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正說"紀曉嵐：他對《聊齋》的詬病實屬誤讀

漫畫：李楚翹

◎ 古 耜

　　摘要

　　魯迅是中國小說史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者。對於不少通俗的和文言的古典小說，早年的魯迅都下過一番搜求、輯佚、校訂和文本揣摩的功夫。紀曉嵐的《閱微》在文言小說史上廣有影響，自然是魯迅重點關注和悉心研究的對象，因此，魯迅對紀曉嵐更多更直接的“正說”，是透過品評《閱微》來完成的。

　　近年來，常從電視上看到一個博雅、幽默、妙語連珠的紀曉嵐，因為知道其中包含了太多的“戲說”，所以每當這時，便禁不住想起魯迅有關紀曉嵐的那一番“正說”。在我看來，時至大眾狂歡的今天，對於紀曉嵐其人，做點好玩的“戲說”固然無可非議﹔而重溫一下魯迅嚴肅的“正說”也不算多余。因為后者不僅把一個更為豐富、深邃，也更接近歷史真實的紀曉嵐展現給了世人，而且還在有關紀曉嵐的解讀中折射出屬於魯迅的社會洞察、學術評價和審美眼光，即一種足以啟迪現代人的獨特的精神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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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一些文人的高度贊美截然相反，魯迅對於由皇帝下令編纂的《四庫全書》，很是不以為然。他的《病后雜談之余》這樣寫道：“ 乾隆朝的纂修《四庫全書》，是許多人頌之為一代之盛業的，但他們卻不但搗亂了古書的格式，還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內廷，還頒之文風較盛之處，使天下士子閱讀，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的作者裡面，也曾經有過很有些骨氣的人。”接下來，魯迅概而言之：“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變亂舊式，刪改原文。”於是，清人的行為和“明人好刻古書”、“今人標點古書”一起，成為魯迅筆下古書命運的“三大厄”。對照《四庫全書》的編纂過程，應當承認，魯迅的說法並非危言聳聽，而是確實道出了某種歷史真實。據安平秋、章培恆主編的《中國禁書大觀》介紹：乾隆敕命編纂《四庫全書》的根本目的，在於剿滅一切不利於清王朝統治的思想和言論。為此，他多次詔諭督撫學政和四庫館臣，層層細查自各地征集而來的圖書，一旦發現其中有“毀譽任意，傳聞異辭”的現象或“抵觸本朝之語”，立即予以“抽毀”或“全毀”。據不完全統計，從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下詔征書，到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復查完畢，為編纂《四庫全書》而被全毀的書籍達2453種，被抽毀的書籍達402種，分別佔全書收入書籍3470種的四分之三和八分之一弱。這是何等驚人的數字，對古書而言，果真無異於一場災難與浩劫！唯其如此，竊以為，魯迅對《四庫全書》的評價，雖然不能說十分全面周到，但卻無疑擊中了其要害性的瘡疤和軟肋。而支撐著這種評價的，則是魯迅一貫的精神風骨：對皇權專制和虛偽的無情揭露與嚴厲鞭撻，對世間一切“瞞和騙”行為與言論的深惡痛絕，窮追猛打。

　　魯迅猛烈抨擊《四庫全書》編纂中的“毀書”現象，不過其鋒芒所指，始終是作為最高統治者和決策者的乾隆皇帝﹔而對於紀曉嵐，並不曾加以訾議和追究。如他的《中國小說史略》在談到紀曉嵐與《四庫全書》的關系時，就只是心平氣和地客觀介紹：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綰書局者十三年。一生精力，悉注於《四庫提要》及《目錄》中，故他撰著甚少。”而魯迅之所以要將紀曉嵐從“毀書”劫難的責任人中剝離出來，當然不是基於個人好惡的“為賢者諱”，而是因為他太了解清代的社會氛圍、文化政策和朝廷的規則與潛規則了——在編纂《四庫全書》的過程中，紀曉嵐雖有總纂官之名，但實際上不過是一個高級打工仔，不僅取舍標准、生殺決斷乃至行文立意，都必須無條件地遵循和體現乾隆的旨意，而且有些時候，還不得不假裝愚鈍，自留破綻，上呈御覽，以甘受申斥乃至罰俸為代價，讓乾隆找到“高人一籌”的感覺。用孫犁的話說就是“投其所好”，借助“這樣的自屈自卑，以增強統治者的自尊自是感”（《關於紀昀的通信》）。在這種情況下，若將紀曉嵐歸入“毀書”黨，不單單是冤枉了紀氏本人，而且還在無形中為皇帝減輕了罪責。魯迅當然不會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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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迅是中國小說史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者。對於不少通俗的和文言的古典小說，早年的魯迅都下過一番搜求、輯佚、校訂和文本揣摩的功夫。紀曉嵐的《閱微》在文言小說史上廣有影響，自然是魯迅重點關注和悉心研究的對象，因此，魯迅對紀曉嵐更多更直接的“正說”，是透過品評《閱微》來完成的。

　　在魯迅看來，一部《閱微》獨具匠心，別有追求，用非常個性化的文體營造和語言表達，開辟了文言小說的新路徑與新氣象，是不乏小說史和文學史意義的。

　　第一，對於《閱微》不宜用今天一般的小說標准來衡量，它行文的“偏於議論”，如果放在更為開闊的文學乃至文章空間裡加以審視，自有其特殊的文本價值和社會意義。

　　《閱微》甫一面世，曾獲得不少擁躉和贊賞。然而，歷史進入現代，西體小說逐漸佔據文壇正宗地位，其相應的趣味、理念亦隨之成為衡量小說作品優劣高下的新的圭臬與准繩。在這種情況下，針對《閱微》的負面評價多了起來。這當中極重要的一條便是，作為小說，《閱微》說理和議論太多，以致降低了自身的文學性。如郭箴一的《中國小說史》認為：《閱微》“過偏於議論，且其目的為求有益人心，已失去了文學的意義”。而張兵、聶付生在不久前推出的《中國小說史略疏識》中仍寫道：“《聊齋志異》以文勝，《閱微草堂筆記》以理勝，兩者本各有所長。以審美衡之，說理見長的《閱微草堂筆記》終隔一層。”魯迅撰寫中國小說史論著時，上述說法尚未出現，不過，由於他太熟悉文學和文體學，所以對《閱微》未來的接受命運以及它有可能遭遇詬病的地方，似乎已有所察覺和預料，為此，他選擇另一種思路和角度，來談該書的“偏於議論”。

　　魯迅指出：一部《閱微》之所以“過偏於議論，蓋不安於僅為小說，更欲有益人心。”這就是說，在魯迅眼裡，紀曉嵐撰寫《閱微》，盡管自謂“姑以消遣歲月而已”，但實際上從一開始，就沒有滿足於獵奇狐鬼和游戲筆墨，而是自設了另一種嚴肅和高遠的追求：文以載道，化育人心。即紀氏所謂：“街談巷議，或有意於勸懲”﹔“不敢妄擬前修，然大旨期不乖於風教”。可以設想，當這樣的追求成為著書的出發點和歸宿點，其行文的“偏於議論”便成了近乎必然的事情。

　　毋庸諱言，在現代小說注重人物和強調形象的語境裡，作家熱衷於發議論，講道理，並非明智和恰當的選擇﹔同時過於峻急和功利的耳提面命，也容易導致作品內容的膚淺和直露。但是，現代小說的這種經驗和規律並不能通約古代文言小說。后者嫁接整合史傳、寓言、考辨、筆談、雜俎等諸多元素而成的林林總總、五花八門的文體形態，實際上更接近今天的散文、小品或雜文。這決定了其作品不可能以塑造人物、描繪形象為唯一和最高任務，而是呈現出繽紛、復雜和多元的取向。其中大的旨趣雖迥異於經史，但在筆墨揮洒之間辨善惡，明人倫，寓勸懲，化人心，仍是一種或隱或顯、相對穩定的精神色調。應當承認，文言小說這種最終對應著儒家文化大背景的價值追求，迄今仍有積極合理的因子，我們不能一概否定。唯其如此，后人評價《閱微》的“偏於議論”，與其依據現代小說的種種圭臬作方枘圓鑿的褒貶，不如將其置於更為寬泛的古代散文和文章世界加以考察，看它究竟收獲了怎樣的傳播效果。魯迅正是這樣做的。這時，他發現《閱微》的議論獨具魅力：“故凡測鬼神之情狀，發人間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見者，雋思妙語，時足解頤。間雜考辨，亦有灼見。敘述復雍容淡雅。天趣盎然。”魯迅的這段評價華美凝練，言簡意賅。它不僅生動概括了《閱微》敘事的睿智風度和語言的理趣之美﹔而且在文學史研究的眼界和方法層面另辟蹊徑，給后人留下了深深的啟迪。

　　第二，一部《閱微》將作家既定的文體選擇化作成功的藝術實踐，其敘事筆墨平淡簡約，質朴自然，遠離雕琢、浮艷與鋪排，故而風格獨到，魅力沛然。

　　《閱微》達到了較高的藝術水准，這對於紀曉嵐來說，固然是才情與靈智的顯露，但更重要的，還是他從豐厚的學養和開闊的視野出發，抓住文學的脈絡與現象，自覺揚棄和積極探索的結果。關於這點，紀氏曾結合對《聊齋》的分析評價，留下過坦率而詳細的夫子自道：“《聊齋志異》盛行一時，然才子之筆，非著書者之筆也，虞初以下天寶以上古書多佚矣。其可見完帙者，劉敬叔《異苑》、陶潛《續搜神記》，小說類也，《飛燕外傳》、《會真記》，傳記類也。《太平廣記》事以類聚，故可並收。今一書而兼二體，所未解也。小說既述見聞，即屬敘事，不比戲場關目，隨意裝點。……今燕昵之詞，媟狎之態，細微曲折，摹繪如聲。使出自言，似無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則何從而聞見之，又所未解也。”（盛時彥《姑妄聽之·跋》）在這段話裡，紀曉嵐指出了《聊齋》的兩點失誤：一是讓重在紀實的六朝小說和重在虛構的唐代傳奇並存於一身，破壞了文體的純粹性和統一性﹔二是既然不是自敘之文，卻又將兩性情態寫得栩栩如生，有如作者身臨其境，這不合事理。正因為如此，紀氏寫《閱微》走的是遠離“隨意裝點”，專記“如是我聞”，即避開“才子之筆”而恪守“著書者之筆”的路子。用其門人盛時彥的話說就是：“迭矩重規，毫厘不失，灼然與才子之筆，分路而揚鑣。”

　　面對紀曉嵐的這一番苦心，深諳古代文言小說沿革流變和文體差異的魯迅，自有敏銳而清晰的洞察。為此，他在自己的小說史論著裡一再指出：《閱微》“雖‘聊以遣日’之書，而立法甚嚴。舉其體要，則在尚質黜華，追蹤晉、宋。”《閱微》“完全模仿六朝，尚質黜華，敘述簡古，力避唐人的做法。”質之以《閱微》的文本實際，應當承認，魯迅的觀點高屋建瓴，要言不煩，不僅沿著文言小說的發展線索，道出了《閱微》規避唐人，遠接六朝，返祖晉、宋而又自出機杼的定位與追求，而且從整體風格的層面肯定了《閱微》“尚質黜華”的藝術特點與成就，即為文平淡簡約，不事鋪排﹔質朴自然，祛除華艷，從而於《聊齋》的“用傳奇法，而以志怪”之外，開辟了清代文言小說的另一流派，同時也有效地豐富了這類小說的藝術礦富。我想如果紀曉嵐地下有知，他應該稱魯迅為知音。

　　當然，在闡發《閱微》的文脈和成就時，魯迅也察覺到作家文學觀念的拘謹和欠缺。魯迅認為，紀曉嵐對《聊齋》的詬病實屬誤讀，而這種誤讀之所以產生，則因為紀氏與文學創作終究隔膜。關於這點，魯迅在《怎麼寫》中有著辟透的說明：“紀曉嵐攻擊蒲留仙的《聊齋志異》，就在這一點。兩人密語，絕不肯泄，又不為第三人所聞，作者何從知之？所以他的《閱微草堂筆記》，竭力隻寫事狀，而避去心思和密語。但有時又落了自設的陷阱……他的支絀的原因，是在要使讀者信一切所寫為事實，靠事實來取得真實性，所以一與事實相左，那真實性也隨即滅亡。如果他先意識到這一切是創作，即是他個人的造作，便自然沒有一切挂礙了。”這段話不僅道出了紀氏和《閱微》的局限，而且有助於人們了解古今多種文體的表述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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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學世界裡，作家與作品自有一種互文關系，論者品評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品評作家，魯迅品評《閱微》亦可作如是觀。他圍繞《閱微》所進行的一些闡述，很自然地切入了紀曉嵐的精神層面與觀念世界，實際上是針對作家的一種剖析與解讀。

　　一是關於紀曉嵐的思想傾向。

　　紀曉嵐飽讀詩書，科甲入仕，行走朝堂，位高望重。就存在決定意識的角度看，他的思想觀念當然擺脫不了儒家文化的大藩籬與大坐標，也必然帶有維護封建統治的一面。不過作為儒家文化的信奉者，紀曉嵐並不像許多同類那樣，一味迂腐僵化，死守教條，相反，他能夠憑著孤直的天性，從人情物理和生活真實出發，每每揭露和抨擊宋明理學禁錮之下道學家的種種不通與不堪。對此，很是欣賞紀曉嵐和《閱微》的清人俞鴻漸，曾以“微嫌其中排擊宋儒語過多”略表遺憾。而魯迅則從正面加以肯定：“昀又‘天性孤直，不喜以心性空談，標榜門戶’（盛序語），其處事貴寬，論人欲恕。故於宋儒之苛察，特有違言，書中有觸即發，與見於《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者正等。且於不情之論，世間習而不察者，亦每設疑難，揭其拘迂。”他還說：紀曉嵐“很有可以佩服的地方：他生在乾隆間法紀最嚴的時代，竟敢借文章以攻擊社會上不通的禮法、荒謬的習俗，以當時的眼光看去，真算得很有魄力的一個人。”顯然，魯迅由衷激賞紀曉嵐身上所具有的“處事貴寬，論人欲恕”的品性，尤其是激賞紀氏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對封建禮教的批判意識與攻擊力量。由於這種激賞站到了歷史嬗遞之后的現代高度，且融入了一個精神界戰士的目光與理念，所以是經得起歲月檢驗和時光淘洗的。

　　二是關於紀曉嵐對神怪狐鬼的態度。

　　一部《閱微》，每每搜神志怪、屢屢談狐說鬼。面對這樣一些內容，人們在稱奇道妄之余，自會禁不住發問：紀曉嵐是否真的相信神怪狐鬼之道？平心而論，由於中國傳統文化包含了太多的東方神秘主義成分，也由於紀氏筆下的神怪狐鬼，總是或皮裡陽秋或煞有介事，所以要准確回答這一問題並不容易，一些研究者在這方面也多採取避而不談的態度。但魯迅還是發表了自己的看法：《閱微》的“材料大抵自造，多借狐鬼的話，以攻擊社會。據我看來，他自己是不信狐鬼的，不過他以為對於一般愚民，卻不得不以神道設教。”魯迅的看法無疑是一家之言，但也未必就是不刊之論，細細體味其文意和語氣，我們能夠下一斷語的庶幾是：對於紀曉嵐用“神道設教”以教導“一般愚民”的做法，魯迅並不反感，而是給予了很大程度的理解、寬容乃至肯定。之所以如此，則與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道教文化的態度，以及他對中國知識分子和底層民眾的了解密切相關。

　　魯迅曾說：“中國根柢全在道教”。這意思按我的理解應當是：較之充盈著廟堂色彩的儒家文化和浸透了宗教意味的佛家文化，道家文化更具備民間氣息，也更貼近人間煙火，因此，它無形中適應了社會底層民眾的心理需要，成了他們在高壓和艱窘之中聊以自慰的精神甘露。正因為如此，接受了現代文明的魯迅，沒有簡單絕對地否定道家文化以及它在社會中的傳播和流布——那樣做無異於摧毀底層民眾最后一點精神樂趣，因而是殘酷的。正是在這一意義上，他情願體諒和認可紀曉嵐的“以神道設教”。然而，魯迅又清楚地知道，道家文化畢竟是虛幻和迷信的東西，有著麻醉和欺騙的巨大毒性。這當中的曲直利害，民眾可以暫且不論，但知識者卻必須洞悉在先，真相在握，最終引領民眾的覺悟。這庶幾是“偽士當去，迷信可存”（《破惡聲論》）的終極意義。大約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魯迅不無推測和想象地判斷：紀曉嵐“是不信狐鬼的”。這時，魯迅實際上是將自己對知識分子的某種期待，送給了紀曉嵐。

　　紀曉嵐（1724-1805）

　　名昀，字曉嵐，直隸獻縣（今屬河北）人。乾隆進士，以庶吉士身份入翰林院，由編修官至侍讀學士。曾因受牽連謫烏魯木齊，后復召還，再授編修、擢侍讀，至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謚文達。在清代學術史和文學史上，紀曉嵐之所以名重一時，蓋因為兩件事：第一，紀曉嵐領乾隆之命，總纂《四庫全書》，並親自主持寫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二百卷，以及《四庫全書簡要目錄》。該書卷帙浩瀚，規模空前，於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完工后，成為中國典籍史上的重要存在。第二，在編纂《四庫全書》之余，紀曉嵐歷經十多年的時間，陸續寫成《閱微草堂筆記》（以下簡稱《閱微》）5卷24種，其內容多涉官場內幕，俗世百態，人情物理，間雜鬼神怪異，評騭考辨。該書一經問世，不脛而走，終成中國文言小說之奇觀。

　　作者簡介

　　古耜 作家、學者、文藝評論家。曾主持《地火》《海燕》文學雜志，現供職大連文聯。系中國作協會員、中國作協散文專業委員會委員、遼寧作協主席團委員、大連作協副主席。先后在國內200多種報刊，發表有關中國古典文學、現當代文學和文藝美學方面的理論評論文章及學術隨筆400多萬言，出版多部文藝評論集。主編散文集二十余種。文章入選六十多種選刊、選本，並作為高中語文考試試題，獲省部級以上文藝獎項十多次。

(來源:深圳特區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