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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抒雁谈诗【2】

2013年02月18日17:15    来源:人民网-文化频道    手机看新闻

雷抒雁诗话之三:好的诗人也应该是个哲人

5. 我曾想过,什么时候会产生诗?有两种观点我很认可。一个是法国18世纪启蒙主义思想家狄德罗说的:什么时代产生诗,那是在经历了大灾难和大忧患之后,当困乏的人们开始喘息的时候。那时,想象力被伤心惨目的景象所激动,就会描绘出那些后世未曾亲身经历的人们所不认识的事物。另一个是英国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雪莱说的:在一个伟大民族觉醒起来为实现思想上或制度上的有益改革的斗争中,诗人就是一个最可靠的先驱、伙伴和追随者。在这个时代,人们积累了许多力量,能够去传达和接受关于人和自然强烈而使人激动的概念。

6.我1979年写过一首《空气》:“快把窗户打开,快把门打开!让新鲜 的空气进来!海上的风,请进来!高原的风,请进来!吹我们的草,让草绿;吹我们的花,让花开!窒息的空气,对健康有害,快把窗户打开,快把门打开!”当时的诗就是直接对保守和禁锢的猛烈抨击。另外,同一个时期写的还有《种子啊,醒醒》、《希望之歌》等,都是在呼唤,兴奋地呼唤。说的是种子,实际上是呼唤一 种希望,呼唤一种思想,呼唤一种能够改变坚硬土层,改变这种禁锢的、落后的、封锁的、专制的状况的革命。那个时期我们的激情像狂飙一样,都是围着新的人生、新的社会、新的理念在呼喊斗争。我们把自己作为启蒙者,对着昏睡的耳朵喊:醒醒,醒醒!我们认为一个新的制度的建立,是需要文学家去呼喊、去呐喊、去催促的。现在提起来,有人常常说那些诗是政治,其实是错误的。那是一个狂飙突进的年代,社会处在重大改革发展过程中,当然需要呐喊。它不是在谈情说爱,只给一个人的耳朵说话,是需要警醒,需要大家顿悟、明白。也就是孔子讲的,要“群”、要“怨”。“群”,就是把大家组织起来;“怨”,就是把情绪、怨愤宣泄出来。

我们现在对诗歌认识有一点矛盾,以为从个人经验出来的诗是真正的诗,其它的就不是。其实我认为,一个好的诗人,除了关注自己,还应该关注大家,关注千百万的人民。这里边涉及到我提出的一个概念,即人类的情感疆界:自身-父母-血亲-配偶-子女-亲朋-部落-种族-全人类-动物界……情感疆界的大小及远近,正是一个人心胸和精神境界宽窄的证明。现在我们的诗人,能写情歌的很多,能写国歌的找不到,我们现在就缺少大胸怀的大诗人。一个诗人应该是有思想的,好的诗人也应该是个哲人,他提供给我们的,不仅是审美的,同时也应该是启迪的、思考的,这些是促进人类进步的东西。我这话不单包括年轻人,也包括老作家,这里边除了情感问题,除了理念问题,还有驾驭能力的问题。把社会经验、社会情绪给概括起来,不是说想做就能做到的。

当然诗歌除了“群”、“怨”,还要有“兴”,要符合诗歌本身的规律。我早期的 诗歌《种子啊,醒醒》、《希望之歌》都是按照诗的方式写的,里边都有形象。我在1979年的另一首诗歌《路旁的核桃树》是写当时知识分子的状况的:“谁给你浇过水?谁给你施过肥……秋天,人们突然发现宝贝,一根根棍子,却为你留下悲伤。”当时知识分子群体基本都是这样,在你的成长过程中很少有人关注你的成长,当你有了成果,批判的力量就来了。在诗中我把一种意象和人生的经验结合在了一起。从我写第一首诗到我诗集的最后一首写地震的诗歌,始终按照诗歌的规律去写,有形象和情感,同时又有一种思想在里边。

7. 当那种井喷式的渲泄过去之后,面对生活世界,我们就需要另一种入诗的方式。但我从1979年就开始追求用诗性的方式既思考社会,也思考生活了。我写诗,是一只眼睛盯着社会,一只眼睛盯着自然。我的创作,在1979年是比较激烈的;但从1980年我的诗已经扩展开来了。无论是写社会事件,还是写生活经验,我都从诗性兴发的意象,从诗入诗,而不是从事件出发,也很少用概念的东西写。比如《希望之歌》,希望很容易被概念化,但我却从生活的具体体验、细节入手。我写希望“是实实在在的,像镰刀,握在农民强壮的手中”,“像重锤击打在钟上,能发出嗡嗡的叫声”……我把从僵化中获得解放,写成“种子啊醒醒”;到1980年我写了许多小诗,那些诗已经非常个人化,但也有一种真正的诗出来了。那时,有了真正的文学。所以,老诗人艾青读了,专门写了一个评论,从形象思维的角度给予总结。像我写《那只雁是我》:“那只雁是我,是我的灵魂从秋林上飞过;我依然追求着理想,唱着热情的和忧伤的歌。//那只雁是我,是美的灵魂逃脱了丑的躯壳;躲过猎人和狐狸的追捕,我唱着热情的和忧伤的歌。//飞过三月暮雨,是我!飞过五更晓月,是我!一片片撕下带血的羽毛,我唱着热情的和忧伤的歌。”我觉得我的感情是比较凝重的。包括我后来1991年秋到前苏联访问写的《泥泞》。那时,前苏联的变化还没有出现。但我已经感到了它的许多问题,从我所接触的人们那里,感受到了生活的尴尬和困顿。许多人只写人文景观,观山观水。但我写一种瞬间印象,一种情感体验。我甚至将听到的苏联的一个笑话写进了我的诗里。一个狗熊每天晚上都去敲打猎人的木屋。最后,木屋倒了,猎人和狗熊都被压死了。那是怪猎人呢,还是怪狗熊呢?是谁毁了生活?这是我听到的笑话。但我对它进行了升华,让我们来思考,是谁毁了生活。这首诗,从一开始,就是从凝结着复杂内容的意象进入的。“其实,那座城堡/锯齿般高耸的围墙/已构成了险恶的背景//乌云之手/正遮掩着教堂金顶的辉煌//十月,注定是多雨的日子么/注定有一条泥泞的路/等待我们/湿淋淋,每片草叶上/都挂满上帝的泪水/灰鸦,像是感冒/每一声啼叫/都在打着喷嚏”。这首诗中包含政治,但我却是从生活,从人的生活的深处入手,去揭示政治转换前对人、对生活的更深的影响。我选了落雨的日子,泥泞的日子,这些都是我们从生活中感受到的。在这里,我没有用干吧的概念,而是从生活中凝练出活的诗性意象、画面。诗人要将素材温暖了,滋润了,要找到让人颤动的东西,然后拿出来。许多人写诗,只是在记录,在给人原料。那不是诗。因为其中没有创造。所以,写诗,是诗人不断开掘自己的过程,要寻找思想和意象的结合,要从精神上汲取东西。就像一颗橙子,你要把其中的果汁不断地挤压出来。当然,有时候很难。我最近就想写共和国走过的60年的历史。但我尝试了许多次,都失败了。这中间,很可能我还没有找到一种思想的东西,没有发现一种触发点,或一个丰富的意象去把握它。但没有找到,不等于没有。我不能很懒惰地按照时间的顺序去写。

雷抒雁诗话之四:诗歌在1980年代的转换

8.说到1980年代的转换。那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当意识形态并不迫使诗人必须做传声筒的时候,诗是否能成为诗?现在看来,19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诗歌存在逐渐边缘化的趋势。诗不再属于庙堂之高,就会归于江湖之远。这就说明,我们没有转换好。

当诗不在庙堂时,它是否自立为诗?所以,当诗不自立为诗时,其实就存在着诗人自身的边缘化,一种自我边缘化。写诗的人自外于诗,诗在写诗的人那里已经没有了尊严,没有了诗的本色。比如口水诗。它不再寻求诗的尊严。再比如陶渊明,他虽然可以不做官了,他可以不去写官场,但他回到了诗本身,他的个人经验的升华。他将个人经验变成了诗的旋律和意象,别人在他的诗句中,获得了自己个体经验的升华。诗人凝聚出旋律、词语和意象,普通读者则在这些旋律、词语和意象中获得普遍的经验。古代的诗,与恐龙蛋化石是不一样的,恐龙蛋化石已经钙化了,没有一点生命的信息。但古代的诗不一样,它蕴含那个时代的信息,以及诗人的情感。我们阅读的时候,就把我们的情感投射进去。

9.诗人必须以文字的名义站立在纸上。诗没有政治的功利,并不等于没有功利。当诗歌从庙堂转向生活世界时,是否能将个体经验转换为诗,是否自立于诗,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这30年中重要的问题。当诗不再将生活的尊严、庄重揭示出来的时候,它就立不住了。一个人无论贫困还是富有,是达还是不达,当他为诗的时候,他就必须对人生思考,而不是把诗变成下酒菜。我们在写诗的过程中,是我们不断和自己的狭隘性做斗争的过程。这样,个人的经验就可以扩展开来,为所有人所共享。这样,诗就像自然一样,成为一个伟大的媒介、一个桥梁、一个管道。这就是个人经验与社会经验、个体的与共通的交叉起来。当我们写个体经验时,一定要把个体经验中的有深度的东西,概括出来。 

 


 

(责任编辑:黄维、许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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