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南宋長期處於戰時狀態 經濟發展片面

　　張邦煒 1940年生，四川省江安縣人。四川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教授、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特聘教授，曾兼任中國宋史研究會副會長，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獲得者。著有《宋遼金西夏社會生活史》（合著）、《宋代婚姻家族史論》、《宋代政治文化史論》、《宋代文豪與巴蜀旅游》（合著）等。

　　南宋寧宗之后，畫院的繪畫產生出一種南宋獨特的風格。……這些畫家共通的一個特點是在繪畫山水畫時，不像以前那樣將主要的山峰置於畫面的中央，而是巧妙地描繪山景的一部分。馬遠的山水畫被人們稱為“殘山剩水”，論述恰到好處。原因之一是這個時期畫院的畫師居住在臨安（杭州），山水畫的題材大多是臨安附近的風景。另一個原因是南宋是偏安之國，畫家的心理大概也反映在繪畫作品之中。 ——（日）內藤湖南《中國繪畫史》

秋柳雙鴉圖 （南宋）梁 楷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 言

　　做什麼事情，研究什麼問題，大局觀念、大局意識都很重要，應當對全局具有全面觀察、全面把握、全面分析的能力。

　　近年來，學者對於歷史研究中的碎片化問題有不少討論。有的主張歷史研究理當以碎片為基礎，不必擔憂“碎片化”，有的主張拒絕碎片化，回歸整體史。見仁見智，各有道理。我不大贊成“回歸”二字。從前的所謂“整體史”缺陷比較明顯，通常實証性較弱，具有以論代史的傾向。所謂“碎片化”如果是指增強實証性，隻怕在某種意義上還可視為一種進步。關於大局觀或整體觀問題，我無甚高論新論，只是舊調重彈，說些老話而已。我個人感到，當前或許以下兩點值得進一步注意。

　　一是處理好“大”“小”關系。或者說處理好“做問題”與“做體系”的關系。我的大學生時代，是強調理論指導，強調體系框架的時代。師長常教導，別鑽牛角尖。不要去研究那些無價值的瑣碎問題，如“明成祖的生母”“洪秀全的胡子”之類。明成祖朱棣是嫡出還是庶出？其生母究竟是妃還是達妃？洪秀全有無胡子？他長的到底是“一”字胡還是“八”字胡？今天看來，這類問題雖然不能說絕對不應研究，隻怕意義相當有限。

　　如何盡可能做到大小結合，既避免流於瑣碎，又不致陷入空疏？前輩史家樹立了榜樣。據說胡如雷先生生前曾說：“以小見大，陳寅恪之謂也﹔以大見小，呂思勉之謂也。”陳寅恪立足於“小”，他探討“楊玉環是否以處女入宮”，看似瑣碎，與明成祖的生母、洪秀全的胡子似乎並無二致。但他賦予這一議題深刻的學術蘊涵，以此說明唐朝的婚制與倫理，並進而涉及唐代的種族與文化。在他看來，“此二問題實李唐一代史事的關鍵之所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陳寅恪實可謂化瑣碎為深刻。呂思勉著眼於“大”，其學術旨趣是“說明中國社會的總相”，治學以綜合研究和融會貫通見長。呂思勉同時又著力於“小”，注重研究具體問題，舍得在排比史料、分類札記上下功夫，有總計762條，一百余萬言的三大冊《呂思勉讀史札記》傳世。呂思勉的兩部中國通史、四部斷代史就是在這些考証性文章的基礎上寫成的。他以大見小、大小結合的學術理念和實踐，為當前學科體系的建設提供了有益的啟示和范例。就個人來說，我傾向於：學貴自成體系，鑽研應有重點﹔如若漫無邊際，勢必不得要領。趙儷生老師說：“光考據不行，還需要思辨。”當然，光思辨也不行，還需要考據。

　　二是哄抬歷史地位不可取。如抬高斷代史的地位，既有所謂“唐粉”，也有所謂“宋粉”。我們喜歡“數第一”，其實宋代的若干“新”現象，唐代已有之。有專家將南宋視為從大陸帝國到海洋帝國的轉型，並稱這是“具有路標性意義的重大轉折”，未免言過其實。又如抬高地方史的地位，本人就曾被包弼德教授戲稱為“大四川主義者”。研究地方史應當具有全國觀念，不應當簡單地為某一特定區域爭歷史地位。再如抬高研究對象的探討，如唐宋富民問題的研究者宣稱這個問題非常重要，是解構唐宋社會的一把鑰匙。還有為祖宗、為家鄉人辯護甚至翻案，如蔡京以及王欽若、史彌遠等。當然對於這些人物從前是否一味鬼化，現在值得再研究。通史姓“通”，重在一個“通”字。哄抬歷史地位，對總體史有害無益。

　　南宋的大局

　　南宋時期的大局，我個人認為是長期處於戰時狀態或准戰時狀態。戰時狀態牽動著、制約著南宋社會的諸多方面，要認清若干南宋歷史的若干實情，隻怕都離不開南北對峙、戰時狀態這個大時局、大背景。這或許是常識問題，但在探討具體問題時又往往有意無意地被淡忘，似乎有必要稍加述說。

　　北宋大多數時段尚可視為和平環境。無可諱言，北宋戰事較多。但宋太祖開國伊始，為鞏固政權、拓展疆土而所發動的一系列戰爭進行得相當順利。南宋人蔡戡概括為“所向皆捷，二十年中，邊塞肅清”（《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三五），大體屬實。開寶末年特別是景德初年以后，從全國范圍來說，戰爭狀態基本結束。難怪宋人多有北宋“百年無事”之說，說得最多最夸張的當推北宋名儒自號“安樂先生”的邵雍。他一再聲稱“一百年來號太平”，“天下太平無一事”，不厭其煩地強調“身經兩世太平日，眼見四朝全盛時”“生來隻慣見豐稔，老去未嘗經亂離”“生於太平世，長於太平世，老於太平世，死於太平世”，在他的《伊川擊壤集》中，諸如此類的話不勝枚舉。南宋人度正回顧北宋社會，講得同樣夸張：“承平百年，天下無事，四方無狗吠之警，中國有安靖之福。”（《性善堂稿》卷六）盡人皆知，北宋絕非“太平無事”。邊境幾乎始終存在遼朝的威脅、西夏的困擾，內地人禍天災、官逼民反的事件層出不窮。但就總體而言，北宋大體處於和平環境，雖然和平多半是用“歲幣”換來的。宣和、靖康之際，北宋這座貌似金碧輝煌的大廈一觸即潰，其根本原因固然是腐敗，但在一定程度上可謂“大意失荊州”，最高統治集團忘記了“居安思危”的古訓。

　　與北宋不同，南宋重建於危急之中，一建立就不得不異常艱難地應對殘酷的戰爭。確如當時人所說：“軍興以來，天下多事。”（《宋史》卷一六一）南宋立足東南以后，宋金雙方漸漸大體勢均力敵，誰也很難攻滅誰。雖然如此，金方一旦主攻派得勢，便舉兵南下江浙，如兀術南下、完顏亮南下﹔宋方一旦主戰派當政，就揮師北伐中原。宋金戰爭盡管打打停停，停戰時間遠遠長於作戰時間，然而即使在停戰時間，南宋也處於備戰、迎戰狀態。難怪在和議達成之后的嘉定年間，袁燮仍說：“邊境未寧，干戈未息，正國家多事之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六二）

　　正因為北宋長期處於和平環境，士大夫一遍又一遍重復：“兵者凶器，戰者危事。”熙寧元年（1068年），元老重臣富弼建議宋神宗：“二十年口不言兵。”此言分明片面性極大卻受到相當廣泛肯定：“仁人之言，其利博哉！”（《宋史》卷三一三）而南宋始終處於戰時狀態，韓世忠晚年“口不言兵”則是對當政者軟弱退讓，屈膝求和的無聲抗議。他發出了“自古英雄都是夢”（《齊東野語》卷十九）等悲嘆之語。宋孝宗時，戶部侍郎錢端禮迎合宰相湯思退，一再聲稱“兵者凶器”（《宋史》卷三八五）則遭到廣泛的譏評。可見南宋是個不能“口不言兵”的時代。

　　北宋的時代主題是和平發展，統治集團總是圍繞著變法圖強展開爭論。因此今人講述北宋歷史往往以兩次改革即慶歷新政、熙豐變法為線索。而南宋的時代主題是救亡圖存。統治集團總是圍繞著和、戰、守展開爭論。因此今人講述南宋歷史常常以三個和議即紹興和議、隆興和議、嘉定和議為線索。北、南兩宋同中有異，時代特征不盡相同，甚至差異較大。徐規先生說過：“以北宋史的研究來代替南宋史的研究，是不妥當的。”實屬中肯之論。在不少問題上，北、南兩宋都不能“一鍋煮”。

　　戰時狀態與南宋經濟

　　南宋經濟的時代征是什麼？用“戰時經濟”四字予以概括，或有強調過分與簡單化之嫌。有學者將其歸納為“頭枕東南，面向海洋”，固然頗有道理，但似乎也有作些補充或略加修正之必要。戰時狀態或准戰時狀態影響著南宋社會經濟的諸多方面，下面僅略舉數例。

　　一是逼向海洋。宋元時期是我國海外貿易發展的鼎盛階段，南宋隨著航海技術的進步，在北宋的基礎上又有進一步的發展。正如學者葛金芳在《南宋手工業史》一書中所說：“在宋室南渡、定都臨安之后，南宋朝廷依賴外貿、面向海洋的發展傾向表現得更為強烈。”這裡需要補充的是，這種發展傾向不完全是南宋朝廷的自覺選擇，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得不如此。其主要原因有二：一則為了擺脫因軍費開支巨大而造成的財政困境，不得不發展海外貿易以拓展財源﹔再則因對立政權的阻隔，傳統的陸上絲綢之路難以暢通，不得不加緊建造海上陶瓷之路。一言以蔽之，戰爭迫使南宋“頭枕東南”，戰爭逼迫南宋“面向海洋”。雖然“面向海洋”意味著從封閉走向開放，走向更加開放，其積極意義十分重要。但南宋帝王的意願不是“頭枕東南，面向海洋”，而是“頭枕三河（河內、河東、河南），面向四方”，因而臨安不稱京城而稱行在，陵寢不叫陵墓而叫攢宮。然而他們空有恢復中原之想，實無北伐取勝之力。

　　二是片面發展。對比北宋、南宋經濟，給人的印象是：北宋經濟的進步較為全面，而南宋經濟的發展則比較片面。南宋礦冶業低迷不前，但農業生產突飛猛進﹔鑄錢業勉強維持，但兵器生產規模巨大﹔造船業領先世界，但煤鐵生產不如北宋。原因何在？因素雖多，其中相當重要的是戰爭帶來的直接刺激和間接影響。礦冶業、鑄錢業、煤鐵生產的衰退分明是戰爭造成的惡果，兵器生產乃至造船業、制瓷業的發展也與戰爭有直接間接的關聯。如果說所謂宋代“煤鐵革命”是就北宋而言，那麼“農業革命”應當是主要就南宋而論。南宋農業長足進步與戰爭不無關系。沒有戰爭迫使偏好面食、會種小麥的北方民眾的不斷南遷，小麥生產的發展是不可想象的。南宋東南地區的牧羊業比從前有所發展，其原因也與此相似。好吃羊肉的北方官民大量南來，使得東南地區“羊價絕高，肉一斤為錢九百”（洪邁《夷堅志》丁志卷十七）。市場需求旺盛是推動著牧羊業的發展，但畢竟為氣候條件所局限，其發展水平不能與北方相比。

　　三是大發紙幣。北宋紙幣的印行和使用大體僅局限於四川地區，南宋則出現了不少地方性的紙幣，如東南會子、湖會、淮交等。與面向海洋相同，大發紙幣並非南宋統治者自覺性較強的理性選擇，而是不得已而被動為之。宋孝宗曾說：“以會子之故，幾乎十年睡不著。”（洪邁《容齋隨筆》三筆卷十四）他惟恐紙幣發行過多，引起物價猛漲，不許濫印紙幣，以致當時紙幣貴如黃金、重於現錢。后來果然不出宋孝宗所料，出現了嘉定紙幣貶值、宋季紙幣危機。然而即使對紙幣持極端保守態度的宋孝宗也不可能停止印行紙幣。原因何在？戰爭顯然是個重要因素。宋金、宋元戰爭以及南北政權對峙造成了有關資源的短缺，以致銅錢鑄造量減少，不得不印行紙幣。此其一。其二在於軍費開支巨大，朝廷不堪負荷，將印行紙幣作為彌補財政缺口、擺脫財政困局的手段。紹興年間朝廷在臨安創行紙幣，固然是適應並促進商品經濟發展的重大舉措，但其重要目的之一在於“佐國用”（《文獻通考》卷九）。

　　四是捐稅極重。對此較早集中予以揭示的是清人趙翼。講到北宋，他已感嘆：“財取於萬民，不留其有余。”說到南宋，他更指出：“取民無藝”，索取沒有限度，並以經總制錢、添酒錢、賣糟錢、牙稅錢、頭子錢、房錢、月樁錢、板帳錢、和買折帛錢等為例，哀嘆道：“民之生於是時者，不知何以為生也。”趙翼將其原因歸結於出於戰爭需要：“南渡后，因軍需繁急，取民益無紀極。”（《廿二史札記》卷二五）這不無道理。宋孝宗當時就解釋道：“朕意欲使天下盡蠲無名之賦，悉還祖宗之舊，以養兵之費，未能如朕志。”（《宋史全文》卷二五）但其中確有統治者以戰爭為幌子，借以敲詐勒索百姓的因素。民眾理所當然地起而抗捐抗稅，如淳熙年間廣西發生李接事變。當時人朱熹說：“李接寇廣西，出榜約‘不收民稅十年’，故從叛者如雲，稱之為‘李王’。反謂官兵為賊。以此知今日取民太重，深是不便。”（《朱子語類》卷一三三）然而這類事變並未星火燎原，沒有形成全國全民性的反抗行動。原因何在？依我看來，主要原因可能在於：女真貴族、蒙古貴族大敵當前。即從前常說的一名老話：“民族斗爭轉移了階級斗爭的視線。”

　　五是依附關系。從前研究者往往將直接生產者的人身依附關系視為傳統社會“最內部的秘密”“隱蔽著的基礎”，或許強調過分。但這畢竟是一種重要的審視角度。上世紀60年代初，華山對宋代佃農的人身依附關系實際狀況究和發展趨勢作過考察。他認為，兩宋走著相反的方向，北宋逐步減輕，南宋“逐漸增強”。他說：“南宋滅亡前夕，江南農民已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走上了第二次農奴化的道路。”（《再論宋代客戶的身分問題》）如今看來，此說未必准確。南宋時期佃農的地位從總體上看並不比北宋時期更低。南宋時期人身依附關系強烈的地域除邊遠落后地區（如夔州路）外，主要是戰爭前沿地區或戰亂頻仍地區。戰亂使得勢單力弱的孤立個人或家庭難以獨立生存，不得不投靠有勢力者。南宋的某些“山寨”類似於魏晉時期的“塢堡”，因戰亂而形成，其內部人身依附關系強烈。這顯然是戰亂給南宋社會帶來的一個重要影響。人們都知道，唐宋變革不開始於北宋，而開始於中唐前后。從人身依附關系變化的角度看，宋元變革不開始於元代，而開始於南宋，特別是其晚期。

　　戰時狀態與南宋政治

　　南宋處於戰時狀況影響著南宋社會的方方面面，其中以對政治體制格局的影響最為明顯。南宋人說：“今天下多事之際，乃人主馬上圖治之時。”如果說北宋初期最高統治集團力圖從“馬上得天下”轉換為“馬下治天下”，那麼南宋帝王則不得不“馬上圖治”。所謂“馬上圖治”，其含義與戰時政治相近。人們不難發現在政治領域，與北宋相比，南宋有若干相當明顯的變化。這裡所要強調的是這些變化大體都與南宋處於戰時狀況有關。對此研究者多有揭示，僅以下面三點為例。

　　一是權相反復出現。南宋時期，秦檜、韓侂冑、史彌遠、史嵩之、丁大全、賈似道等權相、權臣何以不斷出現？最早專題予以詳盡考察的，當推林天蔚的長篇論文《宋代權相形成之分析》。其重點在於考察其制度性的原因，不足之處在於隻字未曾提及這些制度的形成和發展與戰爭年代的關系。其實，這些“制度性根源”的根源顯然在於戰爭環境。正如林瑞翰在《宋代官制探微》一文中所說：“南渡以后，兵興則令宰相兼知樞密，又重其財用之權。”“自開禧以后，宰相復總民政、兵政、財政，三權為一而相權復振。”

　　二是武將權勢增大。“天下多事之際，帥府宏開。”如所周知，南宋初年韓世忠、張俊、劉光世等諸大將擴軍自雄，政治上暴貴、經濟上暴富，公然號稱某家軍，以致朝廷有所謂“第二次削兵權”之舉（參看虞雲國《論宋代第二次削兵權》）。其實，此后武將勢力擴張的問題並未解決。吳氏武將集團便是一個突出的事例。吳玠、吳璘、吳挺、吳曦相繼執掌四川兵權，被指斥為：“吳氏世襲兵柄，號為吳家軍，不知有朝廷。”（《宋史》卷三九一）此外，如余玠並非科舉出身，一武職人員竟出任四川安撫制置使、重慶知府、四川總領、夔州路轉運使，這在北宋和平時代是不可想象的。南宋武將勢力增大，原因顯然在於戰爭。南宋人一再引用這句古人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強調“強敵在境，天下多事，今將材為急。”出於戰爭需要，朝廷對武將不得不放權。與北宋不同，南宋不用宦官領兵，廢止宦官監軍，即可視為一條放權措施。同時又力圖堅守崇文抑武的祖宗家法。放權，武將尾大不掉﹔削權，又有“自毀長城”之虞。南宋朝廷處於兩難選擇的困境之中，正如當時人所謂：“上無馭將之術，而將有中制之嫌。”（《宋史·兵志》）

　　三是言官力量削減。首先對此予以揭示者，當推已故旅美學者劉子健。他認為，與北宋相比，“南宋言官始終沒有力量”（《南宋君主和言官》）。此說為不少研究者所認同。刁忠民進一步指出：這一變化“決非單純的職官制度的變化，而是當時政治局勢的縮影”。（《宋代台諫制度研究》）他所說的政治時局主要是指權相政治。的確，皇帝總是袒護他所信用的權相，並因而壓抑言官。如宋高宗時，言官彈劾權相，高宗立即誡諭“台諫，為國擇人，勿復再言”。（劉一止《苕溪集》卷三一）宋孝宗則指責敢於抨擊權相的言官系“賣直”，以沽名釣譽。這裡要補充的是，隻怕也與戰時狀態相關。如前所述，南宋權相政治的形成本身就與戰時狀態相關。此外，朝廷任用、罷免言官，往往與主和、主戰相關。高宗、秦檜主和，主戰者、監察御史王綸“與秦檜論事，忤其意”（《宋史》卷三七二），旋即被罷免。宋孝宗主戰，“士大夫主和者皆議（宰執大臣張）浚（主戰）之非”，孝宗一再表示：“朕依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今日邊事，倚卿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宋史》卷三六一）孝宗所譴責的“浮言”“浮議”顯然主要來自按制度可“風聞言事”的台諫官。少除乃至不除台諫官是南宋最高統治者控制言路的重要手段之一，而處於戰時狀態、出於戰爭需要又為他們提供了口實。正如《宋史·職官志》序所說：“當多事時，諸部或長貳不並置，或並郎曹使相兼之，惟吏部、戶部不省不並。”可見當時朝廷有相當充足的理由，對台諫官的員額予以壓縮削減。其實，壓制言官只是南宋從嚴掌控輿論的一個組成部分，此外還包括禁小報、禁私史、興文字獄等。宋高宗時期，文字獄頻發。趙翼《廿二史札記》對此有簡要概述：“秦檜贊成和議，自以為功，惟恐人議己，遂起文字獄之獄，以傾陷善類。因而附勢士干進之徒，承望風旨，但有一言一字稍涉忌諱者，無不爭先告訐，於是流毒遍天下。”所謂“忌諱”，分明是指對金主戰。秦檜“禁野史，許人首告，並禁民間結集經社”。（《廿二史札記》卷二六）寧宗嘉泰二年（1202年），更加嚴厲地施行私書之禁。其起因是：“其秋，商人載十六車私書，持子復（即熊克）《中興小歷》《九朝通略》等書，欲渡淮盱眙軍（即今江蘇盱眙）以聞，遂命諸道帥、憲司察郡邑書坊所鬻書凡事干國體者，悉令毀棄。”（《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六）總之，其理由是戰時狀態必需採用非常手段。

　　此外，戰時狀況與南宋文化也不無關系，如正統論、夷夏觀的變化等。這裡恕不多說了。（張邦煒）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