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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間在高密平靜面對
在獲獎結果公布后，莫言第一時間接受了環球人物雜志特約記者的電話專訪，“我也是從電視上知道自己獲獎”，“聽到獲獎的消息，我很高興。但是我覺得獲獎並不能代表什麼，我認為中國有很多優秀的作家，他們的優秀作品也可以被世界所認可。接下來我還是會將大部分精力放在新作品的創作上。我會繼續努力”。
隨后，由於苦苦等待採訪的媒體太多，莫言隻好出現在高密一家酒店裡，接受了眾多記者的採訪。他告訴記者，“我覺得不管是在網上挺我的，還是在網上批評我的，都有他們的道理，這是一個可以自由發言的時代。每個人都可以表達對一個作家作品的看法，所有挺我也好，批評也好，我都非常感謝他們”。談到諾貝爾文學獎，現場的記者很興奮，莫言則相當冷靜。“並沒有值得特別興奮的地方，得與不得都無所謂，作家最重要的是作品而非獎項。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對今后創作的一種巨大鞭策。(我要)盡快從當前的熱鬧與喧囂中走出來，該干什麼干什麼。”他還風趣地說：“要花大量時間應付你們這些記者了。”
莫言文學館館長毛維杰則告訴記者：“前天，他還和我一起在高密趕大集，他非常願意回到家鄉來，他說年紀再大點將長期回老家居住。”
“我根本沒做出什麼成績來”
此前，環球人物雜志記者曾對話莫言，就其創作和作品進行探討。
環球人物雜志：您最新一部小說是2009年出版的《蛙》，至今將近3年了。這是否說明，您的創作過程非常嚴謹，需要醞釀很長時間？
莫言：《蛙》是一個醞釀非常長的小說。2002年，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到高密過春節，大年初一，他問我想寫什麼，我說我想以我當婦科醫生的姑姑為原型寫一篇與生育有關的小說。他非常感興趣，跟著我拜訪了我姑姑，聊了幾個小時。他出來后跟我講，他一邊聽我姑姑說，一邊在腦海裡出現很多我姑姑的畫面：怎樣在半夜三更打個紅燈籠去敲門，怎樣在結了冰的河上騎著自行車飛奔……
我2002年7月份開始寫這個小說，大概寫了15萬字，感到越寫越不順利，就把它放下，先寫《生死疲勞》。《生死疲勞》寫完后，2007年夏天，又重新寫《蛙》，原來的15萬字都不要了，另起爐灶重新寫。
對我來講，小說不在於多寫，我已經寫了30多年，出了幾百萬字，所以現在最重要的是寫好，千方百計地、盡最大努力地不重復自己。一是要有新的思想元素，二是要塑造過去文學作品裡沒有出現的人物，三是要有非常清醒的文體意識，包括語言和結構。這三個方面達到了想象中的效果，小說就可以出版了。《蛙》在思想元素方面就有新的東西，通過姑姑這個婦科醫生最后的覺醒，表現了對生命價值的重新認識，我們過去對生命的價值是比較漠視的，現在則為此感到愧疚，並希望彌補。
環球人物雜志：您的小說讀起來似乎越來越簡單了，同《檀香刑》、《生死疲勞》相比，《蛙》更加簡單、好讀，這是怎麼考慮的？
莫言：我想是一種返璞歸真吧，《酒國》、《檀香刑》、《生死疲勞》這些小說結構上費盡了心力，搞得讀者也是眼花繚亂。后來我覺得，涉及心靈深處最痛苦的地方，沒必要用這種過分花哨的方式來表現，索性更直接，不給讀者增加任何閱讀障礙，簡潔朴素地把它記錄下來就行了。
環球人物雜志：以前那些小說在結構上的實驗性探索給您留下了什麼？
莫言：這種探索的痕跡還在，這種訓練對現在的創作還有影響。
環球人物雜志：您如何看待中國那一批作家的實驗寫作？
莫言：這大概跟中國封閉了20年有關系。從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中國人沒有讀到西方同時代的小說，中國文學實際上隻有革命現實主義這一種文學模式，它受階級觀點的影響太重，把敵人不當人來寫、把自己當神來寫。到20世紀80年代突然讀到西方小說，真是大開眼界，意識到原來文學並不是我們所標榜的那樣，於是產生了很大的動力。
所以，20世紀80年代的先鋒文學、實驗寫作是在兩個方面雙向突破。一方面在內容上探險，突破各種各樣的禁區，開始寫愛情、寫革命隊伍內部的矛盾、寫壞人的優點﹔另一方面在形式上探險，借鑒西方文學的寫作形式，對中國傳統的小說技巧進行革新。這些實驗盡管有缺陷，但是非常必要，如果沒有這一段對西方文學的模仿，就不會意識到要尋找自己文化的根，要創造自己文學的特色。
環球人物雜志：現在，漢語文學創新的可能性在哪裡？
莫言：我現在不敢輕易談創新的問題，因為一部文學作品對自己來說是新的，在別人看起來往往還是舊的。作家應該從自己的角度考慮，你過去沒有寫過，現在寫，就是創新﹔別人寫沒寫過，可以不去考慮。
創新離不開傳統，創新也必須向外部學習。你隻有知道我們的祖先曾經給我們留下了什麼東西，你隻有知道現在國外的作家在寫什麼、在怎麼寫，你才有可能在這樣的基礎上創新。另外，我覺得要創新還必須大膽向小說以外的藝術形式借鑒，比如傳統的作家應該謙虛一點，向網絡作家學習、向年輕作家學習，如果你不了解年輕人寫了什麼東西，你談創新，也是一句空話。當然，還要盡量涉獵更多的藝術樣式，包括話劇、戲曲，任何一種藝術元素都有可能被移植到小說裡面，任何一種藝術樣式都有可能激發作家的創作靈感。
新作品的新，就是我前面說的三點，第一是題材新，過去寫得很少或者沒寫過的﹔第二就是大膽對一些東西進行反思，文學裡面應該有懺悔，作家應該在大家習以為常的地方進行反向思維﹔第三，關鍵是人物，一個作家最終讓人記住的不是他講的故事，而是他塑造的人物，講曹雪芹想起賈寶玉、林黛玉，講魯迅想起阿Q，講張愛玲想起曹七巧，故事我們可能都忘掉了，但人物在我們腦子裡有形象，如果一個作品裡塑造了一個或者幾個讓人難忘的新人物，這個作品肯定是成功的。
環球人物雜志：您小說裡的故事都很神奇，是您的個人經歷就那麼神奇嗎？
莫言：很多事情是童年聽說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然，寫的時候肯定有大量的想象，即便是一個簡單的故事，經過作家的想象和發揮，也會變得非常華麗，非常復雜。
環球人物雜志：您的小說有一個永恆的背景，就是家鄉高密。現在有個說法，您就是高密的一張名片。
莫言：高密沒有旅游資源，山啊、水啊、古跡啊都沒有。它曾經是個很發達的縣城，有廟宇城牆，如今徹底沒有了，片瓦不留。高密也想搞文化、搞旅游，難度很大，就拿我來做文章了。我跟我們縣裡的領導說，隻因高密名人少，故把莫言捧上天。但我頭腦是很清醒的。高密建了莫言文學館，怎麼來的呢？最初退休的老干部成立了莫言研究會，正好縣裡有個空置的舊樓，他們跟縣裡商量，反正空著，索性拿過來給我們用，於是在那裡搞了一個莫言文學館。我是反對的，但也沒辦法，人家說我們研究一個作家，你沒權干涉吧？2009年舉辦開館儀式，我說我非常感謝，但這個小樓裡擺的那個莫言跟我已經沒有太大關聯了，我非常清楚我根本沒做出什麼成績來。高密就是作家少，如果像北京、南京一樣多，肯定就輪不到我。
環球人物雜志：有一些西方學者批評您的作品，比如德國漢學家顧彬，他說您用43天寫出一部小說是“不尊重語言”，德國很多作家1天隻寫1頁﹔而且批評中國作家外語水平差，沒有開闊的視野。
莫言：我1987年就見過顧彬，他的批評我覺得有道理。德國很多作家更多是在思辨，不像我們這樣迷戀故事，思辨確實是我們中國作家的弱項，我們應該在這方面補補課。但如果小說光有思辨，沒有人物，還能算個小說嗎？
顧彬對語言的重視，我完全同意，不管你寫故事性強的小說，還是寫思想性強的小說，語言肯定都是第一要素。如果懂一門或者兩門外語，那更好啊。假如我們能直接閱讀英文的、法文的、德文的小說，可能比讀翻譯的小說好得多，因為翻譯是一種再創造，有的小說可能是一流小說，翻譯過來就成了二流甚至三流的了。另外，如果我懂一門外語，我肯定會和母語形成一種對照，在比較中我才會知道漢語哪裡比英語好，哪裡不如英語，才有可能形成語言的創新。但是沒有辦法，現在我50多歲了，再要求我學外語，我努力一下，也許能學會問路、點菜，但要學會閱讀原文、體會原文的精妙，那太難了。我們寄希望於下一代人。
環球人物雜志：前面您也提到，傳統作家要向網絡作家學習，您怎樣看待當下的網絡文學？
莫言：網絡文學我讀得不多，但我知道在網上已經熱火朝天了。我上過一次小說網站，發現很多網絡作家的語言十分純熟。一些活躍在年輕人口頭上的語言表達方式，在我的交往圈子裡是聽不到的，很生動，當然有的也很玄。閱讀這樣的網絡文學，能使我與當下的生活保持一種密切的聯系，能夠通過他們的作品感受到我現在不熟悉的生活氛圍。比如，網絡上很多人寫的懸疑小說、驚悚小說，想象力是非常發達的。
現在的網絡文學就像早些年的網絡購物一樣，是勢不可擋的。將來文學閱讀的時間，慢慢會被網絡閱讀吃掉，人們讀小說更多是通過電腦、手機、電子閱讀器，傳統的紙質閱讀肯定會變成一個小小的角落，但也不會完全消失，因為手捧一本書的感覺是特別的，是能夠欣賞書本裝幀的藝術美的，會有一部分讀者願意用這個方式來閱讀。隻不過，再也不會有洛陽紙貴的現象了，將來紙書肯定是不貴的。
環球人物雜志：您怎麼看待當下的“80后”寫作？他們的生活經驗可能很簡單。
莫言：生活經驗簡單對初期寫作肯定構成障礙，每個作家的初期寫作多半是從自己熟悉的生活開始的，寫自己熟悉的環境、熟悉的人物，甚至寫自己。但寫“我”、寫學校，這點資源寫兩本小說就用光了，你不能老寫你高中那段生活。現在很多青春作家面臨著怎麼突破小我、小環境、小圈子，進入到更大的社會環境裡、投入到更廣闊的社會生活裡的問題。
獲得更廣闊的思想，隻有通過閱讀和生活，沒有別的辦法。閱讀可以彌補生活經驗的貧乏，讀歷史可以讓你的生活往前提，讀科幻可以讓你的生活往外擴。我們看到的歷史小說，都充滿了時代意識，“80后”作家和“50后”作家寫的歷史小說肯定不一樣，因為他們的意識不一樣了。
韓寒、郭敬明、張悅然、李傻傻、馬小淘，這些“80后”作家都有各自的特點。李傻傻是從農村出來的﹔韓寒是離經叛道的、反叛者的形象﹔郭敬明的作品是建立在動漫基礎上的小說，想象的東西比較多，跟現在生活的關聯非常少﹔張悅然剛開始是寫女性的情感經驗，現在也在慢慢擴展。他們還是形成了各自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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