因，也使得社會史或社會科學史在五六十年代依靠同社會學、經濟學、人口學和統計學等社會科學的聯合而一領風騷。新文化史則投向了另一些學科，它從人類學（尤其是文化人類學）獲得了文化的概念、研究的視野和解釋的手段，從文學理論、語言學和符號學那裡得到了分析的武器，又從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等后現代思潮中學會了批判的態度。

　　要討論新文化史，首先碰到的難題就是如何定義“文化”以及“文化史”。文化是一個非常模糊而多義的詞語，長期以來學界並無一致的界定。1952年，兩位美國人類學家對過去種種有關文化的概念和定義進行了一次細致的梳理，收集了從愛德華·泰勒開始的多達164條有關文化的定義，這個數字顯然將會更加龐大。雖然大多數新文化史家傾向於借用來自人類學的“文化”定義，但從泰勒、馬林諾夫斯基到福德·吉爾茨、馬歇爾·薩林斯等人類學名家對文化的理解也莫衷一是，而文化史正是要對這個無法給出一致性界定的詞所包含的內容展開研究，這似乎使這一學科陷於一種無所適從的境地，假如根本連一個明確的研究對象都無法確定，研究本身似乎也變得毫無意義了。但事實上，這或許並不是壞處，由於文化概念的模糊性和巨大的包容性，所謂“一切皆文化”，在廣義的文化概念下，文化史是對歷史學中日益出現的“碎化”現象的一個很好的糾正。

　　當然，研究對象的多樣性的確為把握新文化史的整體面貌帶來了一定的困難，因此有必要轉而從它們的研究方法中尋找共性，如對符號、象征及其解釋的關注。雖然在有意或無意中，符號從藝術到日常生活無處不在，但以符號學觀點認識過去的方法卻是一種別開生面的研究路徑。這種獨特性是大多數新文化史研究中的一個普遍特點，也使它有別於了社會史、經濟史和政治史等。

　　如果將20世紀的西方史學看作是一個整體，從世紀之初吹響新史學的號角，到50年代后經濟社會史的洪流，直至70年代末新文化史所帶來的“文化轉向”，我們看到的是歷史認識的不斷深化和拓展，是歷史學不息的生命力和強勁的前進步伐。時至今天，新文化史的發展已有差不多四十年的歷史，歷史學自身的新陳代謝已使有學者提出了“超越文化轉向”的呼吁，新文化史作為一個時代也在漸漸落幕。

　　在過去40年間，新文化史所取得的成就毋庸置疑。各個領域的歷史學家都不能避免地受到了這一研究風氣的影響，而主動或被動地加入到了新文化史的潮流之中。至於新文化史中所暴露出的問題，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文化”因素的被過分夸大，一是“文化”概念的被濫用。

　　第一，如新文化史過去所反對的那樣，經濟社會史中唯經濟、社會因素決定論的觀點將文化束之高閣，忽視了同樣具有根本性作用的文化因素在人類歷史進程當中的作用。但一些新文化史研究在對社會史的反動中，矯枉過正由此走上了另一個極端，許多研究給人以唯文化論的印象，社會的、政治的和經濟的因素被一概忽略了。不過，新文化史對經濟社會史的反動更應被理解為一種糾偏和矯正，其要求的是恢復文化在歷史寫作中應有的位置，並不是以消滅社會的考量為前提和目標的，而是去挑戰它們，通過引進不同的歷史研究方法和不同的認識論——來刺激歷史學科。

　　第二，新文化史採用了“文化”寬泛而廣義的內涵，使它可以涵蓋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對各種文化符號象征的解讀和解釋，使新文化史的視野觸及到了各個領域，文化史的多樣性使得一切皆為文化，讓人不得不感嘆還有什麼不是文化，還有什麼領域是文化史所不能涉足的。這種多樣性本身是對社會史時代歷史碎化和靜止化的一種有益的糾正，但在另一個方面，卻又使得文化史缺乏了整體性和統一度，並造成了歷史的另一種碎化及庸俗化，這就是我們在前文中論及的那些形形色色的關注不同對象和內容，甚至是細枝末節的文化史。

　　不同於之前的史學潮流，新文化史在一代人手中開始，也在同一代人手中結束。一眾新文化史家並不待批評者們來宣告新文化史的終結，而是主動地對它進行了檢討和反思。文化的取向大大開闊了歷史學家原本狹隘的眼界，提供了另一個歷史研究的維度，但同時文化史家也在和其他領域的歷史學家一起努力地尋找一個文化和社會之間的平衡點或連接兩者的一座橋梁。新文化史終將為未來的史學發展所超越，今天的史家所要做的是盡可能地使新文化史所取得的成果不致喪失，因為文化史同其他相鄰學科，如經濟史、政治史、思想史、社會史等一樣，共同構成了人類對歷史的總體的探知和認識的一部分，所有的這些研究取向都是平等的，並不存在孰優孰劣、孰先孰后和誰決定誰的關系。新文化史的另一位領軍人物彼得·伯克本人預測了歷史學未來發展的3種可能趨勢：一種可能也許是向傳統文化史學巨擘布克哈特的回歸，這意味著傳統文化史的復興，第二個可能是新文化史的延續，進入到甚至更多的領域﹔第三種可能是針對社會被結構化約到文化的一種反動，也許會出現一種“社會史的復仇”（彼得·伯克語）。

　　新文化史究竟是西方史學長河中的重要篇章，抑或只是曇花一現？現在就要做一個明確的結論也許還為時尚早。不論如何，新文化史的40多年已經大大開闊和豐富我們對歷史的認知和認知方式，不論未來的前景如何，不論新文化史的命運如何，今天的歷史學已經較以往有了更大的進步，我們相信，歷史學前進的腳步不會就此停止，讓我們一起拭目以待。

(來源:中國文化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