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全集》出版 一个世纪的随遇而“作”

《杨绛全集》（共九卷）杨绛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杨绛已闭门谢客好多年。“有名气不过就是多些不相知的人”，这是钱锺书说过的话。如今，钱锺书和女儿钱瑗都已离去，“我们仨”只留下杨绛一个人“打扫战场”，名气于她就更是一种打扰了。今年7月17日，103岁生日当天，她没有在媒体上露面，只授权《文汇报·笔会》选登了她为小说《洗澡》撰写的续作《洗澡之后》的前言和前三章。这部文稿在《洗澡》发表20多年后的2009年开始动笔，写写停停，几经推倒重来，这一次终于改定拿出，像是给自己生日的一份交待和纪念。不到两个月后，《洗澡之后》单行本以及9卷本《杨绛全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译作、小说、散文、戏剧、文论、诗作，皇皇270万字，当是另一份沉甸甸的纪念了。

　　这套全集由杨绛本人修订，“不及格的作品，改不好的作品，全部删弃。文章扬人之恶，也删。因为可恶的行为固然应该‘鸣鼓而攻’，但一经揭发，当事者反复掩饰，足证‘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我待人还当谨守忠恕之道。被逼而写的文章，尽管句句都是大实话，也删。有‘一得’可取，虽属小文，我也留下了”。编选原则处处可见一位期颐老人的情感与理智，时过境迁，对史对事更多体谅和尊重，为人为文更多向善和向美，“至少勿要害人”。就连《洗澡之后》的写就，也是因她“嫌恶”主人公姚宓和许彦成之间纯洁的友情被人糟蹋，才自己动手，把故事结束得“敲钉转角”，“我把故事结束了，谁也别想再写什么续集了”。忠实的读者虽然怀念《洗澡》的举重若轻、含而不露，怀念作家的心思缜密和个中人物的眉目灵动，从而对《洗澡之后》收束得稍显直接的“大团圆”有些遗憾，但谁能阻止作家对她笔下人物的成全与爱护呢，何况这是一位老人在百岁高龄仍然思路清晰文笔流畅写下的“圆满”。

　　杨绛“自分”不是专业作家，只是业余作者，全部作品都是“随遇而作”。但正是因为“随遇”，这些作品才不逐时代风尚，无意雕琢附会，自在地由内而外，像是笋芯，挺拔，清亮，而且健康。上世纪40年代初在上海，迫于生计赶出剧本《弄真成假》《称心如意》和《风絮》；50年代后作为外文研究工作的延伸，翻译《小癞子》《吉尔·布拉斯》，甚至自学西班牙语翻译《堂吉诃德》；“文革”后，对挥之不去的岁月做别样的记取，写出“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散文《干校六记》《丙午丁未纪事》；77岁出版被施蛰存誉为“半部《儒林外史》加半部《红楼梦》”的小说《洗澡》，90年代初又动笔写《软红尘里》，寄寓大半生对世情人事的“格物致知”（可惜几个月后因“大彻大悟”而毁弃）。这跟着生活细水长流的写作，亦庄亦谐，有情有义，且随情意赋形，体裁、形式恰切自如，真是应了作家舒展跟杨绛说的那句玩笑话：“怪不得夏公（夏衍）要捧您，因为您是文艺领域各种样式的大票友，文、武、昆、乱不挡，生、旦、净、末满来！”

　　“1997年早春，阿瑗去世。1998年岁末，锺书去世。”这是杨绛生命中最大的一“遇”。也是从那时起，她开始翻译柏拉图的《斐多》，将情感寄托于苏格拉底就义前的从容不惧和他同门徒对生死问题的侃侃讨论之中，从信念的高贵处汲取温和的鼓励，“它认识到什么是真实而神圣的，就单把这个作为自己的粮食”。《斐多》之后，在整理钱锺书学术遗物的同时，杨绛陆陆续续地写忆旧文章，直到《我们仨》的出版，终于把她最沉痛的东西写了出来。读过《我们仨》的人，当忘不了里面漫长得揪心的梦，“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她内心绽出的血泡像一只又一只“饱含着热泪的眼睛”。2007年，96岁的杨绛孤单从医院回到家，开始写在病床上像魔鬼一样纠缠着自己的问题，这便是《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在生命“边缘”把生与死的思考和盘托出。2011年，在百岁寿辰前夕，她又以答问形式发表了《坐在人生的边上》。她说：“我是旧社会过来的‘老先生’，净说些老话。”可是，从“走”到“坐”，这两个“人生边上”所传达出的“忍生活之苦，保其天真”的态度，真是结结实实的不老的教益。

　　这套《杨绛全集》，几乎一半是翻译，一半是文学创作。杨绛的翻译和创作是一体的。她戏称翻译是“一仆二主”，既要“伺候”好原著，又要“伺候”好译文的读者。她的译作不留硬疙瘩，也不自作聪明地“滑”过去，而是耐心打磨，将文字嵌得稳稳当当，“雅”不是外加的文饰，“信”得贴切，“达”得恰当，那就是“雅”了。这种下了功夫的扎实而又熨帖的雅致，也体现在她的创作中。读杨绛的散文，看着语言像开垦土地一样沉稳地推过来，简洁井然，行文间有一种上承传统、旁汲西洋的清明理性，真是舒服。连她的幽默，也是藏于平实中的智慧机锋，不像《围城》那么密集和辛辣，更近于她所喜爱的简·奥斯汀，是一种温和的调侃和幽默的世故。

　　沐着这种久违的雅致，翻览全集，穿梭于杨绛的翻译与创作、虚构与写史、记事与怀人之间，能体会到她一个世纪“随遇而作”背后的心境与情怀。首次收录的剧本《风絮》和翻译专著《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以及诗作、书信和卷末的“大事记”，都是难得的史料补充。严格说来，这是一些不那么“纯粹”的创作，终其一生，杨绛和钱锺书都是书斋中的学者，“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只是世事几多跌宕，他们不得不在一个世纪的历史拉锯中为放稳一张书桌而努力，并因了“化书卷见闻为吾性灵”的情怀，留下这些本分而又宝贵的文字。

　　《 人民日报 》（ 2014年10月14日 1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