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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汉学家艾恺与中国的缘分:见证你的伟大复兴,中国 

宋静思

2014年11月06日08:23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手机看新闻
原标题:见证你的伟大复兴,中国(足音)

  艾恺(速写)
  罗雪村绘

  艾恺是意大利裔美国学者,长期从事中国知识分子与社会史、中国地方史研究,是海外梁漱溟研究第一人。此时的他临窗而坐,温和而慈祥,远自重洋,却能纵谈中国经典,细数历史名流,言语间流露出对中华文明的慨叹和敬畏。

  一

  艾恺将与中国文化的相遇视为一种缘分。“通过大量阅读史料,我被中国文明深深震撼了!没想到它不但发端甚早,连续性也是其他古老文明无法相比的。”中国文化的包容与兼收并蓄,让这位外国学者踏上了探究中华文化的学术之路。

  1963年的夏天,艾恺一口气翻阅了数十本各国史学著作,他惊喜地发现,对当时物欲横流、深陷困境的西方而言,延续数千年的中国文化或许是一剂良药。第二年,他考入芝加哥大学,师从邹谠研究中国历史。1966年秋,艾恺进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潜心修读费正清、史华慈的著作。那时,他对中国的认识是模糊的,但潜意识里却有一个强烈的声音:中国未来一定会复兴。“如今的中国距离复兴之梦的实现越来越近,比我所期望的还要快。”艾恺对自己的预感惊讶,得意。也就在那时,梁漱溟的名字首次进入他的视野。“这样一位兼具思想和道德的人竟被我们的历史研究完全忽略,我很震惊。”从此,他找到了进入中国文明、撬动学术研究的支点——梁漱溟。

  1969年底,艾恺奔赴台湾,“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一呆就是两年半。他遍访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学生和相关人等。这一踏访延续到香港。人们对梁漱溟的现状知之甚少,多年后艾恺方知,彼时波涛翻滚的海峡对面,梁漱溟正遭遇着人生的低谷。1973年,艾恺以美方访华翻译身份来到北京,但未能面见梁漱溟,抱憾返美。同一年,艾恺借助搜集的访谈和回忆,开始倾情描绘梁漱溟。前后十年之久,《最后的儒家》终于在中美建交的1979年面世。书一出版,好评和荣誉纷至沓来。

  几经辗转,艾恺终于在1980年见到了梁漱溟。那一年,艾恺刚过而立之年,梁漱溟已近九十高龄。一支麦克风、一张四方小桌,每天三小时,鲜为人知的历史画卷在谈话中慢慢铺开,许多历史细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还原。后来,两人的“对谈”以《这个世界会好吗?》和《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出版。

  世间有很多缘分,也有很多遗憾。1986年6月,梁先生辞世,仅仅几天之后,艾恺抵达中国。于艾恺而言,无疑是一生的遗憾。

  斯人已去,艾恺的梁漱溟研究和乡村建设研究仍在继续。

  二

  1986年,山东邹平成为美国透视中国的窗口,而那里恰是数十年前梁漱溟乡村建设之地。那时的邹平只有一条像样的街道、一家电影院,街边的花生米摊代表了全部的夜生活,摊主昏黄的灯犹如夜空闪烁的星,微弱的光照亮夜的静和沉。一张张高鼻梁、蓝眼睛的陌生面孔,让生性热情的邹平人稀罕和惊讶,当然,也免不了防范和谨慎。

  那是当时中国的一个缩影。

  也正是从这里,艾恺沿着梁漱溟曾经走过的路,开始了长期的中国研究之旅。自研究梁漱溟始,艾恺就长期采用口述史研究方法。“口述和书面材料,会帮助研究者迅速抓住研究对象的性格和特征。”艾恺对微观历史有浓厚的兴趣,他行走在邹平、镇平、内乡、宛西的土地上,寻访老人,留下书面记载所没有的历史材料。

  他热衷于写县史、村史等地方史志,以求呈现更为复杂真实的社会生态。1973年进入中国内地时落脚的小渔村,已是高度现代化的深圳,整个中国也已今非昔比,艾恺对中国的认知也更加深入和多维。

  几十年过去,艾恺见证了中国的腾飞与欣欣向荣。但他印象最深的,还是人的变化,“几十年的发展,中国人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思想更为活跃和开放,视野更加开阔,社会更加包容,中国传统文化所蕴藏的生命力再次绽放出来”。

  在一般学者眼里,梁漱溟的思想倾向于保守,艾恺研究后发现,世界上有“不少类似梁漱溟的知识分子,他们审慎地面对启蒙,对现代化所造成的传统礼俗、民族文化的破坏提出批评”。梁漱溟看到了现代化的问题,把思维触角伸到传统文化,形成了系统的文化理论体系。而艾恺对全球性的反现代化思潮的体察与研究,既有梁漱溟思想的启发,又得益于亲身经历和目睹了中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挑战,而他学术生涯中另一维度的著作——《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正是这长期探究的结晶。

  “社会发展的道路不是唯一的,现代化的过程也各有不同。从春秋时代一直到18世纪中叶,中国都是全球最先进、最富裕的国家。但由于清朝的落后和西方的入侵,中国曾经历历史上的低谷。今日的中国有能力再次成为最先进、最富裕、最文明的国家。”

  与梁漱溟相似,艾恺对当今世界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的行为心持反思:“现代化在物质生活上所起的成效显而易见,而对整个社会的冲击所造成的隐患,则难以察觉。”现代化带给人们丰富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在不经意间侵蚀着传统文化、道德准则……在艾恺看来,中国的现代化是必然,物质需求是历史的必经阶段,但在此期间,也要警惕物质或非物质文化的损害和流失。艾恺希望深入到中国文明的深处,为人类共同的未来寻求养分。

  三

  曾经,艾恺为这个世界忧心忡忡,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研究的深入,尤其是深入研究梁漱溟和中国传统思想之后,他开始倾向于梁漱溟式的乐天派。1883年,目睹内忧外患的梁济曾说:“中国的经典不能解决西方入侵后产生的问题。”三十年后,梁漱溟却提出了几乎与其父背道而驰的观点:当人类沿着西方的路,逐步满足物质需求后,将不得不面临人际关系、道德伦理的悖论和迷思,而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在此则显示出优越性和卓越的价值。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艾恺,这位沐浴现代文明的西方学者更是引用梁漱溟的话坚称:“世界文化的未来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在他眼里,没有精神的寄托就不会有真正的享受,一味地向外攫取而没有克己复礼的道德修养,不会获得生活的乐趣。“如果未来有一个为全世界所接受的思想,一定会与儒家思想类似。”儒家所包含的仁义礼智信等基本道德规范,可以构成未来社会共同体的共同道德信念,成为缓和乃至治愈当今世界种种“疾病”的良药。

  艾恺是学者,更是行走在中国土地上的观察者和倾听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繁荣发展的中国,展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气度。“中国人骨子里就热情、善良。中国有句俗语叫‘远亲不如近邻’,说的正是这个道理。‘观其言察其行’,如果细心观察中国人的言行,你会发现,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中国始终保持着对周边近邻的亲和力和影响力,再看看她‘走出去’的风貌,以及她对世界所施的‘仁义’,你就会感受到中华文化散发出的魅力。”艾恺如是说。

  近一个世纪前的冬日,眼看中国社会刮起狂风暴雪,梁济发出一问:“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看着如今的世界,我们不得不发出类似一问:“这个世界该怎么办?”艾恺说:“这个世界总是有希望的,无论经历多少挫折。这个世界会好的,越来越好。”“天下无久而不变之局”,在艾恺眼里,中国正成为这个变局的动力之一。 

  (制 图:蔡华伟)

     

  人物简介:

  艾恺,美国汉学家,师从费正清、史华慈,是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与社会史、中国地方史研究的汉学家,梁漱溟研究专家。现任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著有《最后的儒家》《这个世界会好吗?》《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南京十年的乡村建设》《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等专著。


  《 人民日报 》( 2014年11月06日 24 版)

(责编:王鹤瑾、许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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