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克定曾假造《順天時報》供袁世凱長期閱讀

　　《順天時報》是20世紀初日本人在中國發行了30年的中文日報，也是於北京創刊最早的近代報刊。《順天時報》曾經對於中國的近代化發展提出了各種建議，對於一些事件做出了較為公正的報道，但這無法改變其為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服務的“機關報”本質。

　　被稱為“北京近代報紙發端”的《順天時報》於1901年在北京創刊，初名《燕京時報》，創辦者為日本人中島真雄，由中島真雄個人經營。

　　1898年，中島真雄參與了創建日本“東亞同文會”的籌備工作，而后以“東亞同文會福州支部長”的身份赴任我國福州。在中國各地進行“輿論宣傳”，為日本的“大陸政策”鼓吹，是“東亞同文會”的對華方針之一。1899年末，“東亞同文會”制定的開展對華工作具體內容中，就包括“在各形勝樞要之地發行報刊雜志，作為啟發誘導機關，成為清國輿論界的木鐸”等內容。但當時清政府規定，無論中外人士一概禁止在北京發行報紙雜志以及其他與政事有關的刊物。“庚子之亂”時期，清廷逃往西安，中島認為這是發行報紙難得的機會，遂決定乘機發行中文報紙《燕京時報》。

　　1901年12月1日，中島暫借北京工藝局正式推出了《燕京時報》創刊號。由於當時在資金、設備、印刷工等方面均有困難，兩周之后與中方合辦印刷，才發行了第二號。后來，中島得到日本貴族院議長兼“東亞同文會”會長近衛篤?的援助，添置了新的印刷設備，將報館總社正式遷至化石橋(今北京和平門附近)。初期的《燕京時報》通常為每周一出版，偶有附張、告白、號外，版式和尺寸也不統一，其讀者多是日本、朝鮮在中國的僑民。不過，在1904年《京話日報》創辦之前，該報依然可算是北京唯一的中文日報。

　　到了1905年，日本外務省發現了《燕京時報》的“輿論宣傳”價值，於是用1萬日元將其收買。該報轉讓給日本外務省后，成為日本政府在華的“官方機關報”。1905年7月21日，該報正式定名《順天時報》(時間另有不同說法)，並獲“大清郵政特准挂號認為新聞紙類”資質，在北京地區發行。曾任順天府尹的陳璧為《順天時報》題寫了報頭。該報取名順天，是因為當時北京的別名為“順天”，同時又取“順應天時”之意。

　　創刊初期《順天時報》為豎排版左行文，長55厘米、寬40厘米。民國以后的《順天時報》每期八版(星期一為四版)，其中二版為論說和要聞，四版為地方新聞，五版為文藝副刊，刊載小說和劇評，七版為外國新聞及本京新聞、時評，另附有廣告附張。該報遇有重大事件發“號外”，且“分文不取，免費贈送”，給當時不少人以新鮮感。

　　《順天時報》社成立后不久，編輯由最初的四五人擴大到20多人，中日雙方人員各佔一半，但是分工不同:日方擔任外部採訪，中方負責文稿的寫作和編輯。另外，從中國國內和外國通信社中購得素材，內容由日方挑選后，再由中方進行翻譯、編輯，最后由日方匯總審閱后採用。攝影部均為日本人，印刷部設置一名日本人擔任總監，一名日本人管理報刊的印刷。報館聘請了一些中國人擔任“論說”和“時評”的撰寫，如華人總編輯張伯甘，但代表該報立場的社論部分則必由日本人主筆親自編寫。此外，隨著業務的發展，《順天時報》向中國多個重要城市都派駐了記者和通訊員。

　　《順天時報》在創刊后的一段時期，高舉“保全中國”的幌子，對清廷“維新改革”獻計獻策，並向中國介紹日本的近代化制度，系列刊登明治維新時期的代表人物傳記及其主要思想。由於《順天時報》是日本人經營的，擁有“治外法權”，所以與當時的中國報刊相比，在新聞報道方面相對不受制約，消息來源也快速准確，因此受到中國朝野上下的歡迎。

　　民國以后，《順天時報》從日本的對華政策出發，以反對帝制復辟的面目出現，致使銷路大增。《順天時報》曾大量刊載徐鏡心的文章，揭露袁世凱鎮壓革命的行徑。而在袁世凱密謀稱帝前后，《順天時報》連續披露列強政府不相信“民意擁護帝制”，報道上海報紙不使用洪憲紀年，而中國南方各省商家賬簿仍然使用民國年號的事實，更發表論說《是誰為叛逆耶？》，指出“雲南軍民長官宣告獨立，是反對帝政、維持共和，不得視為強盜匪徒”。由於《順天時報》的特殊身份，北洋政府不能直接查封這份報紙，據說袁世凱的手下曾經設法謀殺《順天時報》社的華人編輯，也由於日方的保護未能得逞。

　　其間，《順天時報》贏得了巨大的社會影響，甚至連袁世凱本人日常閱讀的唯一一份報紙也成了《順天時報》。為了堅定袁世凱稱帝的信心，其長子袁克定不惜耗資3萬元雇人假造一份天天刊載擁護帝制消息的“順天時報”，專供袁世凱閱讀了很長時間。后來因為袁世凱的三女兒袁靜雪發現外面的《順天時報》和父親每天看的不一樣才被揭穿。

　　在張勛發動復辟期間，北京報紙多停刊以示抗議。此時的北京隻有《順天時報》一家大報繼續出版，其結果是《順天時報》成為這場復辟鬧劇的唯一詳細報道者。1925年，孫中山先生逝世，《順天時報》發行的“孫中山先生千古”的號外，成為目前我國留存至今的唯一一張記錄偉人辭世的號外報。在李大釗先生就義之后，《順天時報》曾報道“李大釗平昔不事儲蓄，身后極為蕭條”，李宅室中“空無家具，即有亦甚破爛”，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這位革命先烈的高尚節操。

　　經過十多年的經營，《順天時報》在1916年到1917年達到了它的巔峰，日發行量約為12000份(發行量最高達到35000份)，一躍成為“華北第一大報”。

　　盡管《順天時報》也做過許多及時、准確的新聞報道，但其報道的內容越來越掩蓋不住該報為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服務的本質，因此也越來越多地遭到了中國人民的反對與抵制。“五四”運動后，該報受到中國各界有識之士的強烈批判。北伐勝利后，北平市“報夫工會”，拒絕郵遞為日本侵略者張目的《順天時報》，得到了廣大民眾的熱烈支持。《順天時報》社不得不實行直接郵遞的方法，但也遭到抵制，該報發行量驟減。隨著國民政府遷都南京，《順天時報》的發行量更是每況愈下，雖有日本政府“補助”，也無濟於事，最后於1930年不得不停刊。黃薇

(來源:人民政協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