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遺址系由野蠻走向文明實物標本 世界罕見

青銅神樹，1986年三星堆二號祭祀坑出土。資料圖片

日前，為紀念三星堆祭祀坑發現三十周年，由四川廣漢三星堆博物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單位聯合舉辦的“三星堆與世界上古文明暨紀念三星堆祭祀坑發現三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三星堆博物館舉行。來自國內外的100余位專家學者齊聚一堂，就三星堆文化與古蜀文明、長江文明對中華文明所產生的影響展開了討論。

后祭祀坑時代，三星堆遺址仍是古蜀國中心聚落之一

三星堆遺址自20世紀30年代首次發掘以來，總共進行了約1.3萬平方米的考古發掘工作，獲得了大批實物資料。

1986年三星堆祭祀坑發掘，30年來，已發掘出三星堆遺址的文化遺存共分為五期，涵蓋四個考古學文化。其中第一期為三星堆一期—寶墩文化，第二、三期為三星堆文化，第四期為三星堆—金沙文化，第五期為新一村文化。時間上自新石器時代晚期，下迄春秋前期。

“由於種種原因，迄今為止，三星堆遺址的考古材料，隻有1934年燕家院子、1963年月亮灣、1986年三星堆祭祀坑等5次發掘的資料正式公布於眾，涉及發掘面積不到3000平方米，其中涉及第四期的材料更為有限。”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遺址工作站站長雷雨說，2001年，金沙遺址祭祀區發現以后，學界對成都平原商代晚期至西周時期考古學文化的關注更是轉移到了金沙遺址，認為三星堆城址會迅速衰落成為一個普通聚落，但事實並非如此。

雷雨介紹，通過對歷年發掘資料的全面梳理，結合“十二五”期間的考古新收獲，發現三星堆遺址第四期文化遺存的分布范圍、聚落規模、遺物數量和遺存等級遠遠超過以往的認識，在“后祭祀坑時代”為期不短的一段時間內，三星堆遺址仍然是古蜀國中心聚落之一。

獨特的文化造就了文明和藝術的高峰

三星堆遺址的發現和研究，是中國考古學史的重要篇章。“傳統的看法是，四川古屬西南夷，沒有什麼足以稱道的文化，而且蜀道艱難，與中原華夏隔絕不同，四川古史幾乎為一片空白。三星堆遺址的發現，好像是一縷曙光，逐漸將這迷茫荒昧的黑暗照亮了。”清華大學教授李學勤認為，三星堆遺址的發現，足以與世界考古學史上特洛伊、尼尼微等著名發現相提並論。

“三星堆遺址從原始社會的解體，文明的孕育、誕生、發展，走向輝煌，到開始衰落，都在一個地方不間斷地演進。”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高大倫說，雖然它的文明發達程度整體來說並沒達到中原夏商周的高度，但這個時期足足有兩千年之長。這個現象中國僅見，世界罕見。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趙殿增介紹，從出土文物看，三星堆遺址多神像、祭器和禮器，而沒有可以實用的兵器。最早的巴蜀式兵器，集中出現在與中原文化交界的漢中——寶雞地區，那裡可能才是古蜀王國的前線陣地。三星堆古城或許曾是一個基本不設防的宗教活動祭祀中心和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三星堆神權古國時期主要以造型藝術的手法來表現他們的信仰觀念，這方面的特色尤其突出。他們以威嚴的面具表現主要神祇，包括突目的祖先神，以真人大小的人像表現通神的巫師，以各種動植物造型反映原始的自然崇拜和圖騰崇拜等，既有豐富的社會內涵，又有傳神的藝術效果，達到了古代造型藝術的又一個高峰。

公認的早期古蜀文明遺存

“從三星堆出土的縱目面具、神樹等器物來看，這就是對青銅文明的一種創新。在這些器物中，具有本土文化基因的長江流域居民，吸收和接納中原青銅冶鑄技術，他們將青銅這一物質載體與本土精神信仰、生活傳統和審美趣味結合起來，進行創新，反過來影響黃河流域的中原文化。”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安陽工作站站長唐際根說。

高大倫說，目前各界對三星堆古文明的評價的褒獎主要集中在：一是早期古蜀國不是子虛烏有﹔二是長江也有古老的文明﹔三是長江文明和黃河文明等量齊觀，甚至在一些方面超過黃河文明。“30年來，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考古發現足以顛覆以往人們對古蜀文明的基本看法。距今5000年左右，中國大地東西南北都有成百上千的頗具規模的原始聚落。其中的特大型聚落生產力的發達和生產關系的復雜程度，讓越來越多的專家認為他們即將或已經跨進國家文明階段，三星堆也是其中之一。”高大倫介紹，但是和良渚、石?、石家河等遺址相比，三星堆的文明程度並不是最高的。

通過專家的研討，可以認識到，三星堆遺址是研究人類由野蠻走向文明的絕佳實物標本，對其進一步的發掘及研究和保護很重要。

（本報記者 李曉東 危兆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