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镛：写作是苦差 画画是享受

罗马（国画） 68×104厘米 2013年 王镛

本报记者 冯智军

　　人物名片

　　王镛，1945年生，北京人，汉族。1962年考取北京大学东语系印地语专业本科生，1978年考取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印度艺术专业硕士研究生。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华书画家杂志社总编辑。出版美术史论著述10余本。

　　王镛主编的《中外美术交流史》修订版刚刚由中国青年出版社重新出版，他又开始修订他的专著《20世纪印度美术》，同时还在与他的博士后王云合编《东方美术史》教材，繁重的写作任务让他感叹“写作太累”。忙里偷闲的时候，他也会享受一下画画的乐趣。

　　“我一直喜欢画画，画画是一种享受，写作是一件苦差。可是没办法，社会给你的工作定位就是写作，写书、写评论、审稿。”王镛宽解地说，“也许再过三年会办一次个人画展”。就这样，从画画谈起，我们又认识到一个美术史论家与评论家之外的王镛。

　　重名轻利的小画家

　　王镛在北京读小学五、六年级时，学校选送他到帅府园中央美术学院课余训练班学画两年。本来王镛可以被保送中央美术学院附中，但父亲不同意，说一定要上正规中学，不然连常识都没有。

　　在北京26中（汇文中学）上初中时，王镛考取了北京市少年宫国画组，跟随辅导员马耀华老师学画3年（非常巧合的是与他同名的书画篆刻家王镛后来也曾跟马老师学画）。当时北京儿童影院每月有一次少年儿童画展，作品入选的小朋友会奖励一张电影票。“有一次我画了一张‘孙悟空’送去，售票员阿姨一看就留下了，要给我一张电影票，我说‘不要’扭头就跑，阿姨笑着说‘这小孩！’后来有的同学去看电影，回来在班上说，‘王镛画的孙悟空可棒了’。我听了特高兴。”谈起这段趣事，王镛说：“看来我从小就重名轻利，直到现在也是这样。”

　　高中时王镛准备报考中央美术学院，父亲不再反对。不料1962年中央美院不招生，王镛只好报考文科。高中的学习生涯，他特别感念不已的是语文老师王瑷东。“她培养我的文学爱好，还要求我写好散文，每周都额外为我批改一篇作文，我的写作基础就是那时候打下的。”王镛深有感触地说，“高中教育特别重要，高中没打好基础，以后再补比较困难。我的知识基础基本是高中和大学打下来的。”

　　未名湖畔的青春岁月

　　1962年，王镛以平均90多分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选择了印地语专业。他以为将来可以研究印度诗人泰戈尔，入学以后才知道泰戈尔不是用印地文写作，而是用孟加拉文写作。

　　王镛一入学就被当时的东语系主任季羡林先生任命为班长。他课余参加了北大击剑队，演话剧，为东语系壁报画报头，在未名湖畔度过了如诗如梦的青春岁月。他还与赵国华学兄诗词唱酬，写自由诗，尝试“新格律诗”。有同学向季先生反映他们“不务正业”，季先生却说：“十七八岁都是诗人，只要‘不误正业’就行。学什么专业都可以出歌德、席勒。”

　　回忆起北大的课程，王镛说：“当时北大培养的外语系学生，目标不是单纯地学会一门语言，还要有全面的文史哲知识。我最爱听袁行霈先生主讲的中国文学史，他讲课特别幽默风趣。我记得他讲《诗经·氓》‘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翻译成白话；那家伙笑嘻嘻的，抱着布来换丝。不是来换丝，是来打我的主意。逗得东语、西语、俄语三系的女生哄堂大笑。”

　　因缘巧合研究印度艺术

　　1967年“文革”期间，王镛北大毕业，先是到唐山军垦农场劳动锻炼，再分配到河北沧州地区吴桥县城关中学当英语教师，然后又调到县文化馆当美术干部。1978恢复研究生考试制度，那年北大东语系未招研究生，王镛只好报考北大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他回忆说：“当时我复习检查自己的记忆力，还可以背诵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的700多首古典诗词。在北大，走出初试考场，不少考生抱怨‘不知从什么犄角旮旯扫出来的偏题、怪题’，我不禁暗自窃喜。”

　　恰在此时，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成立，出任所长的季羡林先生从通过初试的文科考生中选拔人才参加复试。季羡林调阅了王镛的全部初试试卷，给出一句评语：“王镛有一定分析问题的能力。”王镛通过复试后，季羡林在南亚研究所设置了中国第一个印度艺术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特聘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常任侠做王镛的校外导师。

　　1981年王镛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1983年又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印度美术史与中外美术交流史研究。他说：“人生的每一段经历都不会虚度。哲学所3年对我的哲学熏陶，也开阔了我研究印度艺术的思路。”

　　“现在回想起来，仿佛冥冥之中有一种命运的安排，既不让我专门学画，又不让我专门学中文，也不让我当一个专业外语翻译，非让我专门研究印度艺术不可。研究印度艺术把我的绘画、文学业余爱好与印地语专业知识结合起来，也是难得的机遇。”王镛说。

　　“零差错”的治学精神

　　虽然毕业多年，老一辈学者的治学精神与做人之道，却影响王镛至今。“回顾我先后在北大求学9年，从老师们身上，我不仅悟出了治学之道，而且悟出了做人之道。宿白先生堪称史学大家，却亲笔逐一改正或填补我的整本课堂笔记中所有的错别字或冷僻字，一丝不苟。我的导师常任侠先生年事已高，仍诲人不倦，待我俨然慈父。邵大箴先生奖掖后学，把我的硕士论文《笈多艺术初探》摘要刊登在《世界美术》杂志1982年第3期。”这种文脉的传承，在王镛看来尤为重要，所以他特别注重继承老一辈学者的治学精神。

　　“季先生辅导我们的硕士论文写作，嘱咐我们选题要‘小题大做’，搜集资料要‘竭泽而渔’，他强调史识，尤其看重史德。我也经常这样跟现在的研究生讲。”在王镛的治学与工作中，对自己也是同样严格要求。“我写作、出书，包括当编辑，力争一个错别字、错标点都不让它有。刚刚出版的这本《中外美术交流史》，出了清样之后我又跟责任编辑秦晓磊审校了三四遍，要求尽量达到零差错（当然不可能真正达到）。这恐怕跟老师们的言传身教有关系。”

　　2012年底，王镛被聘为国务院参事室主管、中央文史研究馆主办的月刊《中华书画家》杂志总编辑。谈起办杂志，王镛说：“办杂志也是治学的一个方面。《中华书画家》杂志的宗旨是弘扬经典，推崇大家，引领当代，培养新人，争取办成国内一流的学术刊物。”在办刊的过程中，王镛如同对待自己的文章一样严格，要求零差错。

　　“我想，求学未必在校，悟道未必出家。而今，我已步入老年，时常回忆起在校求学期间良师益友对我的教诲和帮助。虽然已不在学校就读，我觉得自己仍处在求学的阶段和悟道的中途。”——王镛在治学的严谨之外，又有着超脱的心境。

(来源: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