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百田尚樹的無知與堀田善衛的良知

　　百田尚樹的無知與堀田善衛的良知

日本作家堀田善衛和他的作品《時間》 均資料圖片

　　中國的甲午新春伊始，目前在日本的流行文壇上風頭頗健的小說家百田尚樹2月3日在東京聲援因激烈的右傾言論而被迫下台的前日本自衛隊航空幕僚長(大致相當於空軍總司令)田母神俊雄競選東京都知事的街頭演說中，公然聲稱：“1938年蔣介石宣傳日本進行了南京大屠殺，可世界各國都對此不屑一顧，因為根本就沒有這樣的事。”(日本《每日新聞》2014年2月4日)因百田還兼任具有廣泛影響的NHK的運營委員，此言一出，輿論嘩然。內閣官房長官立即表示這僅是其個人言論，官方不予置評。百田尚樹個性一直有些張狂，2006年以小說《永遠的O》登上文壇，2013年因小說《被稱為海盜的人》而獲得當年的“書店大獎”，在百田的眼中，直木獎和村上春樹也可不屑一顧。若只是在文壇上囂張一些倒也罷了，偏偏他對政治也情有獨鐘，2012年在自民黨總裁選舉前夕，他在《Will》月刊上撰文為安倍打氣，於是安倍深受感動，在該雜志第二期上兩人舉行了一次對談，惺惺相惜，大有相見恨晚之意。如今他為了給田母神打氣，又在街頭公然否認南京大屠殺這一早在東京審判時就已經鐵定的公案。

　　戰后派代表作家堀田善衛

　　當然，並非所有的日本人都是這樣的無知和偏執。早在百田出生前一年的1955年，被認為是戰后派代表作家的堀田善衛(1918-1998)，就出版了一部揭露日軍在南京制造大屠殺行徑的長篇小說《時間》。以南京大屠殺為題材的長篇小說，在日本文學史上這是第一部，恐怕也是唯一的一部。

　　出生於富山縣一家船行世家的堀田，原本可謂與中國無緣。他少年時寄宿在一個美國牧師家裡，由此學會了英文和鋼琴彈奏，在慶應大學求學期間，很快地從法學部轉入了文學部法國文學科，“換了專業后，我就完全成了一個西歐派，學習象征主義的詩作等。因此，與中國完全沒有關系。”(武田泰淳堀田善衛《?話私はもう中國を語らない》，東京朝日新聞社1973年，第33頁)對已經持續了多年的紛擾不息的戰爭，他也一直置若罔聞，試圖將自己關閉在文學的象牙塔中。

　　1945年3月，為了躲避國內日益頻繁的美軍空襲，他通過熟人搭上了飛往上海的海軍飛機。在上海，他才逐漸醒悟到了日軍在海外進行的是怎樣的一場戰爭，被佔領國的人民對於侵略軍是何等的恐懼和仇恨。一日他在上海西區的街頭行走，看見街對面有一個披著婚紗的中國新娘在家人和親友的簇擁下從公寓內走出，突然從街角處走來三個佩戴臂章的日本兵，其中一個無禮地擠到新娘面前，伸手抓摸她的身體，周邊人一下子都嚇呆了，堀田見此迅即沖過馬路，死勁將日本兵拖開，結果被日本兵凶狠地踢倒在地，“在被打倒在地遭到一陣猛踢之后，我終於慢慢地慢慢地明白了，‘皇軍’的一部分，在現實中，在這邊的中國，到底做了什麼。”周邊的中國人急切地將他扶了起來。“戰爭時期，我自己把自己封閉起來，不願意面對時局的變化，一直覺得自己是一個藝術至上主義者。我的這一框架由此被打破了……對於日本的侵略主義、帝國主義，我此前並無政治方面的、經濟方面的、或是政治史、經濟史方面的理論上的認識。我所理解的東西，都是來自於諸如上述的個人的經驗。”(堀田善衛《上海にて》，東京集英社，2008年，第113~115頁)戰后，堀田一時不願意回國，留在上海為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對日文化工作委員會服務，直至1947年1月返回日本。

　　《時間》如何表現南京大屠殺

　　自上海回國以后，此前所積累的文學和哲學素養，與他在上海期間的跌宕起伏的生活及種種觀察、思考(當然也不可忽視他此前的人生閱歷)交疊融合在一起，釀成了他蓬勃的文學創作的能量，自1947年起，以小說為主體的各種文學作品接連不斷地發表在各種雜志上，而后又匯成集子出版，尤其是1952年芥川獎的獲得，奠定了他作為“戰后派”代表作家的重要地位。有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他至1955年發表的一百多萬字的作品中，幾乎有一半與中國有關，這足以說明中國在他心路歷程中的分量。其中最為值得重視的是他的長篇小說《時間》。

　　《時間》自1953年11月開始，分別以“時間”等6個獨立的篇目先后刊載於《世界》、《文學界》和《改造》三家在日本卓有影響的雜志上，1955年4月由新潮社出版了單行本。在單行本的書帶上，有這樣幾句“著者的話”：“思想應該沒有左也沒有右。也無所謂進步和退步。我所追求的是，在當今生存的過程中，能使我們獲得生命靈動的母親一般的思想。這部作品，是我傾注了最大的生命力撰寫出來的。好抑或不好，終於寫完了。”

　　與堀田所撰寫的其他有關中國的作品相比較，這部長篇有如下三個相異點：

　　第一，整個作品是以一個名曰陳英諦的中國人的口吻敘述的，作者試圖假借一個中國人的視角來展現作者對於日本和中國、歷史和世界的理解，這在堀田所有的作品中是絕無僅有的﹔第二，作品採取的是日記體，換言之，整部作品就是由陳英諦的日記構成的，由於日記的體裁特點，作品中充滿了大段的內心獨白和思辨性的文字﹔第三，整部作品所展開的背景或者所表現的中心內容，是1937年12月日軍侵佔中國首都南京城，或者說日軍所制造的南京大屠殺，以及侵佔和屠殺事件所釀制的深刻后果。當然，我們不能簡單地將此理解為這只是一部描寫南京大屠殺的作品，作者在如實地、真切地描述了南京大屠殺的同時，更多地給人們提供了關於人性、戰爭以及日本與中國乃至世界的思考。以下，對這部作品的梗概稍作敘述，並由此來理解堀田善衛對南京大屠殺的理解。

　　主人公陳英諦，也就是日記的撰寫者，是一名曾經留學歐洲、在南京國民政府海軍部供職的文員，已結婚生子，妻子莫愁正懷著第二個孩子。12月初，其家族在蘇州開一家陶瓷作坊的表妹楊小姐在戰亂中與家人失散，經過十天的艱難跋涉，滿身瘡痍地隻身逃到了南京來投奔表哥陳英諦。一家三口(算上其妻子肚子裡的9個月的孩子應該是四口)以及佣人洪嫂，如今還有楊小姐，在越來越密集的日軍的炮火中蜷縮在三層樓的洋樓裡，戰戰兢兢地等待著厄運的降臨。

　　13日，密集的槍聲持續了很長的時間，日軍終於攻破了中華門、光華門、中山門等，分幾路長驅直入南京城內，“后來才知道，那時聽到的長時間的槍聲，好像是他們將在城外抓獲的四萬同胞中的一萬人用機槍射殺的槍聲。還有三萬人也……他們把俘虜集中在長江邊的下關，用機關槍進行了處理。他們把一千人左右編為一組進行射殺，然后讓另外一組將殺死的尸體丟入長江內，再將這一組殺死。”(《時間》，《堀田善衛全集》第3卷，第40頁，以下該書引文隻標注頁碼)。

　　一日，陳英諦他們被強行帶到了附近的馬群小學，“學校的后院裡，堆積著尸體，垃圾燃燒時才會發出的惡臭直沖鼻子。堆積著的尸體的眼前的一側，有些完全是赤裸的。這些尸體，身軀部分沒有任何體傷，手腳也健全，隻有肩膀部分因痛苦而扭曲著。可是，這些尸體都沒有頭部。”(第48頁)原來是自凌晨開始被日軍砍殺的國軍士兵的遺體。有的其實未必是士兵，“附近有一個男子，根本就不是士兵，只是每天用?面杖?面團，手指上生出了老繭，結果被說成是因訓練使用步槍而長出來的，被刺刀捅死了。”(同前)日軍對被帶到這裡來的人群中的十五六歲到四十歲左右的男子，逐一檢查他們額頭上是否有帶過軍帽的痕跡、手掌上是否有使用槍支的繭子、衣服是否有軍裝的模樣，隻要日軍覺得有一丁點的跡象，就立即被拉到小學后門外的小河邊刺殺，無數的尸體滾落到了河裡。剩下的青壯力，日軍便用刺刀逼迫他們將昨日被殘殺的尸體搬運到河邊投到水裡，現狀慘不忍睹。“下午四點，日本兵再次把我們男子集中起來，這次是叫我們去收拾學校外倒下的尸體。有小孩，有女人，有頭部被打碎的，有上半身赤裸的，有下半身赤裸的。將這五十來具的尸體集聚起來后，澆上汽油，在田野中焚燒。這裡邊也許還有人沒死。恰好這時風吹了過來，狂風怒號，黑色的濃煙裹挾著尸體的氣味左右亂竄，遮蔽了血紅的夕陽慘淡的光芒……這天夜裡，城裡各處都有大火。”(第51-52頁)

　　他們一家后來設法躲到了設在金陵大學內的國際難民救濟委員會的安全地帶，心想如此大概可以逃過一劫，但在12月19日下午，所有的男子還是被帶了出來檢查，陳英諦因左手上有刀傷，被認定為軍人，其實在安全區擔任了聯絡員的他的叔父完全可以站出來為侄子証明，但他卻完全退縮了，裝作不認識，最后陳英諦還是與其他被懷疑為軍人的男子一起，雙手被電線反綁后被強行推上了卡車，帶到郊外后被集體屠殺。幸好陳英諦在槍聲中裝死倒下，后來趁夜色從尸體堆中爬了出來，幸存一命。而已經懷孕9個月的妻子，后來也受到了日軍的凌辱，突然出現了陣痛，結果遭到了踩踏，連同腹中的嬰兒一起命歸西天。失去父母的五歲的兒子英武，淪落成了流浪兒，與眾多的難民乞丐一起聚集在日軍的炊事房的后門，期待獲得一點殘羹剩飯。一日，被人群中飛出的瓦礫擊傷的炊事房的日本哨兵，拿著刀槍憤怒地沖進人群一陣窮追猛打，幼弱的英武被擊倒在地，瞬間斷了氣，“光著的雙腳已經凍傷潰爛，衣衫襤褸，身上滿是污垢，頭發蓋住了耳朵，深深凹陷的眼睛依然睜得大大的。手上還緊緊地抓著空罐口，罐內什麼也沒有。嘴上和下腹部正流著血。”(第83頁)途經這裡的陳家原先的佣人洪嫂恰好目擊了這一幕慘劇，強忍悲痛在麥田裡挖了一個洞，埋葬了幼小的英武。而楊小姐最后也沒能逃過被日軍強暴的厄運，身心受到了極大的摧殘，幾次尋求短見，幸被熟人救下，被送往蘇北新四軍地區療養，為了麻痺劇烈的身心疼痛，不慎被服用了過量的鴉片，陷入了嚴重的中毒狀態。

　　半年之后陳英諦重新回到了南京的老家(從死尸堆中逃脫后去了哪裡，這次又是從何而來，小說中沒有明晰的交代)，他的住宅已經被一個名曰桐野的日軍大尉佔據，他甘願在這裡充當仆人，為中尉做飯，其實他還負有另外一個重要使命，就是在夜深人靜的時分，潛入住宅下面一個不為外人所知的地下室裡，通過電台向重慶方面發送情報。之后他陸續知曉了妻子和孩子的最終消息，悲痛欲絕，幾乎萬念俱灰。夏日的黃昏，他神情恍惚地游蕩在麥田裡，試圖找到英武的墳塚。陳后來從一個偽裝成磨剪子的新四軍聯絡員那裡獲悉了楊小姐的近況，將楊接到這裡來調養。因種種悲慘的經歷以及過度服用鴉片等毒品，楊小姐遍體是傷，她很少說話，從來沒有笑容，也沒有悲哀，甚至都沒有痛苦，有一天，卻悄無聲息地服藥自殺了，幸好被陳英諦及時發現，連同大學醫科畢業的、磨剪子的聯絡員一起先行救助后再送到了美國人開的醫院，挽回一命。

　　小說的主要情節，大抵如上。

　　堀田善衛對南京大屠殺的反省和思考

　　堀田善衛本人並未經歷過南京大屠殺，他只是在1945年春天短暫游歷過南京，出於對這段在中日近代史上刻骨銘心的歷史的反省和思考，在對大量各種語文(日文、英文、中文、法文等)的歷史文獻的閱讀和准備的基礎上，他“傾注了我最大的生命力”，寫出了這樣一部長篇。其中大量筆觸冷峻而充滿血腥味的細節的描繪，連筆者我也每每難以卒讀，可以推知，作為日本人的堀田，寫作時心頭忍受著何等的煎熬。

　　對南京大屠殺的認知，其實已成了日本人歷史認識的一個關鍵詞。對於大屠殺中的死亡人數，日本的主流社會一般都不認可30萬這一數字，以《日中戰爭史》奠定了自己在史學界地位的秦郁彥，根據日方的史料撰寫的《南京事件——屠殺的構造》一書中認定被屠殺的犧牲者約為4萬左右，但他覺得這並不改變屠殺的殘暴性，他在該書的《后記》中寫道：

　　“日本自滿洲事變以來對中國進行了十幾年的侵略，包括南京事件在內對中國國民造成了很大的痛苦和損害，這是鐵定的歷史事實。盡管如此，中國在第二次大戰結束以后，對超過百萬以上的日本兵和在中國的僑民不僅沒有施行報復，反而允許他們回歸祖國。在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之際，對日本方面原來有准備的戰爭賠償也未要求，對這兩點恩情，如果是知曉當時情形的日本人，是絕不能忘記的。也許是忘卻這段歷史了吧，有人竟然不惜做出篡改原始資料的行為，公然聲稱不存在南京‘大屠殺’，糾纏於中國政府堅持的‘三十萬’‘四十萬’這一具有象征意義的數字，缺乏良知良心。”(《南京事件》，中央公論社1986年，第244頁)請百田尚樹之輩少一點粗?和狂妄之氣，靜下心來仔細閱讀一下你們的文壇前輩堀田善衛的《時間》和有良心良知的日本史學家撰寫的著作，反躬自省一下吧。

　　(作者徐靜波，為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教授)

(來源: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