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一開端,《外國文藝》與《世界文學》各有一篇小說給大家以醍醐灌頂之感,並由此影響了八十年代的文學史——
《外國文藝》1979年第一期推出了由王央樂翻譯的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的四篇小說,第一篇就是《交叉小徑的花園》。當時閱讀這篇小說,隻感覺扑朔迷離。它是一個三重疊加結構:第一層表象是,當事人俞琛敘述一戰中英軍推遲進攻的原因。作為一個日耳曼帝國的中國籍間諜,他在這個下午,正在等待身份暴露后,“馬登上尉”即將帶來的死期。在戰勝恐懼之后,他要把情報傳遞出去,這個可能傳遞情報的人叫“阿爾貝博士”。
第二層意象是有關“崔朋”建造的迷宮。“我”是這個“崔朋”的曾孫,崔朋曾花了十三年寫了一部像迷宮一樣的小說並建造了一座實際的迷宮,最后被人暗殺了。這第二層意象疊加第一層表象,身為“俞琛”的“我”通過記憶,循著“崔朋”那個迷宮,就走進了“阿爾貝博士”的家裡,而“崔朋”正是“阿爾貝博士”的祖先,他引“我”走進“交叉小徑的花園”,到“崔朋”的書房。這時,“我”領略到了崔朋的小說與迷宮互為映照的意義——小說是循環,所以,交叉的小徑有不同的未來,選擇一切也就擁有了各種未來,每一種辦法都是其他辦法交叉的出發點,而這一切的主題是“時間”。時間在網狀中有無限連續,這是意象疊加表象后的哲學內核——“阿爾貝博士”是這樣敘述時空關系的:
“在某一些裡,您存在,而我不存在﹔在另一些裡,我存在,而您不存在﹔在再一些裡,您我都存在。在這一個時間裡,我得到了一個好機緣,所以您來到了我的這所房子﹔在另一個時間裡,您走過花園,會發現我死了﹔在再一個時間裡,我說了同樣這些話,然而我卻是個錯誤,是個幽魂。”
這時候,小說結構的意圖其實已經完成了。
結尾其實是這種時空關系的情節展示:馬登循小徑走來,於是,“我”槍殺了“阿爾貝博士”。馬登逮捕了“我”,而“我”作為一名間諜,卻已經完成了任務,將英軍要襲擊的城市名稱通知了柏林,“阿爾貝”就是這個城市的名稱。它形成了精妙神秘的“漏斗”,令人回味無窮。
這樣的構思,在當時的我們看來,真是匪夷所思。它使我們意識到,小說創作最重要在想象力構成的出其不意。出其不意是跳出了常規思維,因此高級。它還使我們意識到,突破線性平面敘述,可以構成表象與意象的立體關系,兩者之關系供人推敲、思索,就有了一個曲徑通幽的內涵。
這篇小說對馬原、格非的啟蒙是不言而喻的。1979年馬原剛進遼寧大學中文系,是大一學生,他在六年后,1985年以這樣的結構法,寫成了中篇小說《虛構》。而格非1979年還在他的老家江蘇丹徒,他應該是1981年成為華東師大中文系學生后才讀到博爾赫斯,他發表的第一個短篇小說《追憶烏攸先生》明顯也是受這篇小說啟發,那是1986年。
而與《外國文藝》對應,《世界文學》1979年第一期則推出了李文俊翻譯的卡夫卡的《變形記》。《變形記》給了我們一個深刻體會人與殘酷的現實關系的詞匯:異化。它給我們的震撼並非是人變成了甲虫或為何變成了甲虫,而是用變為了甲虫的視角與心態,並不慌亂地敘述。
卡夫卡的敘述節奏是考驗人閱讀耐心的,但他正要通過這樣的節奏來加重人們閱讀的壓力,很多人並不能意識這樣的敘述與它的意義密不可分。
《變形記》令人震撼的是,卡夫卡將冷酷推至極致的能力。1988年,余華在寫完他的《現實一種》后說,讀到卡夫卡之前,吸引他的是川端康成。讀到卡夫卡后,“我才意識到,小說原來可以這麼寫”。后來,他用夸張、鏗鏘有力的書面語,將其表述為,“在我即將淪為文學迷信的殉葬品時,卡夫卡在川端康成的屠刀下拯救了我。我把這理解成命運的一次恩賜。”余華讀到卡夫卡是1986年,1979年他剛中學畢業,還在嘉興他父親的牙科診所裡當下手。
很多人體會卡夫卡,都停留在艱澀與異化上,余華是透過這表象,看到了鮮活的殘酷的價值。在《變形記》第二節的結尾,父親將水果盤裡的蘋果裝滿口袋,以這些蘋果對格裡高爾密集“轟炸”的場景,后來就成為《現實一種》裡親人間連環輕鬆殘酷的基礎。《變形記》最刻骨的殘酷當然在第三節,與格裡高爾感情最深的妹妹“把它弄走”的態度最激烈,而格裡高爾求助的“最后一瞥”是投向母親的,可是“她已經完全睡著了”。
卡夫卡的優秀是在,其敘述走向廉價感傷相反的方向。格裡高爾真的就變成了一隻無足輕重的甲虫,他的離去使難平靜的這一家重新充滿了陽光與新的可能性,似乎他本就未在這世上留下過任何記憶。
讀到最后,你隻能感嘆卡夫卡為什麼能始終毫不夸張地敘述這樣一種極度夸張的殘酷,正是這種細密的毫不夸張的敘述,才在表面構成了閱讀的障礙——現代人很少有人願意接受那麼慢的節奏。他們不明白,隻有這樣的節奏才能保証一個夸張的“寓言”的“真實性”。
遺憾的是,余華也是視這樣的敘述方式為毛病的。他因此改換了一種明快的敘述,這種明快敘述增強了情節推衍力,使殘酷一個接一個不斷升級,效果強化了。而殘酷另一邊,格裡高爾那種柔軟的內心卻有可能被輕視了,其實,它是這殘酷底下的基石。(日知錄)
(來源:羊城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