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琳娜老锣夫妻再推"神曲"引争议 专访谈背后故事

　　龚琳娜摆脱“大裙子晚会歌手”生活后，一直致力于探寻民族音乐的自由性。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摄

　　这十来年里，龚琳娜的人生被两件事清晰地隔开。第一件事是2002年遇到老锣。在那以前，她是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已获过青歌赛银奖的民歌手，演出机会不少，却自感无趣。德国音乐家老锣（Robert Zollitsch）为龚琳娜打开了一扇窗，从那以后，主流民歌手穿着华丽的大裙子登台、奔波于各地晚会的生活，与龚琳娜再无交集。2004年，她和老锣自然走到了一起，两人一度归隐山林，快乐地做音乐、照顾孩子去了。

　　另一件事是2010年《忐忑》在网上意外走红。这首曾拿下欧洲“聆听世界音乐”最佳演唱大奖的作品，原本只是老锣与龚琳娜的游戏之作，在王菲的“欲翻唱”和杜汶泽等人搞笑翻唱的推波助澜下，成为那年爆红的“神曲”，从此，更多人知道了龚琳娜。

　　今年年初，在湖南卫视和江苏卫视的晚会上，龚琳娜连续拿出了《法海你不懂爱》、《金箍棒》和《爱上大笨蛋》三首新作，“神曲天后”的地位得以巩固。这一次，他们迎来的批评比赞美多得多，很多人抨击龚琳娜哗众取宠，老锣写的歌词也成为讨伐对象。

　　春节后的一个下午，我在龚琳娜和老锣的工作室和他们见面。木质家具，布艺沙发，米白的墙，屋子中央的地面铺上一袭砖红色的地毯，最特别的是待客的拖鞋：黑色的圆口布鞋。在采访中，老锣突然歪着头问身边的龚琳娜：“你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太幸福了？”爆红之后，他俩也一度迷茫过，但如今对于“娱乐性”“俗与雅”已看开，老锣说：“我们不依赖现在的知名度，我们知道没有这些我们也会很幸福。”“所以我们不害怕这些东西会消失”，龚琳娜补充道。C10-C11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陈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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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琳娜：我非常喜欢探戈大师皮亚佐拉，我听他的音乐会手舞足蹈，然后灵魂就飘了。在唱歌上，我的偶像是墨西哥女歌手Chavela Vargas，我经常会听，尤其情绪最低落的时候。中国歌手里我非常喜欢李娜——她现在已经出家了，她是对我影响很大的中国歌手，她原来唱的是豫剧老旦，唱流行歌也很有中国韵味。

　　我还喜欢黑泽明的电影，他的作品不会经常看，但看一个会让你震动很久。他可会用音乐了，那么早的电影，音乐已经很现代了，现在听都不过时。他知道怎么说故事，不像很多艺术电影那么生涩。李安我也很喜欢。

　　老锣：小时候听得最多的是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后来听了很多Olivier Messiaen的音乐，中国作曲家陈其钢就是他的学生。流行音乐我听得不多，但世界各地的民间音乐我听得很多。中国音乐对西方人真是比较难，有时候我觉得我通了，有时候又觉得根本就不懂。也不是通了就没得学了，一直都在学习。

　　我喜欢中国比较偏僻地方的人新创作的音乐，比如陕北、河南唢呐声组合的红白喜事乐队。他们有时候还用键盘、小号、长号、低音鼓，保存了中国传统音乐的根，又发展了一种新的中国音乐。我特别希望听到这样的中国音乐。

　　不想像木偶，到处假唱

　　新京报：你最早接触民族音乐是什么时候？

　　龚琳娜：我5岁上台唱歌，7岁在少年宫学各种民歌。我是汉族，但从小就唱苗族、布依族、侗族的歌。1983年我就坐飞机到北京演出，还去各地参加各种比赛。去上海演出，人家觉得贵州人是吃死老鼠肉的，但我们一唱就把大家都镇了。1988年我12岁，去法国演出了五十多天。我还见过波兰帅哥，他们穿着靴子，好帅啊。

　　老锣：12岁你就会看波兰的帅哥。

　　龚琳娜：每个国家都是演民族的节目，我看了非常多。所以从小的理想就非常清楚：我要做民族音乐，而且要国际化。我走这条路是自己选的。

　　新京报：2000年你在央视青歌赛获奖，某种程度上说，你已经成功了，后来为什么走了另一条路？

　　龚琳娜：那时起到2002年是我非常痛苦的时期，你发现你的目标实现了，但那不是你想要的，每天像一个木偶，到处去假唱，那个环境里大家都这样，我也不会想要去真唱。我知道再这样下去，我就跟音乐没什么关系了。那时候我不知道要怎么办，知道要怎么办是2002年遇到他（老锣）。

　　新京报：你们第一次见面是怎么样的场景？

　　龚琳娜：2002年在三里屯，一个小型的世界音乐演出，我那时特别想了解新的音乐，就跟朋友去了。他跟其他几个音乐家一起演出，自己弹巴伐利亚琴唱了一首。我并不觉得那场演出多好，但我的画家朋友说了一句“那个老外挺不错”，我就注意到他。他知道我是搞音乐的，我们就留了电话。1993年他就在上海音乐学院学古琴、跟中国的民族音乐家合作，2002年他又来北京想重新寻找音乐家合作。

　　一个星期左右后，我们就一起做音乐。第一次两人即兴了三个多小时，那次对我影响特别大，让我觉得音乐不是为别人表演，以前都习惯要演给别人看。那次没有观众，我更多要聆听自己心里的声音，聆听他的乐器。那三个多小时把我全身唱通了，想怎么唱就怎么唱，没任何条条框框。

　　“对不起，好恶心”

　　新京报：你们的默契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龚琳娜：第一次合作我们没有说话，但音乐让我们毫无障碍。我找不到怎么唱的时候他的琴就会引领我，我们会很自然地在一个地方结束，在一个地方把它推到高潮。音乐上的契合我们是从头就有的。

　　老锣：我经历过这样的即兴，知道怎么把对方挖出来。遇到她，我就意识到找到了一个还没有挖出来的宝藏。她唱得很细腻，都是心里出来的声音，没有通过思想，很直接的，但在很高的水平上，世界上都没有很多这样的歌手。

　　龚琳娜：以前我一直不太自信，在学校，大家都喜欢声音比较宽的，而我嗓门比较小，大家说我乐感好、很努力，但声音条件不怎么样。第一次有人赞扬我的音色有张力又很细腻，他原话是“里面那个拐弯特别有魅力”，我记得我当时就摸着脖子说：“真的吗？”

　　老锣：后来去她家，她妈给我放她上电视晚会的VCD，我看了后跟她说：“对不起，好恶心。”

　　龚琳娜：我妈拿出VCD向他炫耀嘛。他说得很直，我妈就受不了了，但我心里觉得他是对的。其实我们内心都有一种声音，他是把我内心的声音搓出来了。

　　后来他邀请我去参加德国一个最大的世界音乐节，我的天窗一下就打开了。那些音乐家都特别快乐、自然，台下观众也很放松。我觉得民族音乐应该这样做，自由自在，千变万化。去年夏天我们带着大白嗓合唱团代表中国去演出，在城堡上最漂亮的舞台演了两个专场，这个梦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