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類學影像大師在哪裡？

　　◎ 李成恩

　　我最早受到紀錄片之父弗拉哈迪的啟蒙，對人類學紀錄片有了強烈的興趣。弗拉哈迪於1922年拍攝的《北方的納努克》開創了用影像記錄社會的人類學紀錄片類型，那是一部裡程碑式的作品，他在16個月裡拍攝了愛斯基摩人納努克一家的生活，當年在紐約的首映獲得極大成功。但他本人不是人類學家，他是一個關注人類情感、尊重傳統文化的紀錄片導演，他的作品也不完全是從人類學的角度來拍攝的，他后來還有兩部人類學紀錄片，一部是關於薩摩亞群島的《莫亞那——黃金時代的浪漫曲》，一部是關於愛爾蘭西海岸線外的阿蘭群島的《阿蘭的男子漢》。他那朴素的帶有人類學思想的拍攝手法，給我青春年少的學生時期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真正意義上的由人類學家拍攝的紀錄片出現在20世紀30年代，1936年至1939年，貝特森與米德在巴厘島上自覺以人類學思想與方法，拍攝了兩萬多英尺的膠片。到20世紀60年代法國人類學家讓·魯什和社會學家埃德加·莫林共同拍攝了紀錄片《夏日紀事》，這部作品體現了共享的人類學拍攝思想。同時期還出現了勞倫斯·馬歇爾拍攝的《獵人》，記錄的是布須曼人的狩獵生活。羅伯特·加德納拍攝的《死鳥》，用鳥的死亡隱喻人的死亡，記錄的是新幾內亞的達尼人部落間的戰爭與宗教儀式的場面。但這些作品都沒有超過《北方的納努克》對我的影響，對弗拉哈迪的尊重還無人取代。

　　我國人類學影像紀錄始於1927年，斯文·赫定在內蒙古白靈廟一帶拍攝的買達爾聖節廟會活動的底片長達1100米。1933年，凌純聲、芮逸夫、勇士衡受當時的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派遣，前往湘西苗族地區調查，使用了電影攝像機，1934年，凌純聲和勇士衡在雲南作民族考察的時候，再一次使用了照相機和電影攝像機。1958年，拍攝有《佤族》、《黎族》、《涼山彝族》三部人類學片。當時，這些片子被稱為“少數民族科學紀錄片”。直到上世紀80年代央視開始組織拍攝了反映少數民族生活為題材的紀錄片，如《絲綢之路》、《話說長江》、《南方絲綢之路》、《唐蕃古道》等。

　　時至今日，我眼裡的中國人類學紀錄片大師終於出現了，他就是田壯壯。

　　我認為田壯壯的《茶馬古道》系列之《德拉姆》即是國內最有分量的人類學紀錄片。他自己這樣說：“拍紀錄片是讓人很過癮的一件事情，當你拍電影時，所有的發揮和演繹都不能脫離情節，而在紀錄片中，你永遠處於精神上的最高極限，因為一些精彩的東西時時刻刻都在發生。”這是他在拍完電影《小城之春》之后的一次出人意料的紀錄片創作。

　　《德拉姆》拍攝的是茶馬古道上的原住民族，記錄的是正在消失的地域文化。這是一部嚴格意義上的文化人類學紀錄片，可以看出田壯壯對人與文化的尊重。這部紀錄片裡有一個15口人的多民族大家庭，用6種語言交流，有84歲的老牧師，104歲仍能吃拉面的怒族老人，與哥哥共有一個老婆的馬幫商人，有著趕馬人傳奇經歷的82歲的老馬鍋頭，談過戀愛的年輕喇嘛，拒絕求婚、想到外面世界看看的藏族女教師等等，還有趕馬人痛失騾子后流下熱淚，?腆的小喇嘛和女教師的羞澀等細節鏡頭，誠實感人。

　　最近，我又認識了更年輕的文化人類學影像導演萬瑪才旦。他的第一部紀錄片是《草原》，在此基礎上擴充成了《靜靜的嘛呢石》，其他重要的作品還有《尋找智美更登》與《老狗》，后者還獲得首爾國際電影節大獎。他是個沉默的智者，一起吃飯時似乎都是我在講話。他的外表看起來像李安一樣溫和。回京后我又重溫了他幾部作品，我認為他是繼田壯壯之后又一個重量級的文化人類學影像導演。令我羨慕的是他還正在拍攝一部關於藏族青年詩人的紀錄片，最近將要剪輯一部拍攝多年關於小喇嘛的紀錄片。

　　萬瑪才旦與田壯壯不一樣的是他本身就是藏族導演，他太熟悉他所拍攝的對象了，他的創作是在一個大的人類學范疇下的忠實記錄，他鏡頭裡的故事還原了生活變化過程中的原汁原味的文化人類學的影像魅力。

(來源:深圳特區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