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張暉：知識分子如何堅守那份清冷？

　　【一種追思】

　　編者按 年僅36歲的年輕學者張暉的去世，讓學術界產生了不小的震蕩。有人為其早逝惋惜，也有人感受到坐在學問的冷板凳上那份淒苦和悲涼。我們難道真的處在一個學術的“末法時代”嗎？知識分子又該如何堅守那份清冷？

　　張暉

　　（1977.11.14-2013.3.15）青年學者，上海祟明人，香港科技大學中文系博士、台灣“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后，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主要著作有《龍榆生先生年譜》、《詩史》，編有《龍榆生全集》

　　3月15日清早7:49，張暉夫人張霖從北京打來電話。她哽咽著告訴我：張暉快不行了。挂上電話我仍然腦中一片空白。在飛往北京的一萬米高空，我遮住臉，任眼淚簌簌落下來。

　　我認識張暉已有二十一年。兩人同歲、1992年夏考入同一所高中、同班、同樣住讀、且是前后桌（雖然是隔壁宿舍）。因為平常沉默寡言，他常予人冷峻木訥的印象。但熟知他的人都清楚，他其實極易相處。高一下半學期開始，他沉迷於《紅樓夢》，為此極力搜羅紅學著作﹔對錢鐘書《談藝錄》和《管錐編》的研讀大略也始於此時。高考結束，他去了南京大學中文系，我則被調檔去廈門大學讀廣告。

　　他進南京大學時正逢第一期文科強化班，文史哲打通來教，教授們極為重視。第一堂課程千帆、周勛初、卞孝萱、張宏生、張伯偉、莫礪鋒等各位先生一一登台自我介紹，昔日在書刊上隻見其名的海內著名學者，一旦都在眼前。

　　他大一時對紅學的興趣仍未減退，因為他最初給郭豫適、吳小如先生寫信，所問都是紅學相關的問題。“今日又收到郭豫適先生信，見到了前輩學者謙虛的胸懷，極感動。弟亦要求上進”（1996.3來函）。

　　大二時因“得龍榆生氏主編之《詞學季刊》一套，花四百圓方始買下”（1996.10來函），他已開始醞釀為龍榆生編撰一部年譜。到大三將盡，他編撰的年譜終於大抵完工，寄給吳小如先生后，與他通函多次的吳先生此時才第一次知道原來這是他大三的學年論文，“我不禁驚詫，以這部《年譜》的功力而論，我看即使此日其他名牌大學的博士論文也未必能達到這個水平。甚至有些但務空談、不求實學的所謂中年學者也寫不出來，因為當前中、青年人很少能耐得住這種枯燥與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吳先生的這段評語使許多人都知道了張暉這個名字。到2001年這部年譜終於脫稿出版，成為他的第一部代表作。

　　不過這部年譜的寫作也使他越發感受到生活的壓力，“大批書無法借閱，隻能自己購買，經濟上不堪重負。學問須金錢鋪路，誠多體悟矣”（1998.3來函），以至“七月弟亦擬實習，生存壓力極大。弟家中經濟狀況大不如前（其父已辭職）……為之苦惱已久，胸中仍無主張……若放棄學術，就此工作，則弟真有所不願。然置身塵網，有何可言。”（1998.5來函）

　　1998年夏天，他開始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實習。那時他第一次經歷了幻滅：一位審稿的老專家去世，而生前所借一些宋元善本皆不見蹤影，他遺孀卻說：“真是找不到，否則對我們來說也沒什麼用。”他說宋元善本，學人目為無價之寶，但常人看來，不過是些帶洞的舊書罷了，值什麼？他說，想到這裡心裡常一片空空，不知所學究竟何用。

　　話是這麼說，他實際上從未停止求學的腳步，實習時仍不斷搜集龍榆生資料。到8月，他接到張宏生先生來函，問及“不知你是否有意續讀研究生，我願意做你的導師”，他感動之余大為寬慰。不過他不斷質疑的剛直脾氣並無改變，返回南京讀研一時，在年底系裡的一次碩士與博士后的交流會上，“弟問他們有無覺得做學問沒有意義﹔假使有意義，你們認為是什麼意義？支吾一片，沒有人能回答。現在搞學問的更多是渣子，非但不思考人性、現實問題，就連論文也寫不好，隻知道要求待遇如何如何，極為看不慣！”（1999.12來函）

　　他研一快結束時，來信說決定有機會去香港繼續讀博士，兩年后，這終於成為事實。

　　有次我和他說：“你說花這麼大精力，如獅子搏兔，可有多少人會認可、珍視？”他說：“你是覺得我關注的都比較冷是吧？可是冷板凳總得有人要去坐。我有時覺得這是個末法時代，可是你要好好做，把東西留下來，要相信會有人看得見，即便只是非常幽暗的光。”

　　□維舟（青年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