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乃珊病逝 憶近20年上海文學:七路滬軍成一股

文學滬軍 　　張芳曼制圖

　　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上海一地的文學無疑是“新時期文學”重要組成部分，先后涌現出白樺、宗福先、沙葉新、俞天白、趙長天、孫?、王安憶、陳村、趙麗宏、程乃珊、葉辛、陸星兒、盧新華、周惟波、王小鷹、王曉玉、彭瑞高、王周生、殷惠芬、沈善增等一大批重要作家，他們都有長期生活積累和文字磨練，取材廣博，小說、詩歌、話劇、散文幾乎無體不備，積極參與並極大地豐富了“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知青小說”、“改革文學”、“文化尋根小說”等排闥而來而又頻繁更迭的新時期文學主潮。

　　80年代中期以后，上海作家在先鋒戲劇、先鋒詩歌和先鋒小說浪潮中不甘落后，張獻、羅懷臻、趙耀明等戲劇家，宋琳、陳東東、王寅等詩人，孫甘露、格非、阮海彪、金宇澄、孫建成等小說家競相登場，俱懷利器，各顯神通。

　　這兩批作家或是“知青”，或是稍晚於“知青”的“60后”，大多目前仍很活躍，相當長時間裡一直是“上海文學”的中堅。

　　90年代“新寫實”、“新都市文學”、“新狀態小說”、“新歷史小說”、“新生代文學”崛起，一批生在上海或從外地來上海定居的“60后”、“70后”作家趁勢登場，其中陳丹燕的上海懷舊系列，唐穎的新麗人小說及其后來反映東南亞華人生活的作品，西?對新都市青年偶合場景的描摹，張旻對城郊中學師生朦朧情愛的揣摩，夏商對數代浦東人生活變遷的孤獨追蹤，衛慧、棉棉不遵矩度的欲望叫喊，與之相對的潘向黎、南妮（楊曉暉）、龔靜等並非刻意的溫潤雅潔，丁麗英、張生、海力洪、須蘭等在先鋒派小說漸趨式微時的勉力堅持，包括新世紀初突然躍上文壇、大器晚成的裡程（程永新）對六七十年代上海城區及郊區農場生活的追憶，都面目清晰，各有創獲。他們沒有前兩批作家曾經享有的“新時期文學”的體制依托，比起網絡上異軍突起的“80后”、“90后”，又來得早了點，沒有充分接受更加成熟的文化市場的篩選與檢驗，但他們中間大多數堅持寫作，並順利匯入新世紀文學的潮流。

　　90年代后期和新世紀，上海迎來了新一輪移民潮，這座城市的全國化和國際化也不斷刷新其文學版圖。隻有到這時，才能更加看清“文學滬軍”的人員構成。

　　首先是“滬生作家”。從“知青族”葉辛、王安憶、陳村、金宇澄到“60年代”孫甘露、張旻、裡程、西?、夏商、丁麗英、談瀛洲（談崢）、王宏圖、龔靜、陸梅，直至“70后”、“80后”薛舒、須蘭、滕肖瀾、韓寒、凌寒、蘇德、蔡駿、那多、小白、任曉雯、周嘉寧、徐敏霞等，這些生在上海、說上海話、能採用上海方言、有上海生活經驗可以依托的作家，迄今仍是“上海作家”主干。

　　其次是馬原、褚水敖、張生、海力洪、寒山子（王月瑞）、路內等原本生活在外地、在外地開始寫作成名、因工作和家庭關系而定居上海的“來滬作家”。和“來滬作家”相近的還有“留滬作家”，就是一大批更加年輕的在上海或外地高校讀書、畢業后留在上海的作家如葛紅兵、毛尖、衛慧、郭敬明、劉軼、甫躍輝等。這兩類作家絕大多數沒有早年的上海生活記憶，到目前為止也較少以移民上海后的生活為素材來寫作，他們和生活在外地而作品主要由上海雜志和出版社推出甚至最先獲得上海評論界關注的“投滬作家”起初並無兩樣，差別只是后來畢竟融入了上海，上海生活在他們今后創作中的影響或許會大於僅僅瞄准《上海文學》、《收獲》、《萌芽》、《文學報》、《文匯報·筆會》、《解放日報·朝華》和上海文藝出版社等出版機構“投稿”的數量龐大、人員構成龐雜、和上海關系比較疏遠的“投滬作家”。

　　上海是僅次於北京的經濟文化中心，對全國作家吸引力很強。近年來上海作協和復旦、華師大、上大等綜合性大學舉辦的各類文學研討會、各種規格的作家班和簽約作家計劃，迅速拉近了“投滬作家”與上海的關系。作為國際大都市，上海近來又十分重視“上海寫作計劃”等國際作家交流項目，乃至建立相對穩定的“外國駐市作家”體制，許多外國作家短期入駐上海，和同樣短期來上海居住、學習的國內作家一道，構成了不同於過去“投滬作家”的“過滬作家”群體。短暫而印象深刻的上海生活經驗必將給他們今后的寫作增添一種抹不去的上海元素。

　　此外還有兩類和上海密切相關的“交叉跑動”的作家群，一是生在上海，或在上海開始寫作並成名，之后離開上海去外地或遠赴海外的“去滬作家”，如去香港的程乃珊，去澳洲的黃惟群等，去美國的薛海翔、李劼、裘小龍、西?、衛慧，去加拿大的張翎，去英國的棉棉，去北京的格非、李洱、趙波、安妮寶貝，去美國轉台灣的楊小濱。另一類是“返滬作家”，即結束了長期海外生活又回到上海的上海籍作家如木心、陳丹青、盧新華、貝拉（返自北美）、劉觀?（返自澳洲）、李笠（返自瑞典）等。這兩類作家，或者為上海文學注入新血液，或者將某種上海文學的因素帶向外地和域外，強化了上海文學與外地和域外文學的交流。

　　有了“滬生作家”之外其他六類作家，“文學滬軍”以往清一色由“在上海的上海人”組成的格局徹底改變。上海文學的素質取決於作家隊伍構成，而上海作家隊伍在新世紀這種聚集與離散交錯的動態格局，是深入觀察其人員構成時必須注意的特征。

　　2010年，上海作協和文化發展基金會隆重推出由眾多學者參與策劃的131卷《海上文學百家文庫》，19世紀初至20世紀中葉100多名與上海有關的近現代重要作家網羅無遺，主編徐俊西這樣解釋文庫的核心理念與收錄標准：“主要不以作者的出生地域為界，而是視其是否通過這樣那樣的方式參與了上海文學事業的共建共榮，並獲得重要的文學成就為取舍”，這個較寬泛的上海作家概念大致相當於本文所討論的“文學滬軍”的上述七類，當下上海文學與近現代文學的歷史延續，由此也可見一斑。

　　新時期以來，上海的文學批評一直享譽全國，上海批評家的職責並非專門研究上海文學，但同在一城，許多批評家還是實際參與、推動了各時期上海文學創作進程，這已廣為人知。值得特別一提的是，近年來上海許多學者和批評家也紛紛開始創作，如俄羅斯文學專家王智量的長篇小說，英美文學專家談瀛洲的短篇小說、話劇和散文，現當代文學、比較文學和文藝學專業的毛尖、楊劍龍、王宏圖、朱志榮、葛紅兵、吳禮權等的電影和文化時評、中長篇小說和歷史小說，雖然參差不齊，但也不乏可圈可點之處。近年推出的老學者吳中杰的《海上學人》、《復旦往事》，吳亮的《夭折的記憶》（包括《八十年代瑣記》和《九十年代小紀事》兩部分）、《我的羅陀斯——上海七十年代》，陳思和的《1966—1970：暗淡歲月》，繼“文化大散文”之后，從紀實和回憶錄角度極大地豐富了“學者散文”的內涵。

　　專家學者后一類非小說創作及其文情並茂的文學批評論著，包括以他們為主的一班舊體詩愛好者的詩作，都提醒當代中國文學讀者和作者，小說並非文學的全部，中國文學未來的發展可能還是要多種文體並重，小說一超獨霸、一枝獨秀，並非“從來如此”，也不必“永遠如此”。

　　從“文學滬軍”的代際更迭看，上海文學的優勢在於能及時而敏銳地呼應中國文學的整體推進。幾乎每次新的文學浪潮起來，都能看到上海作家的身影。最初將每次文學浪潮推到極致的作家來自上海的並不多，但90年代中期以后和新世紀，這種現象有了顯著改變。余秋雨的“文化大散文”，西?、衛慧等新都市小說，金宇澄的新滬語小說，包括《萌芽》“新概念作文”推出的“80后”、“90后”作家群，以及類似三四十年代的小報小品和以韓寒為代表的微博，跟此前王安憶的知青/女性小說、孫甘露的先鋒小說一樣，不管學術批評界目前如何見仁見智，褒貶不一，但他們將某一文體和某一種題材類型推向極致的努力，還是有目共睹的。

　　可能因為上海都市生活流動性太大，不利於情感認識的積澱，上海文學也有不足：流動有余而不夠沉穩，尖新有余而不夠寬厚（也不敢或不能走向真正的尖利深刻），爆發力有余而持久性不足，開放性有余而內斂性欠缺，滑稽感有余卻還夠不上幽默，分寸感和功利意識有余但難見不計利害、揮洒通透的赤子之心。另外，如何協調上海文學一直沉溺其中的“懷舊風”與一直不夠潑辣爽快的對當下都市生活的直面和介入，如何處理上海地域/方言文化與現代漢語共同書面語、民族性與世界性的關系，這在全國化與地區化、全球化與本地化業已取得某種均勢的新世紀，在都市生活漸趨穩定似乎已不再新奇的當下，越來越成為擺在上海作家面前、值得認真思考的問題。

　　思考上述問題，也就是思考如何突破上海文學的“瓶頸”。這除了提高作家的主體性和自覺性，忠實於生活感受，積極汲取外地和外國文學養料，並無特別法寶。現在批評界對上海作家代際分化可以說得清楚，卻並不容易辨明每一代內部不同作家的特點與潛力。少數作家可能挺然特出，大多仍然如錐處囊中，並未露出真容。

　　文學史不是錄鬼簿，文學批評也非功名榜，這時代的上海文學所要期待的，還是具有天馬行空的大精神、巨人安泰那樣熱情擁抱人生的真正優秀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