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需要唱出中國精神的贊歌 塑造民族的脊梁

　　對話人：張 江（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教授）

　　　　　　朱向前（中國人民解放軍藝術學院副院長、教授）

　　　　　　趙 玫（天津市作家協會主席、作家）

　　　　　　何 平（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譚好哲（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

　　【核心閱讀】

　　好文學不能僅僅是宣傳教化，但僅僅承認人的欲望、調動與激發人的欲望、描述與放大人的欲望的文學，當然不能算是有益於世道人心的好文學

　　寫作對象有很多，但其中顯然有大與小的區別、重與輕的差異。狂波巨瀾遠勝於杯水風波，鼓角爭鳴遠重於風花雪月，是不爭的事實

　　那些已經被作家塑造出來的民族脊梁式的文學新人，如何被研究界“再發現”，進而被國民意識到而成為精神建構和自我仿效之“新”，應該是我們思考的問題

　　文藝創作對於時代、國家和人民承擔著沉重的責任，有筋骨的文學創作才能真正起到啟迪民智、鼓舞民心、提高人民精神境界的化育作用，成為鑄造靈魂的工程

　　張江：“有筋骨”的文學就是有精神力量的文學。筋骨與題材無關，大江東去、金戈鐵馬的宏大敘事可以成就筋骨，表現草木之微、花開花落的小敘事也可以筋骨畢現。筋骨也與風格手法無關，豪放硬朗可有筋骨，婉約細膩也可有筋骨。關鍵是作品在精神上能不能站起來、立得住，能不能給人啟迪和力量。

　　文學要給人正向的力量

　　朱向前：作為人類精神活動高級呈現形式的文學，對人的靈魂始終有拯救、提升與引領的作用。道理很簡單，人是有欲望的，所謂七情六欲、“食色性也”，而欲望又是難以滿足的，所謂欲壑難填。因此，好文學不能僅僅是宣傳教化，但僅僅是承認人的欲望、調動與激發人的欲望、描述與放大人的欲望的文學，當然不能算是有益於世道人心的好文學。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中華文化才有“文以載道”“以文化人”的傳統，魯迅先生才堅持認為“文學是照亮國民精神的燈火”，人們也普遍接受“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之說。

　　毋庸諱言，30多年來的市場經濟確實打開了潘多拉魔盒，在極大地滿足人們欲望的同時，也在文學中留下了一道晦暗的陰影，在不少作品裡，功利主義、市儈主義甚囂塵上，缺乏現實主義的批判精神和理想主義的觀照升華。這些跟著感覺走甚至跟著感官走的文學，很難給人以希望、信心、鼓舞。

　　正能量源自何處？源自精神。精神源自何處？源自信仰。信仰培育精神，精神產生力量。什麼樣的價值觀培養什麼樣的信仰。是的，信仰不能兌換金錢，但能兌換幸福﹔不能帶來快感，但能帶來激勵﹔不能提升品位，但能提升靈魂。人無法單靠信仰生存，但脫離信仰也一定活不出滋味。語言華麗、技巧炫目、情節刺激而不感人，如嫫母衣錦﹔僅僅感人卻無法令人明理，如隔靴搔痒﹔令人明理卻不信服，如霸王舉鼎。

　　真正吸引人、感動人甚至說服人而且又傳達和弘揚某種價值觀的藝術作品才能算是成功。在這方面，美國文化的代表好萊塢大片，值得我們三思。無論是《珍珠港》《父輩的旗幟》《硫磺島家書》，還是《變形金剛》《2012》《阿凡達》，其中都滲透著美國價值觀，巧妙地利用商業和高科技唱出美國精神的贊歌。

　　我們的文學，所需要的是唱出中國精神的贊歌。五千年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代表著一種深厚的傳統﹔近代100多年來，尤其是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証明了一種現代精神。我們需要這種精神來淨化靈魂，弘揚正氣，振奮力量，堅定信仰。

　　拿什麼奉獻給人民

　　張江：古人講要“筆能扛鼎”，意思就是說筆端要有雷霆之力。作為文學創作者，筆端的力量從哪裡來？我的觀點是，作家離地面越近，離泥土越近，離百姓越近，他的創作就越容易找到力量的源泉。世間萬象，紛繁駁雜，尤其是我們身處的時代，豐富性、復雜性超越既往，作家怎麼選擇，目光投向哪裡，志趣寄托在哪裡，很大程度上也就決定了作家的品位和作品的質地。

　　趙玫：人民的生活豐富多彩，讀者的需求五花八門。但豐繁的生活中，主旋律是改革的現實、奮進的姿態﹔多樣的需求中，最需要的是理想的徜徉、精神的鼓舞。在這方面，已故作家賈大山為我們作出了最好的詮釋，提供了學習的榜樣。他多年來深深扎根於基層，扎根於群眾生活，這使他的寫作洋溢著人民性，在日常化的細節描寫中折射世情百態與社會萬象，同時又以幽默的情趣表達臧否。這樣的文學，以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反映人民的心聲與時代的情緒，正是人民所需要和喜歡的。

　　對於作家來說，可以選擇的很多，可以寫作的也很多，但其中顯然有大與小的區別、重與輕的差異。狂波巨瀾遠勝於杯水風波，鼓角爭鳴遠重於風花雪月，這是不爭的事實，因為前者顯然更有分量，更具力量，更能發揮鼓舞人、感奮人的作用與功能。

　　對作家而言，了解時代的風尚，把握社會的脈搏，傾聽人民的心聲，是最為需要和最為緊要的。我們隻有把民眾的思考、情感甚至困惑真實地表現出來，才能和他們心心相印，成為朋友。我們隻有滿懷深情地深入到民眾之中，才能在寫作中把握當下社會生活的脈搏。我們隻有始終堅持把人民群眾當作創作的主體，才能在寫作中汲取創作的靈感和源泉。我們要把最美好的情感送給讀者，讓人們能夠看到希望。通過我們的努力，為更多的讀者營造健康向上的精神家園。

　　我們置身於一個偉大變革的時代，社會的發展，物質的繁榮，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生存狀態，同時也為文學的繁榮發展開拓了更為廣闊的前景，為思想的活躍、寫作的創新提供了無限的可能。在某種意義上，文學的未來，取決於我們今天的態度。所以，將什麼樣的作品奉獻給讀者，沉澱給歷史，就成了每個文學工作者需要認真思考並付諸實踐的使命。

　　塑造民族脊梁式的文學新人

　　張江：有筋骨的文學，需要有筋骨的文學人物作支撐。綜觀近年來的文學創作，人物形象塑造有畸形化取向。要麼紙醉金迷、醉生夢死，要麼狡黠陰險、心狠手辣，頹廢和腹黑成為當下文學人物的流行面孔。我們不是說這類人物形象不能出現在文學作品中，而是說不能讓這類形象成為文學的主流甚至全部。與此相比，我們更需要塑造時代的民族脊梁式的文學新人。

　　何平：即使不從世界文學的譜系看，“著力塑造民族脊梁式的文學新人”也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偉大傳統。魯迅的《理水》、巴金的《家》、老舍的《四世同堂》、路翎的《財主底兒女們》等，這些小說之所以能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作家們敏銳捕捉到他們所處時代中那些正在孕育、生成和成長的民族脊梁式的新人，感應到時代對“民族脊梁式的文學新人”的召喚，進而去發現、命名和書寫這些文學新人。

　　一個優秀的作家應該有這樣的發現之眼。而從他們的創作實踐看，“新人”之“新”，一方面可能是新時代賦予的新創造﹔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我們民族固有精神品質綿延、注入當下和未來的一種激活和再造。有一個問題必須澄清，強調文學著力塑造民族脊梁式的文學新人，不能簡單化地理解為隻能寫正面人物、英雄人物，甚至寫“高大全”式的人物。我們不能天真地以為一個時代的民族脊梁式的文學新人是可以由某一個作家“集成式”“一次性”完成的，事實上，是那些堪為“民族脊梁式”的品性分散在一個個作家筆下的人物身上，這些人物匯合起來恰如璀璨星空。

　　“民族脊梁式的文學新人”不是向壁虛構，而是需要作家在他們生活的世界中去挖掘和發現。今天強調著力塑造民族脊梁式的文學新人應該意識到文學生態、文學觀念以及藝術生產方式和傳播方式的變化。從整個文學生態上看，當下不只是“民族脊梁式的文學新人”式微不振的時代，也是整個“文學人物”式微不振的時代：作家不把塑造經典人物作為畢生的志業，對作家塑造的文學人物形象的萃取也不是文學研究用心用力的領域。如果往深處看，這種式微不振也與知識界整體性的精神衰弱密切相關。自我矮化的精神品格，喪失獨立價值立場和精神支援的媚俗趨世，使得作家很難從深度和寬度上思考和把握所處時代之“新”與“舊”，自然也不能將筆下的文學人物安放在一個有深度和寬度的歷史和現實交匯的時代。

　　因此，作家著力去塑造民族脊梁式的文學人物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那些已經被作家塑造出來的民族脊梁式的文學新人，如何被研究界“再發現”，進而使這些“文學新人”可以被國民意識到而成為精神建構和自我仿效之“新”，應該成為我們思考的問題。就文學研究者而言，不能沒有經過廣泛的文學檢閱就簡單地說我們的作家沒有塑造出“民族脊梁式的文學新人”。可以舉一個例子，劉醒龍的《蟠虺》是一部在今年甫一發表就引起很大反響的長篇小說。小說中，劉醒龍思考“君子”和“小人”這個話題在今天如何回應遙遠的傳統，又以何面目存身“當代”。一部《蟠虺》，劉醒龍幾乎一直在追問“君子”和“小人”這兩個詞的當代意義，也是在這種追問中，塑造了曾本之、馬躍之、郝嘉、郝文章這些新時代的君子群像——我們期望的“民族脊梁式的文學新人”。

　　用文學為精神“補鈣”

　　張江：文學是民族精神的濃縮，有什麼樣的民族精神就有什麼樣的文學﹔更重要的是，文學還是民族精神的給養，對一個民族的精神生態產生潛移默化的重要影響。因此，文學不僅要反映現實，更要作用於現實，不能只是迎合風尚，更要引領風尚，甚至創造風尚。用有筋骨的文學，強健人民大眾的精神肌體，這既是中國文學一以貫之的傳統，也是當今時代人民大眾對文學的迫切期待。

　　譚好哲：在數千年的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從詩經、楚辭到唐詩、宋詞，再到元明清的小說、戲劇，歷朝歷代都不乏有筋骨的文學家和有筋骨的文藝作品，其中所表現出的哀痛民生艱難、系念國家安危、堅守美善理想的偉大情懷，繪就了中國文學永不消退的精神底色，成就了中華文化正大剛健的風骨氣象。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一大批進步作家更是以啟蒙和解放、救亡和圖興為己任，以其對於舊道德、舊文化、舊生活的激烈批判和否定，對新道德、新文化、新生活的熱烈憧憬和謳歌奏出了時代的強音。從古代文論對藝術風骨的強調，到毛澤東贊揚“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再到習近平對“有筋骨”文藝作品的期待，正從一個側面體現了中國文學和藝術永續不衰的精神命脈，這種精神命脈值得當代文學家倍加珍視並發揚光大。

　　文藝之所以需要有筋骨，在於文藝創作歷來對於時代、國家和人民承擔著一份沉重的責任。有筋骨的文藝作品好比人體必需的鈣，能夠強健人民大眾的精神肌體，吸收的精神鈣質越多，精神機體便愈加強健，而隻有精神上強健的人民，才能夠創造偉大的時代與強盛的國家民族。因此，創作者不能僅僅滿足於自己的作品有接受者，能夠在低層次低水准上滿足他人的需要，還必須認真考量和反思自己的創作對時代進步有無引領和推進，對人民大眾文明素質和精神境界的提升有無助益。由於受到古今中外各種低俗、錯誤的思想文化觀念和市場經濟中追求金錢等負面價值的影響和侵襲，中國當下社會生活和文藝領域裡存在著頹廢萎靡之風，不少人欠缺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的骨氣、底氣和人生正氣。此種境況之下，有良知和責任的作家既要自覺地融入人民的偉大歷史實踐，追隨時代前進的腳步，敢於為時代存正氣，為世人弘美德，做時代風氣的先覺者、先行者、先倡者，又要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旗幟，把愛國主義作為創作的主旋律，傳遞崇真求實、向善向美的價值觀，引導人民樹立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文化觀和審美觀，在多元紛亂甚至景象迷蒙的思想文化語境中重鑄民族生活的價值理想。隻有如此才稱得上是有筋骨的當代文學創作，也隻有這種創作才能真正起到啟迪民智、鼓舞民心、提高人民精神境界的化育作用，名副其實地成為鑄造靈魂的工程，從而更好地發揮文學移風易俗、通政經國的應有社會作用。

　　“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唐代詩人杜甫曾以此詩句表達自己一生追求的政治理想，這種政治理想賦予杜甫詩歌不朽的詩性力量，成就了其作為詩人的偉大。當代中國的文學家也應該具有理想和抱負，勇於以文學引領時代風氣，提振民族精神，補足民眾需要卻缺失的精神之鈣，以健康向上的精神風貌帶領中華民族走向大國崛起的歷史征程。

　　張江：任何民族，任何國家，支撐其不斷前進的核心力量是精神的力量。文學是這種精神力量的重要構成和獨特載體。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家必須以更寬廣的境界和更博大的胸懷去領悟自身的責任和使命，如此才能在民族精神的傳承和建構中發揮作用，成為民族復興和夢想實現的重要推動力量。

　　《 人民日報 》（ 2014年12月30日 2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