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網對話王蒙：經常“犯忌” 寧可被記仇也要說真話

編者按：王蒙、著名作家，以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成名，寫過青春歲月，評過庄子、老子，當過中國文化部長，文學道路上經過青春的滋養，有過人生的輝煌，也踏過16年的流放，2013年初出版了《這邊風景》，近80歲的他仍在創作，新作《煩悶與激情》，預計明年春節前完成初稿，2013年一個初秋的上午，我們來到北四環王蒙先生的家中作客，聽他談文學聊人生。以下為採訪實錄：

談新疆歲月：“壞事變成好事”

[文化頻道]：非常榮幸能有機會來到王蒙老師家中，與您面對面近距離的聊天。王蒙先生，您畢生的文學道路走的坎坷，經過青春的滋養，有過人生的輝煌，又踏過16年的流放，回頭看新疆16年經歷，給您人生和歲月寫作帶來什麼影響？

[王蒙]：我在新疆生活給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使我變得更實際，也更成熟。另外，在客觀上還起了一個作用，就是躲避了以文化大革命為代表的那種暴風驟雨，新疆當然也有，但是文革風頭刮到新疆以后，原來12級台風到新疆最多就剩下7、8級了，到了我待的比較多的伊犁那邊就剩下5、6級，到了我待的公社，也就是農村裡剩了4級了，所以起了一種自我保護的作用。還有更多的是在實際生活當中，和各族人民在一起所得到的鍛煉、學習。所以，可以說是壞事變成好事，新疆的生活是我這一生寫作的重要資源之一。

[文化頻道]：您見過也經歷過鮮花和狗血、落魄和得意，在您那段艱難的歲月裡,是什麼信念支撐您這麼一路走下來？

[王蒙]：我常常說，我們這一代人，尤其是像我這樣的，有一個光明的底色。因為我從少年時代就卷入了，或者參加了推翻舊中國的革命斗爭，尤其是經歷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這麼一個偉大的歷史的事件，那種信念、那種勝利，我常常用一個詞，就是那種凱歌行進的感覺，那種百廢俱興的氣象，無論如何使我對新中國抱有巨大的希望，對共產黨抱有巨大的希望，雖然發生了一些我所不能理解的，甚至可以說讓我非常痛心的事情，我覺得總還要等待，事情總還有是非曲直，有弄得更清楚的那一天。

[文化頻道]：這種希望一直支持著您。

[王蒙]：是。當然我也要說實話，我也有一種自信，自信自己完全可以成為一個有作為的人，可以成為一個有能力的人，可以成為一個有心願把事情做好的人。

談生活哲學：不投機取巧、不急於求成、不蠻干

[文化頻道]：您曾說，老百姓有著自己的一套生活哲學，那麼您的生活哲學是什麼，能用一句話給咱們概括一下嗎？

[王蒙]：老百姓的生活哲學，比如說老百姓要判斷一個人是好人還是壞人，即使帶很多的政治的帽子，也需要老百姓自己觀察一下，這個人你說他好，那他是不是真好？譬如說一些投機取巧的人，他可能一時官運亨通，但是在老百姓來看他不是一個太好的人。相反一個非常正派、非常善良又非常努力的人，老百姓經過一段接觸，就會眾口一聲的認定他是一個好人，即使他一時處在逆境，但是老百姓也認為他是好人。我深受這一類生活哲學的影響。

簡單的說，就是對是非曲直自己有一種信念，不應該做壞事，不應該做投機取巧、見風使舵的事，也不應該做那種盲目的、急於求成的，甚至於蠻干的事，能夠掌握著自己做事情、處理各種問題的尺寸。我已經79歲了，近80年的經驗已經証明，我這個信念是靠得住的。

對弱點“不設防”：看戲看得涕淚橫流

[文化頻道]：王蒙老師您有一枚閑章叫做不設防，您特別喜歡“不設防”三個字，您說，不設防還包括不怕暴露自己的弱點，並且坦然的面對自己的弱點。我們很好奇您有何弱點，您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弱點？

[王蒙]：我說的“不設防”，是我覺得中國社會其實也是挺復雜的社會，而且它的轉變是經歷了許多次的，前進的過程也不是一個很簡單的直線過程，在這時候處理一些事情，是很容易有不妥的地方，或者是靠前了，或者是靠后了，或者是太激進了，或者是太溫吞了，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就力求把這些東西處理的好一些。那麼有些不了解你的人，就以為你心計特別周到、算計特精，用上海話講就是門檻特別精。但是恰恰相反，我是一個性情中人，是一個喜歡動感情的人，是一個常常願意表現自己、表達自己而不願意隱藏自己的人。那麼這時候，我也會經常聽到一些善意的勸告，“你這個事兒不要做，這個文章不要寫，那個感情不要表露，這個不要提。”可是，一般情況下我覺得不必要這樣。我所向往的一種境界是自然而然、行雲流水，“行與所當行而止於不可不止”。我覺得越這樣越能夠贏得人們的信任﹔越是這樣的話，從自己的心裡就越是不願意做極端分子。

我老是開玩笑說，上海合作組織打擊三股勢力，那個當然有特定的指向，但是從個人的人生來說，我拒絕這三股勢力，就是我拒絕做極端的人。我拒絕做恐怖，雖然我恐怖不到哪兒去，但是起碼我拒絕恐嚇別人，也拒絕別人恐嚇我﹔我也拒絕做動不動就鬧分裂、鬧矛盾人。

經常“犯忌”：寧可被記仇也要說真話

至於我不怕暴露自己的弱點，那多了。比如我常常舉一些例子，証明我並不是一個非常理想的領導干部，有時候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我當文化部長的時候，有一次聽李世濟唱《哭塔》，就是唱白娘子被雷鋒塔壓住以后，許多年過去了她的兒子祭奠她，把塔哭倒了，她又出去了。其實，這都是民間傳說的戲，結果我居然感動得涕淚橫流，介於失態。我說這部長千萬別當了，別出洋相了。

有人以為我特別老奸巨滑，恰恰相反，我是一個非常急躁的人，我有許多急躁表現在處事、處人當中。但是，我的好處就是來的快去的快，我絕不會因為急躁就對別人抱成見，或因為一時的分歧就變成了對立面。再比如，文藝界的人都是非常敏感的，互相是不能說壞話的，隻能夠捧。你寫出東西來，如果你說一個人的東西沒有寫好，那麼他對你的痛恨，是要記一輩子仇的。但是，對不起，我寧可被別人記仇！如果我實在不能容忍你寫的作品，我會說出來。所以，我無論是談青年作家的作品，還是談和我年齡差不多作家的作品，甚至於是談我師長這一輩的作品，我都直言不諱的提到過一些我所不能理解、不能接受、不能苟同，也不能贊揚的一些東西，實際上，這都是犯作家的大忌。但是，我寧願付出代價也得把我的想法說出來，要不然活一輩子，留了很多想法都沒說出來，臨閉眼的時候冤不冤啊？

談成長經歷：兒時小伙伴是地下黨員

[文化頻道]：王蒙老師，您的文學創作歷程可以堪稱傳奇，22歲寫成了《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也是很年輕的年紀，22歲很多人才大學剛畢業，但是您卻已經成名，您與文學如何結緣的？

[王蒙]：我是寫作比較早，但不算最早，這沒什麼新鮮的。蘇聯的那個作家米哈耶爾肖洛霍夫，他后來還獲得了諾獎，他剛開始寫名著《靜靜的頓河》四卷的時候才16歲。所以，到現在還有人攻擊他，說他是拿了別人的稿子。但我是不相信的，如果說是參考了別人的一點構思，這都是可能的。我們在寫作當中也會有參考，比如，你寫這篇東西的時候，和你前不久看過的某篇古代小說有關，或者是和某個外國的作品有關，這都不足為奇，所以這個並不算特別新鮮。

我參加政治活動比較早，這倒是真的，因為我跟地下黨建立聯系的時候才11歲多一點。1945年后半年1946年初，那時候我在操場上見到我們學校的一個壘球運動員，是學校的一個壘球明星，我那時候剛演講比賽得了獎，所以他也認識我，等於我們學校倆小明星見面，他就問我，“你最近看什麼書”，我真是不設防，我就說我現在看什麼什麼書，我還說我現在思想左傾，我就這麼對他宣布的。其實，這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情，因為那時候中學裡有國民黨的特務，如果報給一個國民黨特務，那就是自己把自己就送到他的黑名單裡去了。

這是老天爺安排的，這哥們兒是地下黨員，他一聽我“左傾”就兩眼放光，還把我帶到他家裡。他家裡一架子書，有黃炎培寫的《延安歸來》，英國人寫的《蘇聯記行》，還有其它書是用別的封面，但實際是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然后是蘇聯作家瓦西裡列夫斯卡寫的《紅》，還有蘇聯作家卡大耶夫寫的小說《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華崗寫的《社會發展史綱》，還有當時的新知書店的《社會科學小叢書》、《大眾哲學》，我簡直如飢似渴看上了。他純粹是辦了一個家庭黨校，所以政治方面我比較早。

我19歲才開始寫作，那時總忙著開會，因為我早就參加工作了，整天開會，所以夠晚的了，不算早。

興致勃勃寫新作：新手法新創意 明年春節前完稿

[文化頻道]：如今您還在創作，每年至少拿出一到兩部文學作品，那您下一個創作計劃是什麼，今后想寫哪方面的題材呢？

[王蒙]：現在我在寫新的長篇小說，而且我想在手法上能夠有一個新的創意。我更多的描寫人的內心感受，對生活的印象，對人生的探索。我不一一交代主人公的生活遭遇和歷程，但是我不停的寫他的心境，寫他用心境組織生活的素材和經驗。這個小說我已經寫了八章了，大概會寫14、15章的樣子，應該在明年春節前能夠完成初稿，這是我目前正在興致勃勃的做的事。10月號的人民文學雜志和中國作家雜志，應該會各自發表我這個書裡的三個章節，四萬字左右，所以已經開始露點模樣了。

[文化頻道]：我們很期待您的新作。您曾說寫作是您的人生，那還有什麼題材是您想寫還沒有寫的？

[王蒙]：您這說的挺好。因為我這七八十年走過的地方挺多，興趣也比較廣泛。過去人家說，有些寫作人叫青春作賦、皓首窮經，就是年輕的時候寫風花雪月的辭賦多一些，老了就是窮經，就是對經典的探討、理論的探討會多一點。

除了小說以外，我也寫過一些像對老子的探討，出版過兩本書。對庄子的探討出版過三本書，關於對庄子的探討還有一本書，現在正在准備，但是我並沒有停止我的小說的寫作。像今年已經出版了整理的長篇舊作《這邊風景》，有70多萬字，又出版了這幾年創作的中短篇集子《明年我將衰老》，那有十幾萬字，現在我手底下寫的長篇小說應該有20幾萬字。

我還有一些其它想寫的東西：一個是對唐詩的心得、聯想、體會。一個是想論述《聊齋志異》，這是我特別有興趣的一本書。至於小說性的東西，我現在說不上來，不知道什麼時候碰到一個什麼事兒，就會有遏制不住要把它寫下去的沖動。

[文化頻道]：我們非常期待您的新作。王蒙老師，近年來，榮獲茅獎的作品很多都是描寫農村題材，包括之前諾獎獲得者莫言老師，他的題材也是關注農村的，為什麼看不到反映當下城市生活題材的優秀作品？

[王蒙]：中國農村題材的作品能引起各個方面的注意，我想是很自然的。因為中國是一個農業的大國，農民的數量也比較多，而且我們的文化也帶有某些農業文化的特色。我們講中華文化，如果離開了中國農村，我們中華文化很多東西就都講不通。有一些古代先賢的教導，在城市裡能做到的實在是很有限，或者是因為受到的激蕩、沖擊比較多。但是在農村的情況就大不同，比如說，現在城市的人很多年輕人都沉迷於上網、看電影，甚至蹦迪，可是農村裡對唱大戲、聽大戲還保持著相當的熱情。我想這是很自然的一種現象。

河南的作家張宇先生曾經有一句話，他說，其實中國到處都是農民，不要認為農民隻在農村裡面。有的人發了成了董事長，但是你要跟他接近一點，就會發現他的那種文化心態、生活習慣還是農民。有的人現在當了領導了，能力也很強，組織能力也很高，但是他個人的作派和行事方式，也仍然帶有農民的特點。包括什麼作家協會一批各有成就的作家，你往細了一研究，仍然從他身上看出農民的特色。

《紅樓夢》、《道德經》影響最大

[文化頻道]：您05—08年任全國政協文史委主任，后來又當中央文史館館員，前后當了15年政協委員，您說您“一邊樂此不疲的做著這些事情，一邊又很無奈”，您因為什麼感到無奈？

[王蒙]：有些事情你看著想做，但是由於各種原因，不見得都能做得成。比如，文史資料裡有一類相對敏感的東西，你看著這些資料淹沒吧，會覺得不是最好的辦法。你頂著風非要組織敏感資料的寫作也不是好辦法。所以總會有一些不由個人自主的因素影響著你的工作。

[文化頻道]：王蒙老師，您創作過這麼多優秀的文學作品，我們很好奇，哪一部作品對您的影響最大，您最喜歡的一位作家是誰？

[王蒙]：我不屬於專門私屬於哪位師長或者古人的寫作人，一說就是一串，起碼說50個，等於沒說。比如，《紅樓夢》對我影響最大，這麼說完全可以，但是如果說孔子《道德經》對我影響最大，這也是站得住的。如果反過來說托爾斯泰對我影響大，或者說李白，或者說李商隱，國外我也還可以說一大堆，所以這個問題我是答不上來。還有的人想問，“你那麼多作品裡認為哪個最好？或者哪個最重要？”我也答不上來。我馬上就要出我的文集了，一共是1700萬字，我可別在這1700萬字裡挑出一個7000字的作品來，我說就這個最好，那我等於把其它16993000字都否定了，我不干這種傻事兒。您看哪個好就耐下心來把這1700萬字看下來，看完之后您給投一票得了。

愛好體育，每年夏天都去北戴河游泳

[文化頻道]：王蒙老師，您現在的生活怎麼安排，除了閱讀和寫作，還有其它什麼愛好嗎？

[王蒙]：我比較愛好體育方面的活動，尤其是游泳，每年夏天我都上北戴河。中國作協有個創作之家，我在那要待一個半月左右，對我的健康也能打下基礎，對這一年寫作最重要的打地基的工作，也是在那進行的。我在農村農家樂還有一處房子，我也喜歡到農村裡去，喜歡上山，喜歡走路。我盡量推遲自己老化，完全不老化也是不可能的。

[文化頻道]：王蒙老師，新中國文學60年，您認為可以分為幾個階段和層次呢？

[王蒙]：這個問當代文學的教授吧，當然我們現在一般說，文革前叫17年，文革前有17年，文革本身有10年，或者延長一點更長的時間，又有很大的不同。文革當然是文學的災難，但是文革中也有各種不同的情況，包括我的《這邊風景》，也是在文革當中寫成的。文革以后所謂新時期又怎麼分？我現在還沒想好。

談子女：務實、謙虛，希望他們做正派老實人 

[文化頻道]：您的兒子王山曾寫過一篇文章《我的父親》，寫得很溫馨感人，您對子女和后代有什麼期望？

[王蒙]：我沒有特別特殊的期望，比較起來我對什麼家庭教育做的是不算細致的。因為我有些親屬、朋友的后代教育做的都很細，比如教給他們樂器，給他們請家庭教師，我在這方面做的並不夠細致。當然我首先希望他們身體健康，因此，我在可能范圍內還是挺注意孩子們的營養、體育活動。當然我也希望他們做正派、做老實人，不要做壞人，不要做那種紈?子弟，他們也不可能，所以我的孩子確實出不來小霸王式的、李某某式的人物，而相對是比較務實，比較謙虛的孩子，這方面我還比較滿意。

【作家簡介】

王蒙，男，中國當代作家、學者,河北南皮人，祖籍河北滄州，1934年生於北京。1953年創作長篇小說《青春萬歲》。1956年9月7日發表短篇小說《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由此被錯劃為右派。1958年后在京郊勞動改造。1962年調北京師范學院任教。1963年起赴新疆生活、工作十多年。1978年調北京市作協。1979年平反。1983至1986年任《人民文學》主編。1986年當選中共中央委員，任中國作協副主席、書記處書記。同年6月任文化部部長，1990年卸任。后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部長、中國藝術研究院院長、中國作家協會第三屆理事會理事、中共中央第十二屆中央候補委員、中共第十二屆和第十三屆中央委員、第八和第九屆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主任、《人民文學》主編等職。現任第十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國作協副主席、國際筆會中心中國分會副會長、中國國際交流協會副會長，2002年4月任中國海洋大學顧問、教授、文學院院長等職。

著有長篇小說《青春萬歲》、《活動變人形》、《暗殺—3322》、《季節四部曲》(《戀愛的季節》、《失態的季節》、《躊躇的季節》、《狂歡的季節》)、《青狐》、《尷尬風流》，中篇小說《布禮》、《蝴蝶》、《雜色》、《相見時難》、《名醫梁有志傳奇》、《在伊犁》系列小說，小說集有《冬雨》、《堅硬的稀粥》、《加拿大的月亮》，詩集《旋轉的秋千》，作品集《王蒙小說報告文學選》、《王蒙中篇小說集》、《王蒙選集》、《王蒙集》，散文集《輕鬆與感傷》、《一笑集》，文藝論集《當你拿起筆……》、《文學的誘惑》、《風格散記》、《王蒙談創作》、《王蒙、王干對話錄》，專著《紅樓啟示錄》、《王蒙評點紅樓夢》、《王蒙話說紅樓夢》、《王蒙講稿》、《王蒙新世紀講稿》，自選集《琴弦與手指》以及10卷本《王蒙文集》、23卷《王蒙文存》(2003年)等，2006-2007年出版了自傳《半生多事》、《大塊文章》。有多篇小說和報告文學獲獎。作品被譯成英、俄、日等多種文字在國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