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史鐵生和他死不掉的部分

　　◎ 陳先發

　　在清明節前后談談逝者，這些年對我來說，已是逼近本能的習慣了。這回想說說史鐵生。前一段有個歐洲學者問我：史的文字，從哲思角度觀察，算不上有什麼深刻的洞見，對他所在時代真相的揭示也談不上振聾發聵，為何他能獲得幾乎可說是超拔的巨大聲望？有讀者對他個人際遇尤其是對他重病的同情在內？我對他說：以同情這個詞加於史鐵生這樣的作家，未免是件殘忍的事。對我這樣的讀者而言……可能佔讀者的多數……史，雖然逝去，他身上卻有著“死不掉的部分”，即他與這個時代趣味的決然對立、與時代風習的遠離，這種對立與遠離中有著正在中國快速復蘇的最基礎的人性力量。紀念史鐵生，事實上也是在紀念我們自己身上的缺口……屬於同一性質的，還有逝去的詩人昌耀、海子。

　　我隻在京城一次聚會中見過史鐵生一次，除了禮節性的寒暄，連次深談也沒有。知道他生於1951年，在1972年即不幸癱瘓：這可算是一個人生命力最為勃發的年齡，他自己說是“最狂妄的年齡”。后來又身患尿毒症，需要靠透析來維持生命：每周3次的透析，1000多次針刺，讓他的血管變成了恐怖的蚯蚓狀。在這樣循環往復的病痛折磨中，他寫出了幾乎每個中學以上學生都耳熟能詳的《我遙遠的清平灣》、《我與地壇》、《病隙碎筆》、《務虛筆記》等杰作。

　　自上個世紀80年代初至逝世前的近30年，史鐵生創造力最為盛熾的這段時間，正是中國文壇最為浮躁喧嘩的時期。這個時期的特點之一，就是過度趣味化與過分熱鬧，各路人馬高舉先鋒派的旗幟，展開對修辭術和新表現手段的瘋狂追逐——我們可以從兩面來觀察這一現象：一是它確實有助於擺脫長期以來文學作為意識形態附庸角色的努力，迅速恢復文學自身的獨立性﹔二是那個時代的文學努力過度地陷於“趣味”“修辭”等事物“表層的泥潭”，各種玩世不恭、各種油腔滑調，真正內省的聲音很稀少。史鐵生的文字本質，我覺得可用端方、干枯、自我質疑與詰問、兼具東方文化神秘的本性這些來描述，他以這些對應、對抗著時代，確屬獨具一格的一類。讓我們看到那個時期翻滾的泡沫中，在水下坐著這麼個安靜的人。

　　他在文字中構筑的“他者”身份也與時代漫溢的自得形成觀照。比如他寫道：“我是史鐵生——很小的時候我就覺得這話有點怪，好像我除了是我還可以是別的什麼。這感覺一直不能消滅，獨處時尤為揮之不去，終於想懂：史鐵生是別人眼中的我，我並非全是史鐵生。多數情況下，我被史鐵生減化和美化著。減化在所難免。美化或出於他人的善意，或出於我的偽裝，還可能出於某種文體的積習——中國人喜愛贊歌。因而史鐵生以外，還有著更為豐富、更為混沌的我。這樣的我，連我也常看他是個謎團。我肯定他在，但要把他全部捉拿歸案卻非易事。總之，他遠非坐在輪椅上、邊緣清晰齊整的那一個中年男人。白晝有一種魔力，常使人為了一個姓名的牽挂而拘謹、猶豫，甚至於慌不擇路。一俟白晝的魔法遁去，夜的自由到來，姓名脫落為一張扁平的畫皮，剩下的東西才漸漸與我重合，雖似朦朧縹緲了，卻真實起來。”這段長長引語已無須我去闡釋，它鞏固著我對他的基本印象：他是一個杰出的旁觀者。

　　讀他的“遙遠的清平灣”，我時而覺得他並非處在光怪陸離的現實中去寫清平灣，是他本來就在那兒，就在“別處”。此在的殘缺証實著彼在的完美……這也可能是他的病給他帶來的很大的啟示。讀過他作品會有這樣的感受：一個人的病對應著時代的病。他雙腿殘疾、雙腎衰竭，然而他文字的氣息如此清新充沛、元氣激蕩，與之形成比照的是，這個時代是中國

　　歷史中物質積累最為迅疾的時期，然而它的病或已直入膏肓。我曾在一篇短文中提到：對身體而言，他的病是一次偉大的提問，而需要答案才能活下來的，不是他而恰是我們。我們內心的分裂讓我們在談論他時，總一直看到兩個史鐵生——身體的與精神的——在糾纏，在對抗。也或許隻有少數人才能體會他是如此的統一與完整。

　　我以很喜歡的這段話來紀念他：“如果還有什麼別的眼睛，盡可都排在他面前，總之這是最后的眼睛，是對白晝表示懷疑而對黑夜素有期盼的眼睛。這樣的寫作或這樣的眼睛，不看重成品，看重的是受造之中的那縷游魂，看重那游魂之種種可能的去向，看重那徘徊所攜帶的消息。因為，在這樣的消息裡，才能看清一個人，一個猶豫、困惑的人，一個受造者﹔比如說我才有可能看看史鐵生到底是什麼，並由此對他的未來保持住興趣和信心。”

　　史鐵生

　　（1951年1月4日—2010年12月31日）原籍河北涿縣，1951年出生於北京，1967年畢業於清華大學附屬中學，1969年去延安一帶插隊。因雙腿癱瘓於1972年回到北京。自稱是“職業是生病，業余在寫作”。2002年獲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杰出成就獎。曾任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北京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殘疾人協會評議委員會委員。

(來源:深圳特區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