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佩斯朱時茂第一次演出為10塊錢 觀眾拉臉沒面子

　　晚報記者謝正宜報道攝影周斌

　　昨天下午，喜劇演員陳佩斯走上城市劇院的講壇，主講“人生大不同”公益演講會。

　　“演戲的時候，我們並不平等，喜劇是把觀眾抬得很高很高，自己很卑賤很卑賤，我用我的卑賤來贏得觀眾的笑聲，所以從上台的第一秒鐘起，我們之間就是一個不對等的關系。演講的時候，我們之間的關系就很簡單，平等地在一起。”陳佩斯說，自己在舞台上“小”，在思考裡“大”。

　　每當有人提及他當年的大紅大紫，陳佩斯便連連自謙：“那個時候就沒有同行，就水落石出，隻此而已，時代造英雄。 ”而當00后問“陳佩斯是誰”，他笑，“00后一般都得叫我爺爺了，我們這一輩人，就告訴他們，‘陳佩斯是當年的一個喜劇演員！’這就不錯了，一個藝人到了這個時候人還能知道你是干什麼的，這就是非常幸運的，而且也是非常成功的。 ”

　　第一次“上台”——捉蝴蝶

　　“人家一鼓掌我就起立撅屁股，這就是喜劇的一種小情境——當一個人做一件事情成了慣性，變成機械行動以后就停不下來，一聽到一個刺激立刻就有反應，這種橋段卓別林先生在《摩登時代》裡演繹流水線上的工人，用得是最漂亮。喜劇人經常把生活升華了，把它變成喜劇的情境。”陳佩斯說，自己的啟蒙老師，並不是在演藝圈浸淫多年的父親陳強，而是遠在天邊的卓別林：“我特別怕我父親，見他心裡就有點打顫。他告訴我長大千萬別干這行，我小的時候他也不讓我進電影院，我家住在北影劇團宿舍，離劇場直線距離30米，但是我父親就絕對不允許我往那去，讓我復習功課，越這麼管我功課就越不好，結果兩個都耽誤了。 ”

　　后來，陳佩斯終於還是上了台，“我記得北影劇團在演《日出》，那年夏天特別熱，為了空氣流通，側台、副台的大門都開著，這個戲是悲劇，觀眾看得唏噓不已，劇場安靜極了，后台空空蕩蕩的，我就看見燈光都集中在女主角身上，我就越走越近，突然看見有一隻蝴蝶從外頭飛進來了，落在鏡子邊上，我就走上台去，摘下來走到她身邊說‘阿姨，蝴蝶！’，回家挨了一頓暴打。那就是我第一次上台。”

　　盡管到了后來，陳強幫著兒子，在兒子覺得最困難和吃力的時候，手把手教，他演一遍，陳佩斯學一遍，但老爺子從來沒有認可過兒子的天賦：“當時也是下鄉沒有去處了所以才學的這個，走上這條路完全是為了找一個吃飽飯的地，當時部隊一個月45斤糧食，能吃飽，所以就去了。 ”

　　第一次演出——為了十塊錢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藝術還是以說教為主流，誰都不敢正式把‘藝術的娛樂性’拿到桌面上來說，”陳佩斯把從事喜劇創作表演的自己稱作 “公開的地下工作者”，“我的理想就是要給大家帶來快樂，這種東西在當時不能說，好像一個藝術家把自己的理想隻放在逗樂上，檔次太低了。 ”

　　1982年，陳佩斯跟朱時茂接到一個商演的邀請，出場費10塊錢，“當時一聽一場10塊錢，怦然心動，但是要有節目，我和老茂就商量：‘一場10塊錢呢，咱怎麼也得擠進去！’朱時茂就出了一個主意，咱訓練用的小品，有的特別可樂，把可樂的事給編一編，拿上去試試。我們一上去時，觀眾還很熱情，我們倆說來說去，觀眾的臉一會兒卻全都耷拉下來了。我們倆就覺得特沒面子，在台上演到一半，就想有一個縫鑽進去，還好朱時茂臉皮比較厚，愣撐著。 ”

　　這一次慘痛的教訓下來，陳佩斯就覺得觀眾怎麼那麼難伺候，“觀眾是藝人的試金石，也是作品的試金石，那時候顯然我們還不是金子，一點含金量都沒有，但是我們得到鍛煉，演著演著我們逐漸就發現了好多有趣的可能性，把所有失敗的經驗改改修修，每天和每天不一樣了，越說越流暢，節奏也越舒展，結果就越演越火。那時候每天拿70塊錢，美極了！ ”但回到部隊，因為軍人不允許私自商業演出，兩人所有的收入都被沒收了：“拿走的時候很心疼，但也覺得值了，因為我們獲得了很多喜劇表演的經驗。 ”

　　上春晚——姜昆、馬季說咱好苗子

　　過了年以后，姜昆找到陳佩斯說：“中央台春晚挺好的，今年還要搞，你們參加不參加？ ”陳佩斯回說：“能參加！我跟老茂有個小玩意不錯，演得挺火的！ ”看完兩人的演出，導演組表示是個好苗子，但還得收拾收拾。這收拾來收拾去，就有了質的變化：“就是笑聲，笑聲嘩嘩地往前走，我們倆的心特別歡喜，有一種成就感，忽然獲得了很多東西！ ”

　　那時候，陳佩斯演《吃面》，盛上第一碗面的時候，陳佩斯偷偷把這面給吃完了，姜昆趕緊說，不能一下吃完，得“三翻四斗”，馬季也跟著就一句台詞翻來翻去地幫他們磨，把整個戲劇節奏，整出了韻律美：“等我演到經驗越多就越發現，喜劇被一個一個的技術環節控制著，不但有語言上的表述方法，還有講故事的方法，我們經常為了賣個關子，故意隱而不發，把人的身份很多信息給埋著。演《吃面》，是一個導演要招一個群眾演員，偶然碰上一個人來試試，這叫偶遇﹔但是《羊肉串》就不一樣了，羊肉串的故事是一對天敵碰上一塊，老鼠碰上貓了﹔再往后《主角與配角》，形成了人物表演慣性的錯位，等於當著觀眾面換，產生了糾葛矛盾。越是好的喜劇鋪墊得越干淨越扎實，這時候就發現了喜劇有很多規律，小品的概念就是喜劇的短劇，像這種短劇在裡面摸索了很多經驗，朱時茂永遠是強勢，我永遠是弱勢，用小人物的機智和頑皮去戲弄他，后來就越來越清晰地變成一個套路，不是我們變成了一個套路，而是這個東西自古就有，只是我們大家沒注意，它是有規律性的，我們兩個就把它命名叫戲弄權威喜劇。 ”

　　進入迷茫——拍戲摔了群眾還笑

　　后來有一次電影學院請他去講課，“那是我們電影人的最高學府，我比較重視，提前看看理論書，看看滑稽是怎麼解釋的，看看幽默是怎麼解釋的”，“幽默就是對事對人的方法，不直接對抗，又不失尊嚴。而滑稽呢，滑是不正面摩擦，稽拆開就是一個人在茫茫的荒原裡，在泥沼地裡，后面有狼在追逐，沒有地方去了，這代表人的困境，一個人在困境當中不失尊嚴地安然度過，這就是滑稽。 ”

　　很長一段時間，陳佩斯一直在探索喜劇的各種可能性，他做喜劇短劇，也做電視劇：“我曾經很執著，想有所作為，可是后來發現很糟糕，發現喜劇就是你倒霉我就開心，這太不人道了！ ”拍《少爺的磨難》時，邊上都是十裡八鄉過來看熱鬧的，聽說拍電影，演《吃面》的那個人過來了，“我光著腳在土路上跑，追汽車，那個地上全是蒺藜，隻要一跑立刻扎進腳裡，導演喊停以后，我一抬腳，鮮血淋淋的，疼得控制不住，就摔那了，大家笑得前仰后合，非常開心，當時我都驚住了，覺得笑是一個特別殘忍的東西，懷疑我做的事情都是沒有價值的。這條路上我沒人可以商量，也沒人能給我答復，隻有自己一點點往前走。小品和電影在1997年畫了個句號。 ”

　　探索喜劇——我想玩點大家伙

　　陳佩斯覺得，不能永遠重復那個小的東西，“我是一個學雕刻的，不能因為那個印章賺錢就永遠賣小石頭，我還想玩點大家伙——東西越大，就越需要不同的方法才能支撐住這個空間和時間。我抱著一種求知的態度，開始嘗試話劇的創作。 ”

　　陳佩斯的喜劇話劇，第一個是《托》：“完成一個大的作品，對於我個人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進步，同時也把我很多在小品舞台上獲得表演的經驗帶到了喜劇舞台上，比如開場就直接和觀眾交流，開場就鋪墊。這種方法過去在舞台上好象是沒有過，因為自己多年在喜劇舞台上打拼，我有這個把控現場的能力。 ”

　　“小品鍛煉了我的喜劇技術，我又把這種喜劇技術用在了話劇上，完成了兩個小時快樂的創造，這個時候就真的發現自己在成長，獲得了很多智慧。”陳佩斯覺得，自己漸漸成為了一個“好的飛機設計師”，“想象出來的零件怎麼做，怎麼組合，全都是設計好的，兩個小時從頭至尾，觀眾在哪個點笑是精確計算的。 ”

　　又獲得很多經驗之后，陳佩斯做了《陽台》，這部戲可以說是他30年喜劇的總結，“當時也是非常巧，自己住進了新買的樓，住進以后發現很多讓你吃不下吐不出的東西，整個上了一個大當，而且關系不對等，那種被屈辱簡直是用語言無法描述的，特喜劇！ ”

　　尋找自我——人每時每刻都在演戲

　　演小品名滿天下、承包果園做農民、鑽研喜劇搞實踐，到底哪個階段，陳佩斯活得最像陳佩斯自己？他回答說：“加一塊就是了！”

　　在陳佩斯看來，人不是在舞台上才叫表演，生活裡每個人都在演戲，都在表演，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社會角色、家庭角色，“你見了你媽整個口氣，說話的調子都變了，見了兒子又變了，一直有角色不停地在變化著——演小品名滿天下的時候，是我自己開著車在北京橫沖直撞，跟著老茂到處應酬，那時候覺得也很自在。真的到農村承包荒山，土地的自我修復能力特別強，和它一起成長，然后在山裡頭寫劇本，《陽台》就在那個山裡面寫的，從春天一暖和進去了，看著樹上那柿子一點點長出來，到最后擱在窗台上，看著磨盤上小動物吃東西，黃鼠狼竄來竄去的，看著那個花開花落，聽著鳥鳴，其實這個時候也是自我。但是這個時候是真的自我嗎？也不是，我也在演戲，我也在扮演，我也有角色感，那個時候覺得自己像一個隱士，一個桀驁不馴、孤芳自賞的隱士，所以那時候寫出那個詞心大著呢，野著呢，所以其實都是角色。像鑽研喜劇都有自己的角色定位，前兩年喜歡穿中式衣服，那就是行頭，都是扮演，就是演得好和不好，認真和不認真，人生如戲，戲如人生，演了三十多年之后真有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