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以死承擔秦國貴族怨恨 使秦法得以保存

《大變革時代的立法者：商鞅的政治人生》，趙明著，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長期以來，關於中華文明的軸心認知是以儒家為中心的，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歷史真實。《大變革時代的立法者：商鞅的政治人生》一書，超越儒家立場，給商鞅以恰當的歷史定位。

　　一場決定中國政治走向的大變法

　　在群雄亂舞、百家爭鳴的春秋戰國之世，儒家學說經孔子的發揚，成為各諸侯國之顯說，然而孔子始終遇不到真正的王者，於是隻能自詡“素王”。儒家提倡克己復禮，然而當世“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儒家無法以儒家的方式阻止戰爭，也無法締造秩序。正是在戰國之嚴酷現實與儒家學說之投效無門背景下，法家登場了。如果說戰國的邏輯本身就是力的邏輯，法家不是要像儒家那樣“催眠”人欲和權力，而是承認、“喚醒”並規范之。這一性惡取向的理性認知恰恰是法治的邏輯起點，是對儒家道德意識的去魅。

　　那麼法家哲學家商鞅與秦國國君孝公何以相遇呢？作者在書中詳細考察了商鞅入秦之前的政治經歷。商鞅本是衛國沒落貴族，最初投效於魏國國相公叔痤門下，擔任秘書性質的中庶子。雖有公叔痤的竭力舉薦，但魏惠王蔑視出身低微的商鞅，使其郁郁不得志。這反映了各諸侯國仍局限於嚴格的等級制度之下，儒家之仁雖有不彰，但等級觀念根深蒂固。魏國雖有吳起變法，但對於等級制度觸動不大。恰此時，秦孝公發布《求賢令》，誠心正意，山東士子一時矚目。作者詳細考察了秦國的特殊歷史和立國精神：其一，秦人苦難深重，復興之志昂揚﹔其二，秦人文化落后，變法之途易通﹔其三，秦人尚武勇毅，軍國意識強烈。這樣，臥薪嘗膽之秦公與矢志變法之法家商鞅相遇，二者心心相印，一場決定中國政治走向的大變法拉開帷幕。商鞅“耕戰”之頂層設計、新法之規則體系、執法之嚴格平等、護法之矢志不渝，成為后世變法改革者獲取勇氣與智慧的寶藏。

　　“徙木立信”凸顯法治國家必然是信用國家

　　秦國雖文化落后，然世族結構森嚴﹔雖尚武勇毅，然私斗之風盛行。這就導致商鞅直接面對兩種類型的不守法群體：一是傳統貴族﹔二是山野刁民。面對如此政治狀況，變法首要任務就是樹立法的權威，而權威之根本在於信義。“徙木立信”就是樹立法律權威的典型事件。據作者考察，這一做法並非商鞅首創，而沿襲自吳起。起初百姓自然是半信半疑，認為官府不可能信守承諾。商鞅深明人性，知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果然，有人徙木，官府立時兌現，法律權威從此奠定。

　　這一做法給我們的法治啟蒙或普法工作以極大的啟示，那就是官府守法或守信是法律權威的重要保障。如果官府立法而不守法，許諾而不兌現，那麼民眾就無法建立對規則的信任，就無法以規則思維與官府互動，法治就隻能是統治的方便工具，而不是官民一體遵守的客觀規則。所以，法治國家必然是信用國家，其首先考驗的就是政府信用。

　　商鞅自然明白法律權威的牢固確立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徙木立信”只是一個開始。新法隨后遭遇到了兩次更加嚴峻的挑戰，而這些挑戰對於商鞅之命運有著決定性影響。

　　“作法自斃”，恰恰表明了商鞅立法的成功

　　作者謂商鞅以“徙木立信”始，以“作法自斃”終。后一用語幾乎成為儒家立場的經典評價，遂有“恥與商韓為伍”之說。秦因商鞅而強，統一六國，秦火使儒家之道與肉身均歷經最嚴酷劫難，儒法之不相容遂成定論。不過，“作法自斃”其實可以有法家立場的解釋：這恰恰表明了商鞅的成功，他的立法已經深入秦國官民的內心，成為社會一體遵守的規范，無人例外。如果店主因為商鞅特殊身份或商鞅許以厚利而隱匿之，則秦法之權威立喪。盡管商鞅不得不露宿街頭，但其內心未必沒有驚喜和安慰。所謂人亡法存，對於偉大立法者而言，肉身之存在並非第一要務，關鍵在於法的存續。商鞅之死於秦法而言，他以身死而承擔了全部的貴族怨恨，使之不對准秦法。

　　商鞅之法不僅存於秦，亦存於漢乃至后世萬代。漢雖尊儒，然承秦制，霸道王道雜之。董仲舒雖順勢弘揚儒家，重新確立儒家在文明教化、社會治理與官員道德上的規范性地位，然漢武帝的精神世界實質上是儒法合流的，而在國家理性與政治架構上依然秉承法家。儒家亞聖孟子嘗言“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可謂對儒法關系的合題式總結。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概括了政治秩序的三個基本條件：有能力國家、法治和責任制政府，明言中國對於有能力國家之建構開世界先河。這一政治成就從歷史淵源上顯然要歸功於法家和秦制。

　　(作者：田飛龍，北航高等研究院助理教授)

(來源:北京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