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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也是生命充实的艺术。东西方的悲剧艺术,都气象宏大,内容丰满,用极大的张力去表现悲壮的主题。中国古典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是符合这个标准的。
就三国史本身而言,无所谓悲剧喜剧,只是一段按照客观规律发展的历史,蜀国东吴灭亡,算不上悲剧,也算不上喜剧,西晋统一三国符合历史潮流,值得肯定,但也没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然而,这段历史一旦进入文学作品,尤其是历史人物成为文学形象之后,感情上的取舍就来了。《三国演义》有自己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具体代言人就是蜀汉集团。刘备是仁义的代言人,整部小说对于刘备,极少负面描写,从平原县令到携民渡江,再到白帝城托孤,一代仁君的形象贯彻到底。诸葛亮是神机妙算、鞠躬尽瘁的代言人,前半部用兵如神,后半部死而后已,三国史上那么多贤相能臣,“演义”给他们的篇幅都是极其有限的,唯独给诸葛亮的篇幅却是大幅泼墨,极其大方,从火烧新野到星陨五丈原,对他的赞美和渲染从来就没吝啬过,“演义”几乎成了半部诸葛亮传。再如忠勇的代言人关羽,神勇的代言人张飞,胆量的代言人赵云,魏国东吴虽然也有勇猛战将,战斗力并不亚于这三位,但都没有像这三位那样俯视全书,成为“神”。
《三国演义》在故事架构和人物塑造上,有着很明显的倾向性,即“拥曹反刘”的倾向,全书的节奏主要沿着蜀汉走,诸如第一回就是刘关张闪亮登场。在作者看来,蜀汉集团就是价值取向的终极。然而,偏偏就是这样一个作者极力讴歌维护的理想的高大上集团,却无情地失败了,等于是价值的终极端被撕毁了。刘备的死、关羽的死、张飞的死、诸葛亮的死,这些章节的文字都能显示出作者的叹息之情,甚至还是书的高潮部分。关羽死了,还不罢不休,追吕蒙之命,惊破曹操之胆,这当中其实寄托了作者的不甘。而对于曹操的死,则未免有微词,一方面肯定曹操的丰功伟绩,另一方面又说:“功首罪魁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
作者寄托了理想的蜀汉集团,没有对得起作者的主观愿望,在历史的潮流中以失败者的姿态被淘汰了,从文学的角度而言,这就叫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了。
当然,蜀汉集团被塑造成古代理想的终极,也有历史的积淀,起码在唐朝的时候,民间说“三国”的时候,老百姓听说曹操败了,就开心大笑,听说刘备败了,就伤心地哭。文学作品的价值取向,还是有其社会基础的。而诸葛亮的《出师表》,早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前就成为仁人志士的励志典范,从杜甫到岳飞到陆游,《出师表》都是上佳精神食粮。文学作品的取向,还是植根于大众的。
《三国演义》用了极大的张力去表现历史人物和历史趋势,英雄豪杰的主观能动与历史客观规律总是表现出一定的对立性,双方有时候是撕扯的。例如诸葛亮有北伐的壮志豪情,却饮恨以终。即使是取得了成功,却转眼成为陈迹,即“是非成败转头空”,当下的光鲜成为他日的故迹,也叫人悲从中来。中国传统的审美有一个领域,叫做吊古。吊古总是充满着沧桑悲凉,其实并非一种消极情绪和负能量,而是以一种跳出局部圈子从整体观照历史的眼光,曹操也好,孙权也好,刘备、诸葛亮也好,关羽吕布也好,一方面是历史的闪光点,另一方面却是转瞬即逝的流星,个人功绩的短暂和历史的无限所形成的矛盾,恰好是一种充满张力的悲剧。
当然,这是从悲剧的角度来解读《三国演义》,至于《三国演义》是不是悲剧,解读的空间还很大。(刘黎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