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撰文纪念巴金诞辰110周年：最好的纪念是传承

　　一

　　一个伟大、杰出的作家，既是时代的产儿，也是他所属时代的代表。

　　巴金走过漫长的百年历程，他说自己是五四运动的产儿。1904年出生的他，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获得思想、精神与文学的滋养、力量，走过风雨，在起伏跌宕的社会演变过程中，其生命一直走到2005年，最终与他经历的时代永远告别。

　　岁月沧桑，跨越百年。

　　巴金所经历这一个百年，堪称中国历史上变化最为迅疾的百年。百年之间，晚清、民国、新中国；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思想改造、“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朝代更迭，制度替换，思潮涌动，风云变幻。多少风云人物在百年历史舞台上走过。有的如电闪雷鸣，来去匆匆，人们还来不及看清他们的容颜，就消失在无边的夜色里，没留下多少痕迹；有的如大江大河，汹涌奔泻，波撼千里，人们仿佛永远可以感受到激流的涌动，听见不息的回响；有的如潺潺溪水，没有高歌，也非恢弘壮观，但它执著，它坚韧，在起伏跌宕中流淌……

　　巴金以他自己的个人姿态走在他的时代。

　　我很难用一个单一的比喻来概括他。有时他如电，如雷，有时如激流，有时又如溪水。不同生命阶段，他表现出不同的感情形态、生活形态。他就是这样以独特的生命方式走过一生。他的思想、精神、作品，以及他的复杂、矛盾的性格，都已成为巨大的存在，为我们解读百年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提供了一个内涵丰富的范例。

　　“把心交给读者。”

　　“讲真话。”

　　“我惟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

　　这是巴金的心愿。他的一生，也是竭尽全力这样在做。

　　巴金虽然已经远去，感觉中，他依然与我们同在。他的作品，他在所经历的那个时代发出的声音，并没有消散，依旧回响于我们生存的现实空间，时时撞击心胸，提醒我们思考，总在告诫我们，历史不会截然分开。

　　二

　　记得1978年年底，在复旦大学校园，现代文学史的课间休息时，我与同窗陈思和聊起巴金作品。聊到投机处，思和忽然建议：“要不我们一起研究巴金，好不好？”我不假思索，当即兴奋地应了一声：“好啊！”从此，开始动笔写作《随想录》的巴金，成为我以后许多年的主要关注对象。不仅仅如此，因为关注他，我在大学毕业走进北京后，不断拜望和采访他的一个个老友，也成为那些年我的重要生活内容。

　　第一次去看望巴金，是在1982年1月。我与陈思和走进客厅，坐在他的面前，谈了一些有关他的研究方面的话题。我们带着敬意走进他的会客厅，老老实实提问，然后仔仔细细地记录。他呢，似乎也是老老实实地回答，没有临场发挥，没有妙语连珠，如此而已。我顾不上捕捉当时的感觉，只是留下这样一个淡淡的印象：他并非言语不多，但不是那种善于聊天的老人。他的表情一点儿也不丰富，甚至可以说过于严肃，因为他面对的是两个陌生的年轻人，他得集中思路解答与他有关的一个又一个或大或小的问题。

　　后来见到他机会多了，每次，我都觉得对他的性格的认识仿佛加深一些。上世纪八十年代，正是他一篇篇发表《随想录》的时候，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对自己灵魂的拷问，带着浓重的、挥之难去的忧郁。巴金说过，他为读者而写，为读者而活着。其实，他也是为历史而活着，他用《随想录》继续走着从五四运动开始的思想行程。他走得很累，却很执著。有过苦闷，有过失误，也不断被人误解，但他始终把握着人生的走向，把生命的意义写得无比美丽。这就是为什么八十年代人们以敬重的目光注视他，称他为“世纪良知”“知识分子的良心”的原因。

　　当年，读《随想录》的那些文字时，我总要假设地去体会他内心的痛苦。这些从文字中感受出来的忧郁和痛苦，当坐在他面前时，我觉得完全可以从他的表情、他的声调，甚至目光那里得到印证。1985年，我与陈思和两人合作的《巴金论稿》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特意请丁聪先生为封面画过一幅巴金的肖像画，在丁聪的笔下，巴金也是一种痛苦沉思的神情，准确地突出了我所理解的巴金的特点。

　　1991年10月，我去上海。在上海的那些天里，虽然见到他好几次，但基本上没有像过去那样与他长谈。在见到他之前，我读过他写给在四川举行的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一封信。在信中，他又一次强调说真话：

　　我不是文学家，也不懂艺术，我写作不是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对我的祖国和同胞我有无限的爱，我用我的作品来表达我的感情。我提倡讲真话，并非自我吹嘘我在传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说明过去我也讲过假话欺骗读者，欠下还不清的债。我讲的只是我自己相信的，我要是发现错误，可以改正。我不坚持错误，骗人骗己。所以我说：“把心交给读者。”读者是最好的评判员，也可以说没有读者就没有我。因为病，以后我很难发表作品了，但是我不甘心沉默。我最后还是要用行动来证明所写的和我所说的到底是真是假，说明我自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一句话，我要用行动来补写我用笔没有写出的一切。

　　与他谈话时，我向他提到了这封信，他只缓慢地说了几个字：“人总得说真话。”简单到极点朴素到极点的一句话，对于巴金，他是用全身心拥抱它。

　　1994年，新一届巴金研讨会在苏州召开，我请萧乾题词，萧乾写道：“巴金的伟大在于敢否定自己。”会议结束后，我去杭州看望巴金，听我念完题词，巴金对我说：

　　“我是这些年才慢慢否定自己，特别是经过文革之后。以前十七年那些年的风气，写一些文章都是不得已的。文革后慢慢明白。我现在九十把自己说的话兑现，讲真话。自己把自己这样限制，要求讲奉献，只要是真正的奉献。苦恼的是怎样实现自己的话。我现在的想法都在《最后的话》里。”

　　他又一次与我提到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离家出走，追求兑现讲真话这一点。他把信放在抽屉里，开始还没有勇气是否离开家庭。有人说托尔斯泰你说的怎么不兑现。但他这样做了。他最后带着女儿出走，不久就死了。开始实施就结束了。我也感觉到这一点。文学或者别的什么也好，我也没有什么。我想只是说真话。”

　　他依然有他的忧郁。他似乎用无奈的目光和手势对我说：“我最痛苦的是不能工作。”然而，他没有让这一遗憾占据全部情感。“什么都想得开了。名利对于我无所谓了。只是想为自己留下一个真实的人，不欺骗自己。”这些话，声音很弱，但听起来依旧铿锵有力。

　　在第一次见到巴金之后的十几年里，他的外表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说话声音越来越小，气力越来越弱。他一次又一次闯过疾病关口，一次又一次挺过来重新拿起笔。

　　三

　　与巴金的最后一次谈话，是在1998年年初。我去上海华东医院看望他，他说正在写一篇怀念曹禺的文章。说是写，其实是“说”。他写字很吃力，只得每天口述几句，由女儿小林记下，再念给他听，加以补充。他用了一两个星期时间，刚刚完成前面一个部分，大约几百字。他说还要继续写下去。

　　一个月后，再去看望巴金，他已经完成了这篇《怀念曹禺》。似乎想说的话很多，老人留恋的往事也很多。令人惊奇的是，靠每天一句一句续写而成的文章，仍如他过去的作品一样浑然一体，流淌着动人情感。还是那种真诚，似乎平淡的表述，却又分明有着意犹未尽的深沉。我取走这篇《怀念曹禺》，后来发表于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告别他时，巴金对我说，他还想继续写下去。他告诉我，1998年是郑振铎遇难四十周年祭。几年前他曾经开始动笔写怀念郑振铎的文章，可是一直没有完成，他想在这一年继续完成。然而，不到一年，巴金病危，不得不切开气管抢救，他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笔，已经动笔的这篇文章，不可能写下去了。 于是，《怀念曹禺》，也就成了巴金漫长写作生涯中最后发表的一篇作品。

　　巴金的最后几年，心里有激情，有想法，却不能写下来，继而，他连与人交流的能力都没有了。一个一直想把心交给读者的作家，不能靠作品与读者交流，只能这样无奈地与读者告别。我想，这是巴金晚年的最大痛苦之一。

　　人们以往谈到巴金，时常只局限于他的文学创作，其实，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巴金还是一个卓越的出版家。巴金一生的编辑出版活动，从1935年开始担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到1957年与靳以一起创办《收获》杂志，并长期担任主编，直到2005年去世。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学丛刊”，十几年间，出版一百多种作品，曹禺、萧乾、鲁彦、刘白羽、何其芳、卞之琳、罗淑、严文井、荒煤、汪曾祺、黄裳、黄宗江……一批作家的处女作或者代表作，都是经由巴金之手而问世。无形之中，形成了一个以巴金为中心的文化圈。这是一个宽泛的文化圈。不是流派，不是团体，没有明确的、一致的文学主张，但巴金以绝不惟利是图的严肃出版理念、以杰出的文化判断力和认真的编辑态度、以真诚热情的友谊，把一大批作者吸引在他的周围。

　　“文革”刚刚结束，写作《随想录》的巴金，同时亲自确定《收获》杂志的重点作品的发表。此时，他又一次走在时代的前列。从维熙、谌容、张洁、冯骥才、沙叶新、张一弓、水运宪、张辛欣等不少在新时期走上文坛的作家，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巴金的扶持、鼓励和保护。特别是，每当有年轻作家受到不公正的批评时，巴金总是公开站出来发表文章，声援他们，为他们辩护。

　　从维熙谈到处女作《大墙下的红玉兰》的发表，一直对巴金充满感激之情：

　　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召开，“两个凡是”正在与“实事求是”殊死一搏的日子，面对我寄来的这部描写监狱生活的小说，如果没有巴老坚决的支持，在那个特定的政治环境下，怕是难以问世的——正是巴老义无返顾，编辑部才把它以最快的速度和头题的位置发表出来。当时，我就曾设想，如果我的这部中篇小说，不是投胎于巴老主持的《收获》，而是寄给了别家刊物，这篇大墙文学的命运，能不能问世，我能不能复出于新时期的中国文坛，真是一个数学中未知数X！（《巴金箴言伴我行——贺巴金九九重阳》）

　　这些年，从我熟悉的萧乾、严文井、荒煤、卞之琳、谌容、从维熙、冯骥才、沙叶新、张辛欣等几代作家那里，我常常听到他们发自内心地对巴金的敬重与感激。

　　巴金心底一直拥有爱。批判丑恶，反思历史，解剖自身，倡导说真话，无不是因为他心里充满着对这个世界、对人类的深沉之爱。晚年病中的巴金，如年轻时候一样，心里一团火，他愿意用作品、也用点点滴滴的具体行为，将真诚的爱传递给读者和陌生的人。

　　后来，我了解到，许多年里，每当得知哪个地方受灾，巴金第二天就会吩咐家人到邮局去，化名给受灾地区寄钱。他十分关心“希望工程”，总是想着资助贫困孩子念书。他到底多少次为受灾地区捐款，资助贫困学生，没有完整统计过。他用的化名，收款人绝对猜不出是《家》和《随想录》的作者巴金。不仅仅如此，即便在巴金去世之后，九年来，巴金的儿女继续遵照父亲的遗愿，仍旧匿名向受灾地区和贫困学校的孩子们捐款。巴金，没有离开我们。

　　三十年代初，年轻的巴金曾这样说过：“让我做一块木柴罢，我愿意把我从太阳那里受到的热放射出来，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温暖。”晚年他又说：“我惟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那么，在纪念巴金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之际，就让我们读他的书，体会反思精神，勿忘每个人自己肩负的责任，用爱充实自己，在独立思考中前行。

　　如今，人们追思他，纪念他，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从《家》《春》《秋》到《随想录》，曾以作品的力量深深影响过他的读者和他的时代。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因为我们自身，在这个时代，更需要珍爱和传承他留下来的精神遗产和文学遗产。

　　历史，永远是一种延续。

　　传承，该是最好的纪念。

　　《 人民日报 》（ 2014年11月26日 2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