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藝術家史行憶魯藝：在陝北窯洞裡辦"文藝沙龍"

2013年03月15日10:55 來源：錢江晚報手機看新聞

老藝術家史行憶魯藝：在陝北窯洞裡辦“文藝沙龍”

1.1940年史行和夫人

1984年9月，鄧穎超在中南海西花廳接見小百花全體演員，左一為史行

　　放眼全中國，延安“魯藝”時的老藝術家還健在的屈指可數，在浙江，有這樣一位“老祖宗”一般的人物。他的一生與文化藝術密切相聯，是新中國革命文藝工作的見証者。這個人，就是史行。

　　採訪史行在一個午后，記者推門進去時，他正在病房裡翻看照片，滿滿一床，那是他的寶貝，是他的青春記憶，更是一代人的青春記憶。

　　2007年3月記者第一次採訪史行時，他紅光滿面聲若洪鐘，思路清晰，是個笑瞇瞇的“文化老頭”。6年之后，當記者再次坐到他面前時，他依舊笑瞇瞇的，不過，因為聲帶小節，聲音有點沙啞，有些往事也已經記不清了。不過當他翻看那些老照片，半個多世紀前的往事，依然浮現出來，比如，在魯藝學習的那些日子。

　　史行是魯迅藝術學院(魯藝)二期學員，也是浙江唯一一個獲得“國家有突出貢獻話劇藝術家”稱號的老藝術家。更多人不知道的是，他還是一位革命者，參加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與抗美援朝。

　　1949年后，當年的魯藝師生從陝北窯洞走向了全國各地，成為新中國文化藝術界的棟梁，我們從這些如雷貫耳的名字中就可以想象當時的盛況：周揚、何其芳、陳荒煤、嚴文井、張庚、周立波、賀綠汀、沙可夫、華君武、公木、馮牧、穆青、賀敬之……

　　對那段歲月，史行的總結是：“延安是世界上最艱苦也是最快樂的地方！”當時吃的小米粥，是發霉的米加萵筍葉子，苦極了，還要開荒、演出，但大家生活得很愉快，有飯吃，有自己喜歡的工作。“搞文藝很開心。”史老說。

　　史行的家庭是名副其實的“藝術之家”。在延安時，他認識了在邊區宣傳隊又演戲又當文化教員的夫人，並結下了一生之緣，他的三個兒子，也都從事文藝工作。孫女史蘭芽，則是一名影視演員。她出演的電視劇《圍城》、《江山》與《魯迅與許廣平》，都深受觀眾喜愛。

　　採訪時，老大和老二一直陪在身邊，時不時地提醒父親：喝口水，休息一下。

　　看著白發蒼蒼的史行豁達樂觀地談延安，談魯藝，談他堅守信念的一生，談浙江的文藝，那種明朗堅強，讓人深深感受到這位97歲老人強大的魅力。本報記者南芳

　　人物名片

　　史行：1916年生，江蘇宜興人。1938年入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學習。194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延安魯藝實驗話劇團導演。建國后，歷任裝甲兵文工團團長，總政治部文工團副團長，浙江省文化局副局長、代局長。創作劇本有：《再上前線》、《信號槍》，導演有《以革命的名義》。2007年獲“國家有突出貢獻話劇藝術家”稱號。

　　他是演員，上中學時，就被在上海中學執教的吳仞之(話劇導演、戲劇教育家、詞人)看中，在他創辦的“上中劇社”裡擔任了主演。

　　他是導演，跟藝術大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前蘇聯戲劇教育家、理論家)的弟子、前蘇聯名導普拉東·烏拉基米爾·列斯裡學習過兩年，歐陽山尊(中國戲劇奠基人、北京人藝創始人之一)是他同學。

　　他是廳長，在他手下，浙江的越劇小百花、金華婺劇名揚全國，歌舞、雜技等文藝團體也欣欣向榮。

　　(以下記者簡稱“記”，史行簡稱“史”)

　　在窯洞裡辦起“文藝沙龍”，當年的魯藝故事，史行講給我們聽

　　他，經歷了一個世紀的文化滄桑

　　【魯藝學員】在窯洞裡辦起“文藝沙龍”

　　周揚、何其芳、陳荒煤、冼星海都是我們的老師，我們那時看的劇是果戈理的《欽差大臣》、契訶夫的《白茶》、《蠢貨》，曹禺的名劇《日出》。

　　記：您是陝甘寧邊區的最高文藝殿堂——魯迅藝術學院(魯藝)的二期學員，學院是在什麼背景下成立的？

　　史：抗戰爆發后，大批淪陷區和大后方的進步青年和文化人奔赴延安。1937年秋，上海救亡演劇第五隊來到延安，這是延安來自大都市的第一個文藝團體，后來毛主席說要辦個學校，培養藝術人才。

　　記：當時的文藝形式是與革命形勢緊密相關的吧？

　　史：對，留蘇出身的戲劇家沙可夫主持起草了《魯迅藝術學院創立緣起》，這份文件至今仍保存在延安革命紀念館，其中有這樣一段話，道出了魯藝創立的初衷：“藝術戲劇、音樂、美術等是宣傳鼓動與組織群眾有力的武器。藝術工作者是目前抗戰不可缺少的力量。”

　　記：您還記得那時魯藝是什麼樣子嗎？

　　史：在學校大門口，挂著一塊長條的大木牌子，上邊寫著“魯迅藝術學院”幾個黑色大字。這是毛主席親筆書寫的。大門裡面，矗立著一座巍峨的可容五六百人的教堂，教堂裡面有一個台子，后來成了我們演出中外名劇的舞台。

　　記：您還記得魯藝的同學、老師嗎？

　　史：當時魯藝的老師周揚、何其芳、陳荒煤、冼星海等，大都在大城市有過很好的生活歷練與文化熏陶，接受過正規的高等教育，有的還留學國外多年，他們把外面的世界帶到陝北的窯洞裡。我們還辦起了洋味十足的“文藝沙龍”，曾擔任文學系主任的詩人蕭三用俄語朗誦普希金的長詩，而何其芳總是用很重的川東腔朗讀，自然親切。

　　記：說起魯藝，就自然會說到大名鼎鼎的“延安文藝座談會”，您能回憶當時的情景嗎？

　　史：毛主席講話時，我去外地開會了，回來后，我好好地學習了講話，在講話中提出了文藝為什麼人服務和如何服務的問題，他號召“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到火熱的斗爭中去。”隨后，魯藝人走出了象牙塔，從民間文藝、陝北民歌中汲取營養，豐富自己的創作，我導演的歌劇《白毛女》，當時很流行，就是在這個時期完成的。

　　【話劇導演】拆了蚊帳做陳白露的紗衣

　　以前一些傳統的戲劇曲目，布景都很簡單，就是一桌兩椅，而其他的舞台美術，都存在於演員的身上。這才叫傳統。戲曲可以發展，但要繼承傳統。

　　記：看過您的戲的人，都說您的導演風格，很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味道？

　　史：解放后，當時蘇聯派了許多專家，援助中國各方面的建設。我跟蘇聯名導普拉東·烏拉基米爾·列斯裡學過兩年，當時跟我一起的還有阿甲、歐陽山尊。他的教學方法有別於國內一般的教學方式，很有特色：每天布置作業，即創作任務，第二天上課要求學生在舞台上表演。

　　記：那段學習，給您留下很深的印象？

　　史：學藝的日子很辛苦，老師很凶，要求很嚴格，有時甚至會嚴詞相斥。才三十多歲，我頭發就白了。不過，教授的都是一些基本功，比如如何與演員交流，如何啟發演員等，對我以后影響很大。

　　記：《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出來后，對您的藝術創作是否有很大的影響？

　　史：嗯，那是抗戰時，我們給老百姓演《日出》，把好一點的蚊帳拆了做陳白露的紗衣，可這種生活，當地百姓根本就沒聽說過﹔演莎士比亞的戲，王子穿著緊身的棉毛褲上場，老百姓接受不了：這什麼啊？好像光屁股似的。

　　那怎麼辦？改啊！老百姓看不懂話劇，那我們就要學秧歌，學地方戲。就像《講話》中說的，文藝，首先要面向人民群眾。后來，秧歌隊就出來了，百姓特別喜歡，我自己也上街扭過秧歌。

　　記：聽說您有一次看戲，因為布景根本稱不上“藝術”，上前“訓斥”了當時從北京重金聘請的導演？

　　史：嗯，導演為了制造逼真的效果，在舞台上鋪了一塊塑料布，並在上面倒滿水，而演員就在上面表演。不一會，演員的服裝就全濕了，形象全無，這還是藝術嗎？

　　【文化官員】推出小百花，打造浙江越劇

　　“文革”以后，越劇人才青黃不接，有“四個花旦兩百歲，三個老生兩顆牙”的說法，我提出抓一個團，來帶動全省劇團。就是后來的浙江小百花越劇團。

　　記：當了20多年浙江省文化廳領導，您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麼？

　　史：“文革”以后，越劇很快得到復蘇。1981年全國越劇團恢復到130多個。在這個時期，上海及其他省的越劇相對來講影響較小，而浙江的越劇卻有劇團數量上、人才資源上的優勢。我來杭州之后，領導給的任務是把越劇搞上去。

　　記：當時越劇人才青黃不接，有“四個花旦兩百歲，三個老生兩顆牙”這個說法，您壓力很大吧？

　　史：對，我提出抓一個團，來帶動全省劇團，當時有很多不同意見。1983年，剛好有一個機會，要帶越劇去香港演出，我就借機搞了一個“小百花”匯演，一部《五女拜壽》打響了頭炮，受到了香港觀眾的熱烈歡迎，結果出了茅威濤、何英等人，也在越劇史上寫下了輝煌的一頁。這些演員當時大部分是十七八歲的小姑娘，形象靚麗。回來后，這些人組了一個團，就是現在的浙江小百花越劇團。

　　在去香港之前，我們請了編劇顧錫東、導演張俊生、作曲胡夢橋、昆曲名家汪世瑜等江浙滬戲曲的中堅力量，輔導她們整整一年。

　　記：那次匯演，可以說是最早的選秀吧？當時，茅威濤、董柯娣等人都是下面劇團的台柱子，這個問題您是怎麼解決的？

　　史：茅威濤當時是桐鄉越劇團的，來了之后，桐鄉來要人，我們沒有放人，直到現在茅威濤還老跟我開玩笑：“史爺爺，要是沒有你，我就沒有今天。”

　　記：您在任時，有一批名演員，蓋叫天、周傳瑛、王傳淞個個都很有個性，您怎麼跟他們相處？

　　史：我搞藝術出身，懂藝術，知道演員的重要性，我抓了越劇，也沒有放鬆對昆曲、京劇的培養。我請人把王傳淞、周傳瑛等人的表演拍下來，制作成碟片《南昆一脈》，用於學習。

　　記：1962年，您帶婺劇晉京，原定隻演出半個月，因演出轟動而在京連演一個多月，鄭蘭香、吳光煜也因此一舉成名，您能談談當時的情景嗎？

　　史：婺劇好看，武戲精彩，有特點，那次晉京演出，主要的上演劇目是亂彈大戲《三請梨花》與《雙陽公主》，灘簧小戲《牡丹對課》、《僧尼會》與《斷橋》等。剛開始，北京的觀眾看到宣傳單都不知“婺”這個字念什麼，演出完了，大家就記住浙江的婺劇了。后來，周總理還指定演這幾出戲招待當時的朝鮮領導人金日成。

　　有些影視劇太不尊重歷史了

　　“文脈”做到現在，史老是最高齡的一位，所以有特別豐富的人生故事，我們被這段有如傳奇的內容深深吸引。

　　史行的一生充滿傳奇。

　　他出生在一個地主家庭(當然后來，他總是跟大家說，咦，就一個落魄的地主)，生活優渥，上小學時，他就經常一個蟹黃包子就著一碗鴨湯當一餐，以至於現在他不吃包子，因為看到包子就膩。

　　用現在的眼光來看，他好歹也算個“富二代”，可他就這麼干上了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