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與詩人 反思“語言的窘境”與重估沉默

　　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1929—）美國著名文藝批評大師與翻譯理論家，當代杰出的人文主義知識分子，熟諳英、法、德等數國語言與文化，執教於牛津、哈佛等著名高校。主要研究語言、文學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及“二戰”大屠殺的影響。代表作有《語言與沉默》《悲劇之死》《巴別塔之后》等。

　　《語言與沉默——論語言、文學與非人道》

　　（美）喬治·斯坦納著 李小均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1月版

　　《語言與沉默》一書中有一篇寫於1966年的《后記》，是關於兩本猶太人二戰中所受苦難書籍的書評，這兩本書是《痛苦的經卷：卡普蘭華沙日記》和讓-弗朗索瓦·斯坦納撰寫的《特雷布林卡集中營》，前者是研究猶太歷史和風俗的學者卡普蘭記於1939年至1942年8月4日的日記。后者則是“一個滅絕營裡的反抗故事”，作者讓-弗朗索瓦·斯坦納並沒有經歷過大屠殺，在審判艾希曼期間，他去了一次以色列，感受到猶太人眾所周知的隱憂——為什麼歐洲的猶太人就像綿羊一樣走向屠宰場？有感於此，他採訪了特雷布林卡集中營為數不多的幸存者，寫下了此書。

　　言說暴行

　　描述是最好的控訴，評論卻失之輕浮

　　大屠殺記憶對於斯坦納而言像一個吞噬一切的黑洞，蠶食著他所有的寫作，如果不對它做出積極的反應，他知道他所有的寫作都會變得毫無意義。

　　兩本書都有大量對令人發指的納粹暴行的細致描述，在書評中斯坦納一反常態，幾乎放棄了他擅長的思辨分析能力，而是將更多篇幅用來轉述這些暴行的細節，因為他知道這些對暴行本身的描述就是對它最好的控訴，而評論這些暴行本身卻失之輕浮，正如斯坦納在文中所說：“（對這兩本書）最恰當的‘評論’就是逐行重新抄寫，遇到死者的名字和孩子的名字就停頓一會兒，如同傳統的《聖經》抄寫員，碰到上帝神聖的名字時要停頓一下。”文章末尾，斯坦納提到當年在華沙猶太人聚居區，一個孩子在日記裡的一句話：“我感到餓，感到冷，長大后，我想當一個德國人，我就不會再感到餓，感到冷。”斯坦納說他想重寫這句話，然后默念，為那個孩子祈禱也為自己祈禱，“因為在那個孩子寫下這句話時，我吃得飽，睡得暖，沉默不語。”《語言與沉默》整本書佳作迭出，但最打動我的文章非這篇《后記》莫屬，而這個毫無“技術含量”的結尾則使我久久難忘。

　　客觀地說，斯坦納在寫這篇《后記》時，其筆觸是滯澀的，遠不如他在別的文章中那樣妙語迭出，但它卻是理解斯坦納全部著作的一把鑰匙。斯坦納為什麼服膺人文主義批評傳統？為什麼對在20世紀中葉大行其道的新批評頗多微詞？簡單地說，一個身負大屠殺殘酷記憶的猶太學人，不可能那麼輕巧地將詩歌語言脫離歷史背景和語言環境，以某種方式“標准化”，從而變身為所謂永恆的東西。大屠殺記憶對於斯坦納而言像一個吞噬一切的黑洞，蠶食著他所有的寫作，如果不對它做出積極的反應，他知道他所有的寫作都會變得毫無意義。悖論的是，正視這個黑洞仍然是一種危險——語言的事后的描述無論如何都有輕巧之嫌。為了平衡這種宿命般的輕浮感，斯坦納使出渾身解數，動用全部的知識儲備和情感力量，還有必不可少的天賦和才華，終於在詞和物、語言和世界的永恆較量中，為詞和語言這一方贏得了自尊，勉強使沉重的黑暗現實不至於墜入深淵，因為語言在蹺蹺板的另一端正在加重自身的分量，尤其奇妙的是，現實這一端重量越大，另一端的詞語也就相應增加著重量。作為杰出的學者，斯坦納當然知道這兩者其實是不可分割的，它們在互相打量、?殺、斗爭的過程中為彼此獲得了尊嚴。 □書評人 凌越

　　語言與現實 他所有的語言探討都指向存在之重

　　這些文章沒有直接涉及大屠殺，而只是將大屠殺擺在遠景和背景的位置，從而為用語言探討這些罪惡的事實提供了可能。

　　但是斯坦納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如何使他在文章中反復申說的“語言”和那些形式主義批評家夸夸其談的語言做出了涇渭分明的分野？如何使那些令人發指的“現實”不至於壓垮語言自身的建設——那麼我們就得回到《語言與沉默》第一輯裡的那些精彩文章。

　　和《后記》不同，這些文章沒有直接涉及大屠殺，而只是將大屠殺擺在遠景和背景的位置，從而為用語言探討這些罪惡的事實提供了可能，同時這些罪惡事實也成為平整的鏡面反射著語言自身的形象，更有利於對語言的反省。換句話說，情感的力量隻有在冷靜分析的基礎上才可能保險地成為正面的建設性力量，才不至於走向令人厭膩的煽情的泥淖。

　　而《后記》則以其極端的形式，成為斯坦納考慮的核心議題——語言與沉默——的一個活生生的例証：語言在殘暴現實面前無可救藥的無力感。甚至於《后記》中的文字也多是拘謹地引用，作為批評家的斯坦納能說些什麼？他隻能如他所說的那樣去默念、去重寫、去祈禱，只是不再批評，也無力批評。

　　當然在《語言與沉默》絕大多數的文章中，由於和現實拉開了一段可以“忍受”的距離，對於黑暗現實的聚焦重新變得清晰，而在具體的行文中斯坦納又可以邁開他輕盈的語言的舞步。“輕”終於可以從反面觸及“重”，而內容和形式也就順利地彼此深入直至無法區分。《人文素養》是全書第一篇文章，這樣的安排絕非偶然，斯坦納在文中分析了批評工作無力感的緣由：首先批評家過的是二手生活，他要依靠他人的寫作作為自己工作的前提。其次，19世紀的幾位批評大家阿諾德、聖伯夫所信奉的文學批評作為人性建設性力量的觀點遭到質疑：“有証據表明，一種對於文字生活的訓練有素而堅持不懈的獻身以及一種能夠深切批判地認同與虛構人物或情感的能力，削減了直觀性以及實際環境的尖利鋒芒。相比於鄰人的苦難，我們對文學中的悲傷更為敏感。”

　　對於斯坦納，苦難尤其是猶太人所遭受的苦難是一把簡潔的尺子，隨時會被他拿來量度批評工作是否走向了語言游戲的虛幻之境。那個過於沉重的現實似乎禁不住圍繞它持續不斷進行的語言洗滌，終於顯露出真實的面容——毫無疑問，所謂的真相、真理不出意外地蘊含其中。另一方面，苦難的經驗和洗禮則被在語詞的歡娛中敞開的心扉所接納，其中的矛盾正好預示著寫作倫理的永恆尷尬——有感染力的文字總是掩飾不住自身的愉悅，哪怕它指向著確鑿無疑的苦難。

　　沉默與詩人 反思“語言的窘境”與重估沉默

　　面對語言的窘境，作家大概隻有兩條道可走，一是直面語言的危機，傳遞交流活動本身的不穩定性和脆弱，另一選擇則隻能是自殺性修辭——沉默。

　　《沉默與詩人》是《語言與沉默》一書中集中探討詩人的兩篇文章之一，是一篇充分顯示斯坦納批評實力的立意高遠之作。在此文中，斯坦納將全部注意力聚焦於詩人語言的盡頭，也就是詩人無法、不能言說之處，在那裡語言被蓄意推向極限，詩意的說法則是“強光開始照亮”，而更可能的事實是“當詩人越來越接近神靈所在，轉化成言語的任務也變得越來越艱難”，最終，進入語言的光亮逐漸黯淡，而不可復得的光輝則把語言燒成灰燼。

　　隨后，斯坦納以大詩人荷爾德林和蘭波為例，探討了兩位“各自語言中第一流的詩人”中途輟筆之謎，兩位詩人都把書寫語言帶到句法和認知可能性的極致。但在斯坦納看來，兩位詩人最終拋棄語言，選擇沉默則更加耐人尋味。在斯坦納看來，“重估沉默是現代精神裡最有原創性的代表性行為。”在文章中間，斯坦納稍顯突兀地直陳本書（《語言與沉默》）潛在主題：“20世紀政治上的非人道，加上隨之而來的技術化大社會中腐蝕歐洲資產階級價值的一些因素，可能已經傷害了語言。”面對語言的窘境，作家大概隻有兩條道可走，一是直面語言的危機，傳遞交流活動本身的不穩定性和脆弱，另一選擇則隻能是自殺性修辭——沉默。到文章末尾，我們逐漸明白斯坦納實質上是在回應阿多諾那個著名論斷“奧斯威辛之后便沒有了詩歌”。斯坦納以微妙且美妙的批評文字呈現了這個問題多種可能，但他顯然支持那個決絕的選項：“當城市中的語言充滿了野蠻和謊言，再沒有什麼比放棄寫成的詩歌更有力。”

　　這些由沉默衍生出來的話語，充滿魅力又充滿矛盾。如果沉默是語言的極致，那麼所有圍繞沉默而展開的論述（哪怕是精彩的）也仍然是在途中的言說——它是它自己衰敗的証明。斯坦納試圖在詞與物、語言和世界之間架設一座理解的橋梁，這種理解未必能使二者抵達彼此，但卻讓看起來有些絕望的相互凝視產生了意義。

　　綜觀《語言與沉默》，斯坦納超拔的智慧、流暢有力的文風所帶來的快感，和批評對象的黑暗和沉重，構成恆久的悖論。越好就是越壞，而美妙的語言正是最完整地遮掩。除了一聲嘆息，然后眼睛直勾勾地盯著他人或者世界，就像貝克特筆下那些張口結舌的人物，我們還能做些什麼？奇特的是，斯坦納是帶著過人的勇氣和熱情去表述這令人絕望的遠景的，對此，我更願意相信態度而不是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