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專家袁偉時：既得利益集團攪黃清末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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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近日接受俄羅斯電視台專訪時，習近平總書記表示，改革“已進入深水區，可以說，容易的、皆大歡喜的改革已經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改革再難也要向前推進”。

　　說到改革，人們總在談“既得利益集團”的問題。所謂“既得利益集團”，就是那些吃到好吃的肉的群體及其組織。很多人認為，“既得利益集團”希望維持現狀、反對變革，改革推不動，就是他們阻撓的結果，從而形成“重重利益固化的藩籬。”

　　既得利益集團阻撓改革，在歷史上不是什麼新鮮事。中國著名近代史專家、中山大學資深教授袁偉時著《晚清大變局》一書，對既得利益集團頗多關注和梳理。他認為，晚清既得利益集團格局錯綜復雜，他們想改革，但又著力“保位子”，構成清末“新政”的最大阻力，終於導致革命的爆發。

　　“以史為鑒，可知興替”。現在是一個大變革的時代，我們應當如何避免歷史的教訓？如何達成和落實改革共識？本報記者對袁偉時教授進行了專訪。

　　利益集團並不一味反對變革

　　求知：晚清的既得利益者主動掀起一場改革的原因是什麼？

　　袁偉時：不要以為既得利益者肯定一味反對改革。在覆沒的威脅下，他們也要尋求生存的希望和道路。這是他們的最大利益。晚清70年，改革成敗得失都與既得利益集團息息相關。

　　1865年開始的自強新政(洋務運動)是改革。三次戰爭(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入侵、太平天國戰爭)，內外強敵敲打，統治者不得不變。不幸，這樣的片面改革沒有幫助他們走出困境。

　　真正全面系統的改革是最后十年的“新政”。這場改革是兩大因素促成的：第一，經過19世紀五場戰爭——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入侵、太平天國戰爭、甲午戰爭和八國聯軍入侵，京師兩次被佔，民窮國困，清政府不改革就維持不下去了。第二，國門打開，現代文明的信息日益普及，朝野上下越來越多的人知道不接受現代文明不行了。當時朝野各方夢寐以求的是“富強”。而用當時順天府尹胡燏棻的奏折《條陳變法自強事宜》中的話來說是：“今日即孔孟復生，舍富強亦無治國之道，而舍仿行西法，更無致富強之術。”這既是當時的中國夢，也是甲午慘敗后朝野的共識。

　　求知：如果沒有革命黨，清廷統治者會真心實意改革嗎？

　　袁偉時：“真心實意”還是“假情假意”，這類詞匯是政治斗爭中慣用的煽動性語言。判斷主觀動機，隨意性太大﹔研究歷史的學者，不會太在意。分析行動主體的實際措施和客觀效果，有根有據揭示過程和原委，這才是歷史研究者的責任。

　　辛亥革命后，由國民黨開其端，竭盡所能夸大革命黨人的作用，許多讀者上當受騙了。其實，1905年同盟會成立以前，那些革命小團體力量和影響都十分有限，對清末新政的作用即使有也是微不足道的。同盟會成立后，馬上就分裂了，幾次所謂“革命”，帶有很大的軍事冒險性質。1911年黃花崗之役，孤注一擲，代價很大——100多位參加者大都是留洋的精英和同盟會的骨干，經費用盡，幾個小時就失敗了，沒有掀起激發巨變的大波瀾。而改良派——梁啟超他們參與和推動改革卻有實實在在的記錄。例如，那些出國考察憲政的大臣們的考察報告，好多都是掏錢請流亡在日本的梁啟超代筆的。

　　“保位子”是晚清變革的最大阻力

　　求知：改革需要共識。當時既得利益集團的基本態度如何？

　　袁偉時：鴉片戰爭后有四次大變革或變革的嘗試：太平天國后的變法自強，戊戌前后的維新，義和團事件后的新政，1910-1911年的請開國會運動，都是中國和列強社會發展水平差距很大，加上丟失領土乃至亡國的危機感，激發了統治集團和民間變革圖存的意識。

　　19世紀，皇族和滿漢大臣的共同利益是保護江山不變色：內不被民眾推翻，外免被外國佔領。在這個共同利益下，分化出兩大派：以恭親王、曾國藩、李鴻章、文祥等改革派和人數眾多的保守派。后者有兩個特征：

　　第一，堅持華夷之辨，堅守一些僵化的制度，不願按照國際通行的規則改變。例如，他們怎麼也想不通為什麼要讓外國公使進駐京師？更不要說信教和傳教自由了。在經濟領域也不願意向洋鬼子學習，與國外的自由貿易固然抗拒，對國內的貿易也設置重重障礙，民間想辦新式工廠、航運企業，比登天還難。光是要不要修鐵路，就辯論了將近30年。

　　第二，害怕改革使自己丟掉官位。利益攸關，不肯輕易讓步。義和團事件，頑固保守派和無知團民亂殺外國人和本國無辜的罪行，導致八國聯軍入侵，京師第二次被佔領。血腥的罪行終於使朝野猛醒：再不接受現代文明就要亡國了。認真的學習西方的新政才得以開始。

　　改革共識是挨打逼出來的。保位子的私利則是改革的阻力。

　　求知：清末有哪些利益集團？這些利益集團是怎麼達成“新政”共識的？

　　袁偉時：政壇免不了有各種派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晚清新政期間最著名的有所謂總督岑春?、軍機大臣瞿鴻禨與慶親王奕劻、袁世凱的黨爭等等，好些史書記錄了不少他們爭斗中的生動故事。這些都是查有實據的。不過，這些都是利益或官位之爭。就大的方面——支持新政而言，大體上是一致的。

　　可能一直受“路線斗爭”教育的熏染，中國人好像特別喜歡用派別觀念去解釋政治。其實，不一定符合實際。皇族要保皇位，這倒是最大的利益集團。其他政治勢力往往變動不居。

　　保守派拒絕向變革力量妥協

　　求知：面對國家危機，清政府做了什麼樣的挽救舉措？

　　袁偉時：1910年開始的要不要立即召開國會實行憲政的辯論則是直接的利益沖突：廣開參政門路、還政於民還是堅持皇族專制統治？清廷用實際行動作出明確的回答：

　　第一，組織皇族內閣，減少漢族官員人數，加強集權專制。1911年5月8日，他們先后頒發幾道關於組織內閣的聖旨，分別任命內閣總理大臣、2位內閣協理大臣和10位各部大臣，組成所謂責任內閣。13人中，漢族4人，蒙古族1人，滿族8人，其中皇族又佔了5位。總理大臣慶親王奕劻比較開明但以貪婪和顢頇著稱﹔度支部大臣載澤等三人居然是20來歲的皇族，德與才都無法服眾。輿論稱之為皇族內閣。

　　第二，收兵權。除其他措施外，竟讓毫無實際軍事經驗的20來歲的皇族毛頭小伙子蔭昌、載洵分別出任陸軍、海軍大臣。而在新練陸軍中最有威望和實際權力的袁世凱則被迫退休，回鄉“養病”。

　　求知：這對立憲派轉變為革命派有什麼影響？

　　袁偉時：拒絕在1911年召開國會和皇族內閣上台后，立憲派絕望了。他們轉向與革命派結盟。由於他們在知識階層和工商界中有巨大影響，在各省諮議局中佔據優勢和領導地位，同時有自己的武裝——各城市的商團，在辛亥革命爆發后，推動了各省紛紛宣告“獨立”，並維護了過渡期的治安。但他們沒有成為革命派，對革命派后來一些錯誤的舉措是堅決抵制的。准確地說，他們一直是辛亥革命前后的穩健力量。

　　最大敗因是皇族不肯放棄特權

　　求知：有人認為，預備立憲沒有得到實現的主要原因是滿洲人是一個特權集團。您怎麼看？

　　袁偉時：清末，500萬滿洲人已是腐化和破落的集團。他們喪失了軍事能力和統治能力，也沒有生產技能，原有的薪俸又不足維持不少人口較多的家庭。其貴族階層特別是皇族，是真正的特權集團，關鍵時刻不接受憲政，主要是他們作祟。

　　憲政必須在保障公民自由、實行民主基礎上以分權制約政府權力。上面說過，1911年5月，清政府卻以實行內閣制為名，進一步把大權集中到皇族手上。皇族最大的私利是保住皇位和專制權力，從這點說，清末新政功虧一簣的最大原因是皇族不肯放棄特權。

　　另一方面，革命派也抓住清朝是少數民族佔據皇位的弱點，鼓吹恢復大漢江山。這是武昌起義所以能得到各地迅速響應的重要原因。

　　求知：歷史學家馬勇認為，清朝的滅亡，不是改革改的。

　　袁偉時：有些史學家認為剿滅太平天國過程中，實權轉移到地方督撫，特別是漢族督撫手中，造成清帝國的瓦解，甚至導致后來的軍閥混戰。我不同意這個觀點。

　　第一，清帝國所以覆滅，是不能當機立斷實施憲政的結果。拙作《大清帝國的兩道奪命符》(已收入《晚清大變局》)有詳細論述。

　　第二，地方有實權不可怕。所有現代國家都是實行地方自治的﹔統一是憲法共識和實施憲政的必然結果。辛亥革命后的混戰領導人有幾個是原來的督撫？

　　不要忘記極端思潮的體現者——國民黨，一直認為全國政權沒有抓在自己手上，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因此不惜三度挑起戰爭。可是，1928年全國政權到手，國民黨內部的內戰也連綿不斷。

　　求知：而按照現在的改革定義，清廷的改革可以追溯到鴉片戰爭后的洋務運動，還有后來的戊戌變法，再到預備立憲。這看起來，清廷一直在改革，為何它還是垮了呢？

　　袁偉時：說來話長。總的說就是一句話：由於傳統包袱太重，不願切實學習、移植現代文明。簡單地說，有幾個原因：

　　第一，選擇了錯誤的發展道路。著力最多的發展經濟，依靠的是官辦壟斷企業，民營企業長期沒有發展的自由，經濟失去自我發展的活力。

　　第二，沒有及早廢除科舉，建立新的教育體系，培養足以滿足社會轉型需要的大量方方面面的人才。

　　第三，沿用摧殘人才、壓抑生機的政治體制和腐化、無能的官僚機關，沒有及時進行政治體制和行政體制改革。

　　第四，領導核心見識短淺和軟弱。慈禧總是挑選小孩接班，選用的多半是庸人，聽話啊。

　　歸根到底這是文化封閉的必然惡果。朝野的觀念變革跟不上改革的需要，排斥現代文明的天朝大國的心理揮之不去。

　　清末新政

　　清末新政又稱為晚清改革。1900年，庚子事變爆發，八國聯軍入侵首都北京，慈禧太后下令和談，接受八國聯軍提出的《辛丑條約》。此后，朝廷保守派主動進行變法。1901年，在慈禧太后的默許下，滿清政府進行改革，但因未能與社會要求合拍，終致改革未跑過革命。

　　清末新政的內容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籌餉訓兵。1901年8月29日，清政府下諭全國停止武科科舉考試﹔9月11日命令各省仿北洋、兩江籌建武備學堂﹔9月12日下諭全國各省裁汰舊軍，編練“常備軍”。

　　第二，振商勵實。1903年9月7日，清政府設立商部，接著頒布了一系列工商業規章和獎勵實業辦法，如：欽定大清商法、商會章程、公司注冊章程、試辦銀行章程等。

　　第三，廢科舉，辦學堂。1901年9月4日，清政府命令各省城書院改成大學堂，各府及直隸州改設中學堂，各縣改設小學堂，並多設蒙養學堂。

　　第四，改官制，整吏治。包括“裁冗衙”、“裁吏役”、“停捐納”，對統治機構作了一些改變。

　　第五，學習西方法律制度。1901年1月，清廷下詔變法。翌年5月13日，一道“上諭”下達：“現在通商交涉，事益繁多。著派沈家本、伍廷芳將一切現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參酌各國法律，悉心考訂，妥為擬議。務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

　　記者 劉晨

(來源:長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