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維鈞回憶錄》再版感言

顧維鈞

　　王玉璞

　　編者按：2013年8月20日上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和中華書局聯合在京召開了《顧維鈞回憶錄》出版座談會。外交部副部長李保東的代表王群大使、宋慶齡基金會副會長唐聞生、原國務院副總理黃華的夫人何理良以及陳魯直、李道豫、王學賢等原駐外大使出席了座談會。顧維鈞先生的繼女、美國通用公司副總裁楊雪蘭女士亦特意從紐約趕來參會，13本藍底金字的全集成為座談會庄嚴的背景。

　　《顧維鈞回憶錄》第一冊出版於1983年，以后基本一年一冊，到1994年出至第13冊。由於逐年分冊出版，且歷時較長，坊間很少有整套回憶錄留存著。應讀者和研究者要求，將13冊全部一次出齊，訂正原書錯訛，意義深遠。

　　顧維鈞先生1888年出生，1912年在美取得博士學位后即回國進入外交界，是中國近代史上一系列重大外交事件的親歷者。1919年，顧維鈞在巴黎和會拒絕在《凡爾賽合約》簽字，從此名揚外交界。1945年，顧維鈞代表中國參與聯合國籌建工作，后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中國自此成為聯合國創始成員和常任理事國。

　　1956年之后，顧維鈞在海牙國際法院工作，直至79歲方才退休。此后，顧維鈞將自己保存的所有檔案文獻捐贈給母校哥倫比亞大學，並應哥大邀請，參加了“口述歷史計劃”，先后有5位學者對其口述及日記進行整理，整理及編撰工作歷時17年。

　　《顧維鈞回憶錄》中文版出版，曾得到鄧穎超、廖承志親筆批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組織，委托天津編譯中心翻譯，中華書局出版。此次全套出版，意義重大，作為回憶錄全集的主要參與者，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原副秘書長、中央文獻出版社原社長王玉璞先生為座談會及文集再版所寫的文章也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顧維鈞回憶錄》在20世紀80年代初在中國內地翻譯、出版是歷史學界、出版界改革開放、解放思想的產物，在學術上是一件大事，在政治上產生了積極作用。

　　歷史資料是歷史研究的源泉，是歷史結論的依據。沒有歷史資料的“理論”概括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指導下，依據翔實的歷史資料，探索歷史發展規律，得出正確的認識，才能起到鑒以往，知未來，以史為鑒，以史為師的作用。我是秉持這樣的觀點，對待《顧維鈞回憶錄》翻譯、出版工作的。

　　剛才，陳魯直先生發言，把我們帶回到30多年前。陳魯老是一位具有政治敏感和學術造詣的資深外交官，是他老人家把《顧維鈞回憶錄》完稿、制成縮微膠卷、可以出售的信息最早傳給劉大年先生的。《顧維鈞回憶錄》的翻譯、出版工作能夠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啟動，陳魯老功不可沒，是第一功，應該受到特別的感謝。

　　《顧維鈞回憶錄》能夠在上世紀80年代在中國內地翻譯、出版，我們必須記住四位老先生。

　　一位是劉大年先生。大年先生是《顧維鈞回憶錄》在中國內地翻譯、出版的決策者、領導者和組織者。當他得到陳魯老傳來的信息，初步了解了《顧維鈞回憶錄》的主要內容以后，立即決定“申請外匯，購買縮微膠卷，組織力量翻譯，全文出版，一字不刪，一字不改。”我把他當年的決策濃縮成這28個字，我認為，這是一位歷史學家的遠見卓識和一位老共產黨員的政治勇氣的具體體現。在中華書局前總經理兼總編輯李侃先生的引薦下，他親自同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主任袁東衣先生全面商定了《顧維鈞回憶錄》的翻譯工作。

　　首先是署名問題。顧維鈞先生希望由一個學術單位負責翻譯工作，而不願用政協的名義。大年先生說，應該尊重顧老先生的意見，可以由近代史研究所署名，在出版前言中，參與翻譯工作的，全部列名。其次是翻譯稿酬，全部付給天津的譯者，近代史研究所不取一文。第三是提供方便條件，一是縮微膠卷的放大、翻轉、復印費用由近代史研究所支付。二是預付兩萬元啟動經費。大年先生還明確表示，日常翻譯工作請譯者放手去作，近代史研究所不干預，凡遇重大問題，特別是涉及敏感問題，再商同近代史研究所共同解決。袁東老十分滿意會商的結果，有些是他意料之外的。

　　1980年9月，在顧菊珍女士回上海探親期間，大年先生特別邀請她來北京，共商《顧維鈞回憶錄》翻譯出版問題，這是他們第一次見面。在交談時，大年先生充分肯定回憶錄對中國近現代中外關系史、外交史研究的重要性，明確表示准備翻譯出版的想法以及一字不刪、一字不改的原則。顧菊珍女士聽后既高興又震驚，她完全贊成劉大年先生的意見，並表示，盡全力協助做好翻譯工作。磋商極為順利，一次談成。此后多年，菊珍女士在不同場合，多次談到，如果不是劉大年先生決策，《顧維鈞回憶錄》在中國內地出版幾乎是不可能的，表示了由衷的敬佩之意。

　　為落實出版單位，大年先生專門約李侃先生面談。大年先生征詢李侃先生的意見，問中華書局可不可以出版《顧維鈞回憶錄》？因為，這件事的全過程李侃先生都了解，所以他爽快地承諾，中華書局願意承擔出版任務。

　　一切准備就緒，1982年7月19日，大年先生給鄧穎超、廖承志同志寫報告，請示出版《顧維均回憶錄》。同年7月25日、28日，廖公、鄧大姐先后批示：“可以出版顧維均長篇回憶錄。”

　　從以上簡略回顧，可以看出，從大的方針原則的確定，到一些重要具體問題的解決，都是大年先生親力親為的。所以，我說大年先生是《顧維鈞回憶錄》翻譯、出版的決策者、領導者和組織者，這不是一句虛話、套話，是真實歷史情況的反映。

　　袁東老是一位很熱心又有很強能力的社會活動家，他在天津組織了18位通曉英、法、德、意、日、俄、西班牙等語種的人才，投入翻譯工作，制定了一套嚴密的工作制度，構成了一個團結協作、嚴肅認真、一絲不苟、井然有序的工作群體。堅持不懈，數年如一日，高效率、高質量地完成了《顧維鈞回憶錄》的翻譯工作，給中國近現代史資料庫留下了一部譯文准確、可信可用、極具權威性的寶貴資料。這是特別值得后人尊敬的。這就是我說的又一位必須記住的人。

　　我們還必須記住顧菊珍女士。她遠在美國，密切配合《顧維鈞回憶錄》的翻譯工作，提供了難以數計的切實幫助。例如：凡是翻譯過程中碰到的難題，如眾多人物、事件、時間、地點與原中文檔案的對照、查核，都是她和錢家其先生到哥倫比亞大學，翻閱原檔，逐一解決的。可以這樣說，沒有她的幫助，翻譯工作會碰到更多、更大的困難，也很難達到如此之高的精准度。她的作用是別人不能替代的。菊珍女士已是90多歲的高齡了，她對《顧維鈞回憶錄》的再版十分高興，翹首期盼。可以想象，當再版的《顧維鈞回憶錄》送到她面前的時候，她發自內心的欣慰，會和她的女兒英英共享這一歡樂時刻。在這裡，我為她的健康長壽祈福！

　　李侃先生是一位眼光遠大的出版家，在出版界、歷史學界都是一位有影響的學者型領導人。30多年前，全文出版《顧維鈞回憶錄》是有風險的，但李侃先生有這個氣魄和勇氣，慨然承擔，由中華書局負責出版。並且表示，調配精干的編輯力量，爭取以最快速度、最好質量完成出版任務。李侃先生的誠摯態度，大年先生非常高興，他在1982年7月30日寫給顧菊珍女士的信中說：“《顧維鈞回憶錄》歸學術界卓有信譽的中華書局出版。”出版工作是《顧維鈞回憶錄》系列工作的最后環節，是呈現給社會的最后成果，《顧維鈞回憶錄》的印制、用紙、裝禎在當年都是最好的。顧維鈞先生在有生之年，看到了《顧維鈞回憶錄》的前三卷。當第一卷出版后，劉大年先生立即題詞贈書，題詞是：顧老先生為壽。落款是后學劉大年。顧菊珍女士轉告我，顧老先生見到書十分高興，尤為高興的是大年先生的題詞“為壽”二字。老先生立即簽名，回贈劉大年先生一本。這是一段寓意深刻的歷史佳話。李侃先生也是我們必須記住的。

　　我認為，《顧維鈞回憶錄》的翻譯、出版，是可以載入中國史學史、出版史的史冊的。

　　在大年、東衣、李侃諸老仙逝多年以后，他們為之操勞的《顧維鈞回憶錄》再版，是可以告慰他們在天之靈的。

　　在這裡，我還要說一下天津政協編譯委員會的劉保慧先生。照我的理解，他實際上是編譯委員會的大管家，他精心整理、保管的有關《顧維鈞回憶錄》的往來函電、資料、文件、照片等檔案完整無缺，這是留給后人的一筆財富。更重要的是他那種嚴謹的工作態度，讓人肅然起敬。劉老也已92歲高齡，他為《顧維鈞回憶錄》的翻譯工作付出過大量心血，如今仍為回憶錄的再版作貢獻，祝願他健康長壽。

　　已故外交部條法司賀其治先生為回憶錄的出版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特別是在促成顧維鈞先生為回憶錄出版所作《附言》起了積極作用。對此，作一點具體說明，大年先生在1982年7月30日給顧菊珍女士的信中是這樣寫的：“外交部賀其治先生自美國回國后，轉達了老先生和您對出版回憶錄的幾點建議，我完全贊成。是什麼建議呢？主要是兩點，一是重申希望由學術單位負責翻譯，不要用政協的名義。二是，1947年那一段時間，有的話說得不好，請加刪節。”大年先生在信中明確回應：“回憶錄決定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署名翻譯，歸學術界卓有信譽的中華書局出版。完全尊重老先生的意見，對某些篇頁將作適當刪節。”接下來又說：“賀其治先生還告訴我，他曾建議請老先生為回憶錄中文版的出版寫個前言，我覺得這個主意很好。回憶錄成書若干年后，出版中文多卷本，由作者寫個前言，或者對回憶錄本身作些說明，或者撫今思昔，發一點感想，或者對祖國統一，對海峽兩岸的中國人說些話都是有意義的。不限內容，不拘形式，不計長短，一切均請老先生自己裁定。”顧老先生慨然允諾，很快寫了《附言》寄來。這一重要情節是不能忽略的。

　　已經過世的為《顧維鈞回憶錄》翻譯、出版作出過貢獻的老先生們將永遠留在我的記憶中。

　　向健在的當年為《顧維鈞回憶錄》的翻譯、出版作出貢獻的老先生們表示我的敬意。

　　感謝中華書局，你們再版《顧維鈞回憶錄》是做了一件大好事，是有戰略眼光的決策，是為“卓有信譽”的中華書局增加了含金量，擴大了影響力，發揮了正能量。

　　30多年前，我在近代史研究所科研處任職，有幸在大年先生領導下，承辦了《顧維鈞回憶錄》的引進、翻譯、出版全過程中的若干具體工作，得工作之便，較多地了解一些情況，所以才能有今天的發言。在工作中結識了一批值得敬重的老朋友，獲益良多，終生受用，這是我引以為榮、三生有幸的事情，是永遠值得回憶的一段難以忘懷的歷史。

　　至於《顧維鈞回憶錄》的再版，對研究中國近現代中外關系史、外交史的意義和作用，史學界、外交界的高明比我更清楚，我就不班門弄斧了。

(來源:中國文化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