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遗址：在4000多年前是中国的都城——尧都

　　中国历史上有两大至关重要的历史疑案：一是，“中国”何始？另一个是，尧都何在？或者说，“尧舜禹”真实存在吗？位于山西南部临汾市襄汾县城东北约7千米的陶寺镇，考古调查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在此地发掘的陶寺遗址，被认为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的大型遗址。而几十年来陆续考古发掘证明，这片土地，在4000多年前竟是中国的都城——尧都！

　　近日，由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文物局、临汾市人民政府主办的“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同时，《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首发，成为2015年中国史前考古界的一件大事。

　　尧，是中国上古时期的部落联盟首领，“五帝”之一，定都平阳（临汾古称“平阳”——记者注），开创了禅让制，传位于舜。中国社科院院长王伟光指出，尧舜禹时代是在中原地区形成华夏文明和早期“中国”诞生的关键时代，但相关的文献记载和古史传说远远不足以说清这段历史。于是，考古学研究便成为探讨这一关键时期不可或缺、甚至是主要的学术探索路径。

　　1978~1985年，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山西原临汾行署文化局合作，对陶寺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发掘总面积约7000平方米，墓葬1100余座，获得了大量陶器、石器、骨器、玉器、礼乐器、装饰品等。考古发现的王级大墓中，象征王权的龙盘、陶鼓、石磬、彩绘木器陶器、玉石钺等奢华的随葬品，与空无一物的平民墓葬形成鲜明对比，显现出社会复杂的等级制度和极度的贫富分化。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指出，“尧都平阳”正在为不断获得的考古资料所逐渐证实，陶寺就是尧的都城。“没有哪一个遗址能像陶寺遗址这样全面拥有文明起源形成的要素和标志；陶寺遗址已经进入文明阶段，是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历程的重要支点。”

　　中国考古事业的重要奠基者苏秉琦曾提出，中国古代文明经过了古国、邦国（王国）、帝国三个阶段。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说：“陶寺遗址呈现出来的面貌已经超越了古国阶段，进入了王国阶段。所以，陶寺遗址代表的是中原地区最早进入王国阶段的第一个王国。我同意很多先生的观点，陶寺就是尧都。”

　　李伯谦介绍，根据文献记载以及传说史学中的“尧舜禹”中的“尧”，他的根据地、中心、都城在平阳一带，即今天临汾。“陶寺发现的‘观象台’，证明了《尧典》中讲到的尧让羲和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行，制定历法，来推进和指导农业的发展，与陶寺观象台就能对应上了。”

　　《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高炜介绍， 该报告共分四册，总计212万字，线图501幅，表格139种，彩版55面，图版362面（1800张照片）。高炜也坦言，1978至1985年这一阶段的陶寺考古发掘与研究，未能解决陶寺是否是都城遗址这一问题。

　　所以，从1999年开始，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合作，以寻找陶寺遗址的城墙为中心，对陶寺遗址开始新一轮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2002年之后，陶寺遗址发掘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012年之后又纳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至2015年已发掘面积约9000平方米。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副主任何驽说：“功能区划最完备的史前都城、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初步形成的宫室制度……一系列的证据链表明，黄河中游地区在尧时期已经进入早期文明社会，已经形成了最初的中国。而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规模和等级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与尧都相当契合。”

　　何驽说：“陶寺遗址所展现出的王权象征、政治理念、文德思想、中正天下观、礼制思想、天文历法，作为王权软实力的思想以及汉字载体等，对后世中国王朝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中的精髓。而陶寺文化开创的都城模式、宫室制度、礼乐制度、都城官营手工业制度等，也成为后世王朝制度文明的主干。足见陶寺遗址及陶寺文化，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到制度文明，都是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核心的主要源头。”（蒋肖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