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热映引发同名原作阅读热

　　同样作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言人，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处于同样的社会背景之下，都无法逃脱时代所赋予的痛苦和彷徨。但由于不同的生活经历、性格和生活方式，使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存在较大差异，以至于最终，海明威被认为是“迷惘的一代”的代表，而菲茨杰拉德则被定义为“爵士时代”之代言。

　　如果说，自诩为上帝之子的盖茨比，因为“多情自古空余恨”，因为“散尽千金换一笑”，从而成了愚者中的愚者和勇士中的勇士的话，那么，对爵士时代的绚丽纵情，既身处其中又置身事外；对人生的千变万化，既感到陶醉又深刻厌恶的菲茨杰拉德，以梦为马一路披荆斩棘，他也就同样证明了自己的了不起。

　　由于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热映，引发了新一轮对菲茨杰拉德所著同名原作的阅读热。记者连日来随机走访了几家大型书店，了解到《了不起的盖茨比》的销量有明显上升趋势，部分读者专程来买这本书，而由李继宏翻译的版本是卖得最好的，李版被称为迄今为止最权威、最经典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译本，8月31日，导演巴兹·鲁赫曼在上海举办的电影新闻发布会上，曾大力推荐过这一译本。

　　比对原著和巴兹·鲁赫曼导演的电影，你会发现，电影尽管运用了大气华贵光芒四射的服装、布景和音乐等元素，却只讲述了盖茨比与黛茜之间发生的一个“痴心汉子负心女”的庸俗故事，这种“毫不害羞的浪漫和充满热情的肤浅”，就好比用电闪雷鸣的磅礴气势表现泰山的阵痛，最终却分娩出一只耗子，苍白的不仅是内核，更是病时代人们病态的审美取向。

　　在原著里，菲茨杰拉德貌似只以轻淡的文字，懒懒地重述一个无关痛痒的爱情故事，但当他把客观与抒情、现实与梦幻、理想与象征、顺叙与倒叙、铺陈与简约等手法完美和谐地揉为一体时，这部作品便有了及其丰富乃至深刻的内涵——盖茨比热恋的黛茜，其实是青春、金钱和地位的象征，或者说，她就是一个狂热追求物质生活的“美国梦”。盖茨比不择手段地追求黛茜，耗尽自己的情感与才智，甚至不惜葬送掉性命，事实上也就是在追求自己的“美国梦”。这种隐喻，即便电影使用了大段的旁白，也未能真正展示。以至于在电影中，我们看见了“盖茨比”，却很难寻找到“了不起”的踪影。

　　其次，因为猝然而至的“盖茨比热”，使人们对以海明威为代表的“迷惘的一代”和以菲茨杰拉德为代表的“爵士时代”产生了混淆。的确，《了不起的盖茨比》出版于1925年，而1926年出版的《太阳照常升起》奠定了海明威的文学地位，从时间上说，它们属于同一时期，那么“迷惘的一代”与“爵士时代”有什么区别呢？菲茨杰拉德和泽尔达与盖茨比和黛茜，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搞清楚这些疑问，或许才是此番“盖茨比热”所能带给我们唯一具有正面价值的启示。

　　海明威与菲茨杰拉德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整个西方国家普遍出现幻灭感，它不仅彻底摧毁了美国传统的价值观，更使得战后的人们找不到生活的准则和应有的方式，于是，一批被称作“迷惘的一代”的青年作家集体涌现，他们各自用崭新的表现手法，如实地描写出战后的社会状况，对其后的美国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作品的共同点，是反映了战后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迷惘失落的情绪和青年人悲观失望又麻木放纵的生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和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同样作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言人，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处于同样的社会背景之下，都无法逃脱时代所赋予的痛苦和彷徨。但由于不同的生活经历、性格和生活方式，使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存在较大差异，以至于最终，海明威被认为是“迷惘的一代”的代表，而菲茨杰拉德则被定义为“爵士时代”之代言。二者之间究竟有何区别呢？

　　简单地说，“迷惘的一代”主要指活跃于20世纪初期的那一代人，并特指一个文学流派。而“爵士时代”指的是时代。其实如果细说，“迷惘的一代”具体指的是像海明威那样的参加过战争的那些青年人，在理想落空后的精神空虚。而“爵士时代”指的是战后人们精神的普遍空虚，它并没有很刻意强调主人公是否以“崇高”的信念去参加战争，然后发现战争的虚假，最后精神虚空。

　　关于这一点，有人曾专门比较过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创作、生活的不同，由此，“迷惘的一代”与“爵士时代”的差异，世人得以一目了然——

　　菲茨杰拉德是个无动机创作者，但正因缺乏某种内涵和洞察力，他的作品反而显示出了独特的魅力。这就像爱尔兰伟大诗人叶芝，一生追求解放运动女英雄毛冈未果，却因此而留下了无数流传后世的诗篇。海明威则视文学创作为己任，孜孜以求的是展现人类社会与人本身不同的精神隐喻世界，最终获得了诺贝尔奖。

　　菲茨杰拉德终生缺乏个人安全感和社会安全感，为了实现自己的“美国梦”，一生都在为生活而写作，他善用华丽的辞藻堆砌气势恢宏的场景，因而永远也不可能写出像《永别了，武器》那样用词简练、讲究言外之意的作品。而海明威特有的人文忧患意识，也注定了他永远不可能用印象式的描写手法，写出悱恻哀婉、绚丽辉煌、想象非凡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从生活经历上看，海明威始终充满了英雄主义的悲剧色彩，他曾以战地记者的身份亲临战争第一线，一生离异数次，最终却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可谓绚丽多姿，当真是“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而菲茨杰拉德读完高中后考入普林斯顿大学，后因身体欠佳，中途辍学，他虽然于1917年入伍，但终日忙于军训，未曾出国打仗。他的母亲来自于一个中上层阶层，代表了道德伦理一方的美国主流社会，而父亲则是典型的小暴发户，其实一生中并无建树，在菲茨杰拉德的一生中，父亲始终是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这就造成了菲茨杰拉德极其矛盾的个性：一方面追求金钱地位，另一方面又在内心深处坚守传统的道德理念。因此他一生只守着他心中的“女神”——讲究排场、挥霍无度、精神失常、经常突然就要练习并日夜不休地跳芭蕾的泽尔达·塞伊尔——生活道路因此而坎坷不平，大起大落，年纪轻轻就悄然死去，算得上是“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根据以上对比，我们不难发现，海明威是“向外”的，粗犷、张扬、大气，他展示的是一代人的迷惘。菲茨杰拉德则“向内”，优雅、收敛、敏感，比如透过《了不起的盖茨比》，我们可以触摸到美国社会的脉搏，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幅绚丽多彩的文艺画卷，并因此而感受到强烈的爵士时代的气息。从这个意义上说，同样是表现痛苦和彷徨，海明威的“大声疾呼”和菲茨杰拉德的“低婉呻吟”，其实无分高下。

　　菲氏“低婉呻吟”了什么

　　《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故事其实很简单：年轻时并不富有的少校军官盖茨比，爱上了一位叫黛茜的姑娘，黛茜对他也情有所钟。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盖茨比被调往欧洲。似是偶然却也是必然，黛茜因此和他分手，转而与一个出身于富豪家庭的纨绔子弟汤姆结了婚。黛茜婚后的生活并不幸福，因为汤姆另有情妇。物欲的满足并不能填补黛茜精神上的空虚。盖茨比痛苦万分，坚信是金钱让黛茜背叛了心灵的贞洁，于是立志要成为富翁。几年以后，盖茨比终于成功了，成了一个大富翁，他在黛茜府邸的对面建造起了一幢大厦，故意挥金如土，彻夜笙箫，一心想引起黛茜的注意，以挽回失去的爱情……时值上世纪20年代，美国的空气里弥漫着纸醉金迷的气息。一个偶然的机会，穷职员尼克闯入了盖茨比隐秘的世界，他惊讶地发现，盖茨比内心唯一的牵绊竟是河对岸那盏小小的绿灯——灯影婆娑中，住着心爱的黛茜。尼克为盖茨比的痴情所感动，便去拜访久不联系的远房表妹黛茜，并向她转达盖茨比的心意。黛茜在与盖茨比相会中时时有意挑逗，而盖茨比昏昏然听她随意摆布，他天真地以为那段不了情有了如愿的结局，却不知黛茜早已不是旧日的黛茜。黛茜不过将他俩的暖昧关系，当做一种刺激。最终，黛茜在心绪烦乱的状态下开车，偏偏轧死了丈夫的情妇，盖茨比为保护黛茜，承担了开车责任，但黛茜已打定主意抛弃盖茨比，并在汤姆的挑拨下，致使其情妇的丈夫开枪打死了盖茨比，而盖茨比尽管清楚地听出“她的声音充满了金钱”，却至死都没有发现黛茜脸上嘲弄的微笑，只把一切都献给了自己编织的美丽梦想……尼克目睹了现实世界的虚情寡义，深感厌恶，于是怀着一种悲剧的心情，远离喧嚣、冷漠、空洞、虚假的大都市，黯然返回故乡。

　　《了不起的盖茨比》所展现的，是一个冰冷的现实容不下的缥缈的梦，盖茨比的悲剧人生，有如烟花那般，璀璨只是一瞬，幻灭才是永恒。书中的物质女郎黛茜，不仅是盖茨比心中的女神，是青春、金钱和地位的象征，更是“美国梦”的形象写真。盖茨比天真地以为，有了金钱就能重温旧梦，赎回失去的爱情，可惜他错了，他看错了黛茜那个粗俗浅薄的女人，看错了表面上灯红酒绿而精神上空虚无聊的社会。生活在梦幻之中的盖茨比，最终被黛茜抛弃，为社会冷落，终于铸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这一阕华丽的“爵士时代”的挽歌所展示的，其实是“美国梦”的幻灭，是大萧条时期美国上层社会“荒原时代”的精神面貌——也正因为如此，菲茨杰拉德成了上世纪20年代“爵士时代”的发言人和“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之一，而《了不起的盖茨比》也傲然跻身于美国文学的当代经典行列。

　　菲氏和泽尔达与盖茨比和黛茜

　　都知道《了不起的盖茨比》是菲茨杰拉德的半自传体小说，但没人能说得清楚，盖茨比的身上，究竟有着菲氏的多少影子。事实上，像盖茨比一样，菲茨杰拉德也是“被女人毁掉的”——这是海明威的原话，他和其他极大多数评论家一样，认为菲氏的妻子泽尔达·塞伊尔，就是一个美国南方物质的、被宠坏的女孩，正是她的疯狂与自私，毁灭了天才作家菲茨杰拉德。

　　可又有谁知道，如果没有泽尔达，就不会有一个叫菲茨杰拉德的作家以及那部伟大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故事是这样的：由于家世显赫，又对小泽尔达一味纵容，6岁那年，泽尔达爬上了自家的屋顶，打电话给消防局，说发生了火灾，地点就是她的家。看着下面乱成一团的消防车、邻居和警察，泽尔达觉得这个游戏太好玩了，于是对同样的恶作剧，她终生都兴致盎然。

　　18岁那年，金发、白衣、高贵、神秘的野性少女泽尔达，倾倒了附近军营里的所有飞行员们。她指示他们在她家的屋顶上空，一次次地做特技空中飞行。轰鸣声搅得邻居们忍无可忍，愤怒地向军营首长们告状……而菲茨杰拉德少尉在乡村俱乐部的舞会上，丢开了自己的首长，走到被军官和大学生簇拥的泽尔达面前，羞涩地做了自我介绍，“就像把鼻子压在镜子上凝视自己的眼睛一样”，在一曲华尔兹之后，泽尔达寻找到了自己的同类，他俩坠入了情网。但当少尉菲茨杰拉德勇敢地向泽尔达求婚时，泽尔达回答得很干脆：娶我？简单，只要你出人头地、腰缠万贯就行，没钱没名免谈。

　　自此之后，菲茨杰拉德拥有了自己致死未愈的“美国梦”：为钱写作。他退了伍，将全部赌注都压在了自己的小说上。当然，天才的他很快就成功了，长篇小说《天堂这边》出版后，菲茨杰拉德成了“一个口袋里丁零当啷装着钱的人”。1920年4月，24岁的菲茨杰拉德终于娶到了20岁的泽尔达为妻，此后他们就成了社交圈里最登对的一双璧人，成了那个时代奢侈生活的代表，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从纽约到巴黎，葡萄美酒夜光杯，他们都过得极度铺张，纸醉金迷，笙歌达旦。

　　和盖茨比一样，实现了“美国梦”的菲茨杰拉德，在那个道德感迷失、爵士乐流行、走私为王、股票飞涨的时代，很快就跌入了一个充满魅力、同时也充斥着富豪们编织的假象、幻想、爱情与谎言的世界。他在把自己所目睹的一切转化为文字时，发现了一个同类，“他与我一样时常紧张到崩溃，只不过具体表现得不同。他更倾向于躁狂，而我则是更加忧郁愁绪。”这个人就是海明威。

　　关于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泽尔达曾愤懑地说过：“我丈夫和海明威他们两个人！哼，他们俩在一起的样子简直就像是一对情侣！”的确，曾经相互昵称“菲兹”与“海姆”的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如同钱币的两面，在迥异的外表下，拥有着同一个内里。董桥先生在一篇题为《海明威在巴黎》的文章里说，1921年到1926年间，在巴黎，海明威在写《太阳照常升起》，而写完《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菲茨杰拉德，正神经兮兮地服侍着神经兮兮的泽尔达。某次，“菲茨”偶然跟“海姆”一起出远门，被雨淋了，就瞎紧张，硬说自己得了肺炎，过不了几天，又说泽尔达抱怨他下面不够长，海明威一把将他拉进厕所，脱下他的裤子瞄了一眼，向他保证他的长度绝对正常……这样的友谊，却随着海明威的升天和菲茨杰拉德的坠地而被稀释，实在令人徒呼无奈，感叹吁嘘。

　　据此，我们不难看出，正是泽尔达的神经兮兮和挥霍无度，成就了菲茨杰拉德的“美国梦”（所谓美国梦就是：只要你努力，你就可以过得更好）。同样，如俗语所说，“伟大的人总是被成就他的东西毁去，无一例外”，也正是泽尔达这个菲茨杰拉德的“美国梦”毁了他自己——泽尔达婚后的纸醉金迷，后来又精神失常，给菲氏带来了极大痛苦——迫于这种生活对于金钱的需要，菲茨杰拉德不得不更多地写一些更容易卖给杂志商的、在他自己看来都是属于二三流的庸俗的短篇故事。甚至，由于经济上入不敷出，他曾一度去好莱坞编写剧本挣钱，而1936年不幸染上肺病之后，菲茨杰拉德几乎已经无法创作，精神也濒于崩溃。终日酗酒的一代文学天骄，最终因并发心脏病，于1940年12月21日在洛杉矶陨落，年仅44岁。

　　如果说，自诩为上帝之子的盖茨比，因为“多情自古空余恨”，因为“散尽千金换一笑”，从而成了愚者中的愚者和勇士中的勇士的话，那么，对爵士时代的绚丽纵情，既身处其中又置身事外；对人生的千变万化，既感到陶醉又深刻厌恶的菲茨杰拉德，以梦为马一路披荆斩棘，他也就同样证明了自己的了不起。从这个角度说，把菲茨杰拉德想象成盖茨比，把黛茜置换为泽尔达，只怕也没什么不可以。

　　鲁赫曼的“影像盖茨比”

　　美国大诗人兼文学评论家T·S·艾略特曾断言，《了不起的盖茨比》是“自亨利·詹姆斯以来美国小说迈出的第一步”。的确，作为爵士时代最后的挽歌，它对美国梦的阐释已经超越了岁月。所以在美国乃至全世界，文学爱好者们对这个故事的熟悉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澳大利亚人巴兹·鲁赫曼导演的想象，以至于他向《了不起的盖茨比》发起的第四次冲锋，必将以收获高票房和高恶评收场，并不出乎人们的预料。

　　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甫一公映，CNN的特邀影评人汤姆·查瑞提就率先发难，认为鲁赫曼对于文学作品的理解总有一种“毫不害羞的浪漫和充满热情的肤浅”。而中国的影评人也火上浇油：“我愿意相信巴兹·鲁赫曼很钟情于这本小说，很热爱盖茨比这个人物。可恰恰是他的善良和仁慈，让盖茨比的故事在电影中不仅不够完整，反而欠缺了最重要的况味。”

　　恰如有的影评人所说，这部影片视觉上壮丽辉煌、极具野心，但是丧失了原著的核心与灵魂——尽管普拉达的华服、蒂凡尼的珠宝，和那几场奢侈豪华的派对，托3D的福，简直是天花乱坠，确实赏心悦目；尽管世袭领地里的汤姆和黛茜的宅邸，那乔治殖民时期的建筑豪华典雅，不肆张扬，衬托以盖茨比城堡的极尽奢靡时髦之能事，新老贵族的差异一目了然……但在蓝色狂想曲和漫天礼花中出场的莱昂纳多，最多只像是一个出身草根的痴情富翁，而女主角凯瑞·穆里根从《成长教育》、《羞耻》里走出来，确实很适合扮演耽于欲望又天真迷糊的物质女孩，但和黛茜毕竟还差了几个量级——“一个是更善良单纯的黛茜，一个是更痴迷情深的盖茨比，原著里的丝丝寒意被鲁赫曼捂暖了。兑了雪碧的红酒会不会更好喝？”

　　有人说，巴兹·鲁赫曼也许是圆了自己作为读者的梦，但他对原著深刻寓意的消解实在是近乎脑残。比如电影的结尾，盖茨比中枪之前，电话铃声骤然响起，盖茨比误以为是黛茜打来的，于是满怀希望地在慢镜头中，仰跌进了华丽的碧蓝泳池，嘴角还含着幸福的微笑。导演给盖茨比的这个“死得其所”，简直弱智之极！

　　结语

　　像菲茨杰拉德

　　那样疯狂

　　影像，从来都不能、也永远不可能抵达思想的最深处。从这个意义上说，包括新版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的银幕改编，从来就没有成功过。即便打着“最忠于原著”的旗号，我想，貌合神离的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也只能收买没有读过原著的观众。而任何看过原著的读者，都能随处捕捉到电影与原著的渐行渐远和最终的骨肉分离。

　　虽然形式上的成功很难掩饰本质上的失败，但为什么在中华大地，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竟然令万众如此瞩目？我想，前面的述评其实已经揭示了答案：盖茨比和菲茨杰拉德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道德感迷失、爵士乐流行、走私为王、股票飞涨的时代，世界充满了魅力，也充斥着富豪们编织的假象、幻想、爱情与谎言，这与我们今天所置身的时代是何其的相似！如果说盖茨比和菲茨杰拉德们的生活方式，甚至他们的梦都是病态的，并且注定了必将破碎，那么我们今天的梦呢？像曾经的菲茨杰拉德那样，成为“一个口袋里丁零当啷装着钱的人”，不也正是今天我们不择手段所疯狂追求的么？或可说，正因为菲茨杰拉德和他笔下的盖茨比的追梦精神，完全契合了我们眼下的造梦运动，虚浮苍白的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才会获得那么巨大的票房成功，“盖茨比热”，也才会热得那么令人抓狂。

　　不是吗？同样作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性作家和代表性作品，如果此番巴兹·鲁赫曼所翻拍的是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是约·多斯·帕索斯的《三个士兵》，或者是福克纳的《士兵的报酬》和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你就很难想象他能制造如此巨大的轰动。

　　原因很简单，菲茨杰拉德和盖茨比，作为那个病态时代的代言人与梦碎者的象征，他们的镜像，在同样生病的时代和有病的地方，会使人感觉无比的亲切，或者说，透过他们，我们每个人都能照见当下的自己，因而由电影引发的“盖茨比热”，其实一开始就已经注定。

　　本版撰文 本报文化主笔 姚霏

原标题 [盖茨比 了不起的镜像与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