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余華的一種寫作困境（圖）

《第七天》

　　正如同七年之前的那部《兄弟》一樣，《第七天》問世后，也引發了一場類似於地震式的強烈爭議。無論是文學界的專家，還是普通讀者，面對《第七天》，迅速分化為尖銳對立的兩大陣營。力挺者譽之為余華一部尖銳洞穿現實的佳作，吐槽者則認為小說不過是各種社會負面新聞串燒的結果。更進一步，在很多作家批評家之間，還因此而引發了一場文學作品究竟應不應該表現現實生活的大討論。目前，這場討論也還在進行過程之中，尚未有能夠為公眾所認可的最后結論得出。又或者，類似於這樣的討論本就不會有終極的結論得出。隻要對壘雙方能夠把各自的觀點立場充分地闡述表達清楚，也就達到了談論的目的。

　　簡單地否定《第七天》，當然毫無道理。但與此同時，就我個人的閱讀感覺來說，在余華的寫作歷程中，《第七天》的思想藝術成就不僅難以望曾經的《在細雨中呼喊》、《活著》、《許三觀賣血記》的項背，而且較之於七年前的那部《兄弟》，恐怕也有所不及。這裡，關鍵的問題並不在於所謂小說過多地征引了當下現實生活中發生過的新聞事件。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作品與新聞事件有關，作品過於貼近現實。作品貼近現實並沒有錯，關鍵在於作家究竟是何種寫作心態、以何種藝術方式去關注、表現現實。

　　小說採用了第一人稱的敘事方式，作品的主人公名叫楊飛，故事開始時，楊飛已經是一個因飯店爆炸而死於非命的亡靈。小說借助於亡靈相對自由的存在方式，講述了幾個不無淒慘的故事：楊飛與前妻李青之間的愛情悲劇、楊飛與養父楊金彪之間的親情故事、鼠妹和伍超之間的情感悲劇。《第七天》確寫到了當下時代許多不幸的社會事件，比如強拆、火災、棄嬰、車禍、賣腎等等。這些都是近年來引起公眾高度關注的社會熱點問題。能夠關注表現這些問題，說明余華關注底層民生的情懷依舊，這一點當然值得充分肯定。不僅如此，余華在小說中意欲達到的批判性主題含蘊也值得肯定。小說的最后一句話是“我說：‘死無葬身之地’”。把小說的亡靈敘事與那些淒慘的人生故事以及這句帶有讖言意味的結語結合在一起，作家對於當下現實帶有強烈否定性的批判性主題含蘊，自然也就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對於小說中所描寫著的這些普通民眾來說，不僅不能夠好好活著，而且死了以后居然也“死無葬身之地”！《第七天》的一位竭力辯護者之所以強調小說充分地凸顯出了余華冒犯現實的寫作勇氣，其根本原因顯然在此。

　　然而，在充分肯定余華冒犯社會現實的批判勇氣的同時，我們還需要明確意識到，對於一位如同余華這樣中國文壇一流的作家來說，僅有批判的勇氣肯定是遠遠不夠的，問題的關鍵還在於他是否真正實現了一種藝術的批判。從這個角度來看，《第七天》就無法令人滿意。問題的關鍵，恐怕就在於余華小說結構的不成功。盡管既往的創作實踐已經充分証明余華實際上是一位結構能力非常突出的作家，但這卻並不意味著《第七天》的藝術結構會同樣成功。因為缺少了一種合理的藝術結構，所以你就不難發現，作家所講述的那些淒慘故事實際上一直處於一種支離破碎的離散狀態之中，並沒有能夠形成為一個有機的藝術整體。細讀作品，就可以強烈地感覺到，楊飛與李青的故事，楊飛與楊金彪的故事，鼠妹與伍超的故事，它們之間根本就沒有建立起無法被剝離的緊密聯系，而是始終處於一種油是油、水是水的狀態之中。打個比方，這些故事正如同散落在地的一堆珠子，余華的問題就在於沒有找到一條合適的繩子把它們串聯在一起成為一串結結實實的項鏈。我們之所以在閱讀小說的過程中會產生一種如同面對一部流浪漢小說的感覺，根本原因就在於此。小說的第一人稱敘述者楊飛，就像一位四處晃蕩的流浪漢一樣，遇上一個人物就停下來講述這個人物的故事，有一種強烈的隨遇而安的感覺。藝術結構的合理與否，是衡量一部長篇小說優秀與否的重要標准。就此而言，《第七天》藝術缺陷的存在就是非常明顯的一件事情。某種意義上，正是因為缺少了一種合理的整一藝術結構，所以余華的《第七天》就更多地停留在了社會現象的表層，未能夠透過現象層面，把現象背后那些更為內在深層的生活本質鞭辟有力地揭示出來。

　　結構之外，是作家故事情節設計的可信度問題。比如說楊飛與李青之間的愛情故事，李青為什麼會喜歡楊飛？李青為什麼會成為那個腐敗高官的情婦？以及李青放棄楊飛選擇那位成功男士，都顯得過於輕而易舉，帶有突出的“傳奇化”色彩。再比如楊飛與楊金彪之間的父子深情固然感人，但其感人程度與余華自己曾經的《許三觀賣血記》中的親情描寫相比，就有點小巫見大巫的感覺了。不僅如此，諸如楊飛生母的火車廁所生子然后漏下遺失、楊金彪的鐵路拾孤這樣一些情節設計，“傳奇化”的色彩同樣非常鮮明。故事情節的過於“傳奇化”，所帶來的就是小說的可信度問題。可信度問題的出現，自然也就意味著余華的《第七天》缺乏必要的藝術說服力。作品之所以會遭到那麼多的普通讀者吐糟，這方面的原因顯然不容忽視。與情節設計的可信度密切相關，余華在人物形象本應具有的人性深度的挖掘表現方面，也留下了不應有的遺憾。余華不是不具備呈現人物豐厚人性內涵的藝術能力，但或許是因為《第七天》的寫作過於急就章未能真正沉潛下去的緣故，小說中的那些人物都顯得過於單薄，難以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楊飛也罷、楊金彪也罷，這些形象，與余華此前《活著》中的福貴、《許三觀賣血記》中的許三觀等具有豐厚人性內涵的人物形象相比較，均有過於膚淺之感。

　　雖然說余華一直在努力寫出當下時代人們一種普遍的生存與精神困境，但實際的情形卻是，通過《第七天》的寫作，証明的反倒是余華自己一種寫作困境的存在。當然，任何一個作家在自己的寫作過程中，都不可能沒有敗筆，不可能篇篇都是精品。寫作過程中的藝術失敗並不可怕，關鍵在於作家自己能否清醒地意識到問題的存在，並對之做出深入的自我反省。我們所寄希望於余華的就是，不再滿足於對於社會現實進行浮光掠影的獵奇式書寫，而是真正地沉潛到生活的深處，悉心體會把握急遽變化著的現實生活本身的復雜性，早日實現一種思想藝術上的自我超越。(王春林)

(來源:深圳特區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