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王蒙的“调和艺术”

　　学者视角

　　林贤治（广州学者）：

　　王蒙的“调和艺术”

　　如果说五十年代初期，王蒙还是一个纯洁的、严肃而热情的“少布”，那么二三十年后，他已经成为一个往来于雅俗之间的两栖人了。

　　在前部长时期，他以大量的文学创作为人所注目，其中有两方面的主张较为突出。其一，强调文艺的“侦察兵”作用。其二，主张实行“费厄泼赖”，反对斗争。这种宽容的主张，在当时，无论官方或民间知识分子都是欢迎的。王蒙最大的艺术是调和的艺术。此间，他多次强调要掌握“度”，“尺寸”，都是出于“角色一体化”的要求。九十年代，王蒙进入后部长时期。这时，他表现出了巨大的失落感。一方面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怀悼心情，集中体现在阐释《红楼梦》及李商隐的文字中；另一方面是一反过去的“少布”姿态，躲避崇高，崇尚无为，提倡快乐主义。

　　作为文学语言，王蒙缺乏必要的朴素、细致，和节奏变化；句中大量无意义的罗列，重复，拼凑，颠倒，拖沓，膨胀。从词序上可以看出，一方面留有昔日“语言恐惧症”的残余，常常在两个极端间来回，互相抵消，模棱两可，油滑怪异；另一方面仿照政治波普绘画，有意制造雷同。如果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界限而谦卑地恪守，自觉接受艺术法度的制约，而不是劳师远征，必欲制造一种“无边的艺术”，以王蒙的文学才能，当会有另一番成就的吧？

　　李建军（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王蒙太注重自己漠视他人

　　自传也许有多种写法，但不应该像王蒙那样写。王蒙的自传写得太得意了，太随意了；太注重自己了，太漠视他人了。他立志把自己写成一个“吾心光明”的“正面形象”，但却事与愿违地给读者展示了一个矛盾而分裂的自我：自得而怨艾，自信而焦虑，慷慨而计较，清醒而糊涂，明察秋毫而不见舆薪，或者用《金瓶梅》里的一句俗话来说：隔五十里看见苍蝇拉屎，出门却叫大象绊了一跤。他在写“他者”的时候，似乎缺乏平常心和宽容态度。他对他人的态度和评价，往往以其与自己的利害关系做为衡量的尺度：对自己有恩的，即使他犯过大错、伤害过很多人，王蒙也“永远感激”；与自己有过节的，即使他深孚众望，即使他曾有文章惊海内，王蒙也要“深批猛揭”。

　　王彬彬（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极度膨胀的王蒙叙事话语

　　王蒙先生在1993年第1期《读书》上发表《躲避崇高》一文，对王朔表示了赞赏。其中有几句关于王朔的话也很耐人寻味：“他不像有多少学问，但智商满高，十分机智，敢砍敢抡，而又适当搂着 ——不往枪口上碰……他开了一些大话空话的玩笑，但他基本上不写任何大人物(哪怕是一个团支部书记或者处长)，或者写了也是他们的哥们儿他们的朋友，绝无任何不敬非礼。”王朔的确是高智商的，是极识时务的，是太有现实感的，是过人地聪明的，王朔看起来什么都敢骂，什么都敢亵渎，但其实他是很懂得分寸，很善于掌握火候，很能够认清对象的，他是先估量了对手再行事的。他明白什么东西可以骂可以亵渎，但在骂时亵渎时要“适当搂着”，什么东西骂时亵渎时不妨任意尽兴。例如，在碰到知识分子时，碰到书生时，则像阿Q碰到尼姑一样，不妨痛痛快快地骂，痛痛快快地亵渎、嘲弄、挖苦，因为这些人，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是原本就可以被任意欺侮的。

　　友人说，王蒙对王朔的肯定，其实可以看成是对自身的肯定，王蒙与王朔之间，其实有着许多或内在或外在的相通之处。我觉得，这种看法确乎有道理。王蒙当然是极聪明的人。上文所引的王蒙说王朔的那段话，移到王蒙身上，也几乎是合适的。在王蒙与王朔的小说之间，的确可找出不少相同、相通、相近、相似之处，那种机智，那种调侃，那种油滑，那种极度膨胀的叙事话语……都是二者共有的。

　　（资料搜集：张宁）

　　张宁

(来源: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