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文化含量是影响力关键

　　“经过中方审查机构的严格过滤，《被解救的姜戈》中的暴力镜头做了删减，而暴力、性及有政治倾向的内容通常会被审查机构删除。”随着这部因“技术原因”一度在中国停映的美国影片近日重返中国影院，一些外电对中国电影审查制度做了这样的评述。而此前，也有中国导演表示，“再不让国产片放开去拍，中国电影只会被好莱坞电影淹死”。相比美国等国的电影分级制度，中国电影审查制度确实更为严厉，这会影响到中国文化随着电影走出去吗？在《环球时报》记者专访的长期担任中国电影审查委员的周星教授看来，审查的尺度已放宽，但中国电影的文化价值这些年却因过度追求市场而失落。在中美两国都参与电影产业的美国著名电影制片人安德鲁?摩根则以自己屡屡“突破”中国审查的经历颇有发言权地说，“电影审查不应成为一事无成的借口”。

　　一个美国电影人在中国屡屡闯关成功的经验

　　尽管有越来越多美国电影制作公司考虑到“中国国情”，或为中国观众量身定做新版本，或接受类似影片《被解救的姜戈》的删减，但对于中国电影审查，美国业内人士还是有不同看法。南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问题专家罗森?斯坦利主讲的一门课程就是《中国电影与中国政治》，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说，电影审查制度是制约中国电影走向海外的一大因素。作为一个美国学者，斯坦利说：“在好莱坞电影中，批评或调侃权威、警察、军队、外交政策都很平常，甚至许多人认为这才是电影。然而，这些内容在中国电影中是绝不可能出现的。”他认为，审查制度也限制了中国对外国电影的引进。斯坦利举例说，他最近看了一部阿根廷电影，里面讲到当地华人，有拿中国人、中国使馆开玩笑的片段，但这部片子根本不可能在中国公映。

　　但美国鲁迪摩根集团总裁、著名电影制片人安德鲁?摩根有不同见解，他曾在上世纪70年代加盟香港嘉禾影业集团，成功地把中国功夫片带入欧美主流电影市场。摩根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作为一个电影制片人，在中国内地工作了12年，对此还是有一些发言权的，我感觉批评审查制度的都是一些非理性的人。审查者要考虑片子对本地观众的政治敏感度，大多数批评中国电影审查的人都没有去过中国，也没有尝试在中国拍一部片子，他们根本不理解我讲的这些。”摩根说，对于真正的电影人来说，中国的电影审查不是让你一事无成的借口。有些人拍了很糟的片子，没有通过审查，反过来把责任推给审查制度，把自己扮演成一个“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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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根认为，对电影人来说，哪里都有审查，包括在好莱坞。很多电影公司这个不拍，那个不拍，就是怕被起诉，怕惹麻烦，这也是一种审查制度。摩根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中国，电影审查更明显，有时更是一种指导，审查机构从来没有禁止他拍任何一部自己想拍的片子。摩根一口气举出好几个“突破”审查的例子：“我们拍《如果?爱》时，有人说你通不过中国的电影审查，因为里面有妓女，但结果我们还是拍了这部片子。我们拍《投名状》时，有人说50年来还没有人拍过太平天国题材的电影，但我们还是拍了。我们拍《门徒》时，有人说里面涉及警察腐败、吸毒，但这是一部告诉人们为何不应吸毒的电影，连北京公安机关都认为片子的创意很好。结果这部片子经过审查后，在中国内地只剪了5秒钟，但在香港剪了1分钟，在新加坡剪了2分钟，在马来西亚剪了10分钟。”

　　“美国国防部也把剧本审来审去”

　　涉及警察腐败、毒品交易题材的电影《门徒》在新加坡放映时被剪2分钟，其中有新加坡政府部门的考虑。为维护和保持社会传统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新加坡有归新闻、通讯与艺术部监管的电影审查委员会。2011年，描写女同性恋题材的美国影片《孩子们都好》被新加坡电影审查委员会限制，将该片定为21岁以上限制级电影的同时，并仅限发行一个电影拷贝。谈及电影审查的问题，有新加坡民众表示，新加坡给外界的形象一直是开放的，老百姓对政府的电影审查也没有太多异议，且新加坡电影制造业的规模和海外影响力都很小。

　　像美国这样的文化大国，也不会任由好莱坞随意制作。早在1907年，美国的新泽西州便通过一部审查制度法。当时，电影放映时最先出现的是一个圆形图章，表明这部电影已获审查批准。后来，美国的电影分级制度日益完善，才逐渐取代审查。美国鹰龙传媒有限公司总裁苏彦韬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电影管理机构，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西方国家也不例外。”苏彦韬说，美国负责分级的美国电影协会实际上就是一个审查机构。对任何国家来说，批不批准一部电影都要根据本国的法律和政策。在美国，很多电影公司都设有专门与美国电影协会打交道的职位，他们有时希望电影协会在分级时打擦边球，以扩大自己电影的潜在观众。

　　据摩根介绍，在好莱坞，向电影厂投资的人其实就是审查者，如果制片人或导演找到一个电影厂拍电影，厂方也要审查剧本，跟制片人或导演说“不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你要不改变我就不给你钱”等等。摩根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如果我想从美国军方借任何东西，比如借用航空母舰、潜水艇，我就得去国防部，让他们审我的剧本，他们也会要求改这个、改那个。如果我要洛杉矶警方在片子中帮忙，他们就会要求不能出现警察枪杀平民的内容。”

　　摩根表示，许多电影人怀抱着梦想来到好莱坞，以为在这里能够自由地拍电影，但根本就不是，只是你在拍他们愿意让你拍的电影，你也有自由，可以选择回家，“为什么很多外国电影人在好莱坞遭遇滑铁卢，然后悻悻地回了老家，因为他们发现好莱坞比他们自己的国家更不自由”。摩根说：“过去40年里，我一条腿在好莱坞，一条腿在亚洲，因此我是有发言权的。许多中国人不懂好莱坞，他们只懂在银幕上看到的好莱坞电影。”

　　中国电影走出去光靠审查宽松还不成

　　曾有中国电影导演说：“再不让国产片放开去拍，中国电影只会被好莱坞电影淹死。”谈到电影审查与文化传播的话题，长期担任国家电影审查委员的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周星认为，在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时，其实就是以美国的硬实力做基础，以文化软实力来扩展硬实力。周星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力强大是自信心和开放度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才能更好展现一国的软实力，因此，一个国家实行电影分级制或审查制并不是文化推广时影响力是强是弱的根本因素。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尹鸿认为，一个国家文化的软实力体现在多样性和丰富性上。尹鸿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电影审查与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关系要看它对多样性和丰富性产生了何种影响。此外，他也提到，电影审查本身的标准也是文化软实力的一种体现，即审查的标准是不是具有包容性。

　　尹鸿和周星都认为，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虽然一直存在，但几十年来还是有尺度上的放宽。比如说对伦理、对题材、对性的限制上有比较大的“解禁”，这也促使国内电影市场快速繁荣起来。周星说：“举个例子，十多年前姜文的《鬼子来了》被卡掉，但是类似的片子在更为开放的现在，我觉得一定是不会的。”他还举例说，范冰冰、佟大为主演的《苹果》，因为有多个性爱镜头，放在过去直接就卡掉了，但这个片子一共审了5次，最终还是允许删掉一些镜头后上映。

　　对于审查制度的放宽是否会促进国产电影走向国际市场，尹鸿和周星都持保留态度。他们认为，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相比，中国电影当前在海外市场的影响是在“走下坡路”的。尹鸿说：“当时的国内电影市场还不繁荣，很多电影人考虑更多的是国际市场。因此产生像《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这样在国外受到广泛关注的作品。”

　　周星个人的看法是，中国电影走出去，首先影片要体现自身的文化含量和创造力，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的作品比，“(现在)我们一味地追求市场，做一堆票房很高的娱乐片，中国电影的文化价值失落，哪里还敢奢想影响他人”。

　　罗森?斯坦利的观点与中国两位专家的看法一样，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即使没有审查制度，中国电影也很难像好莱坞电影一样通行世界。他认为，理论界有一种“高概念电影”的说法，就是说一部电影拍出来不是为适合某个民族或文化背景观众的欣赏口味，而是基于所有民族和文化都能理解的“概念”，比如《泰坦尼克号》、《阿凡达》。斯坦利认为，虽然中国社会环境日益宽松，但近年来拍的影片却越来越难以反映社会现实，这是因为中国电影人不愿去拍有可能通不过审查的影片，从而先进行“自我审查”。不过，斯坦利也承认，审查制度对中国电影的影响被外界夸大了，“审查对中国电影走向海外的真正限制，其实在于它影响到中国电影的名声，被外界认为既然能进入电影院的都是经过审查的电影，那它一定就是宣传”。

　　苏彦韬表示，美国有的电影在国际上受欢迎，很多也遭到抵制。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是个多元文化的大熔炉。有人说，好莱坞电影其实不是美国电影，而是世界各地的电影人在那里打造出来的电影梦，是个特殊的模式，它天生就具有国际眼光，与全世界某个具体国家的电影不可同日而语。全世界只有一个好莱坞、也只有一个奥斯卡，中国电影的实力与意大利、德国、韩国或日本的电影实力相比还是比较平衡的。

(来源: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