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哲夫：书评中的批评正在消失 许多批评家堕落

　　日前，首届华文书评人年会在深圳启动，在年会上，诸多专家、学者、评论家对当前中国图书评论的现状做出评论，不少专家认为，当前国内书评界出现诸多问题，诸如关系稿、利益稿很多，不愿意真正批评，批评成为得罪人的事情，致使书评失去意义，变成了互相追捧的工具。

　　实际上，书评业的乱象，一直都是很多学者和专家关注和批评的焦点，然而，商业化时代，批评家生存状况堪忧，批评平台的缺乏，乃至市场利益链条的捆绑和束缚，都使得批评成为了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对此，本报采访了著名作家哲夫，哲夫说：“书评中的批评正在消失，许多批评家堕落，真知灼见的批评难以生存，不得不迎合市场、迎合商业化的大潮。但这不能怪批评家，而是整个社会正在彻底的金钱化，评论家也没有办法”。

　　花花轿子抬人，固然皆大欢喜，然而，对于一个图书创作来说，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失去了批评，失去了底线是可怕的。哲夫说：“商业化无可厚非，但凡事都有极限，超过极限，就会产生很麻烦的后果。如果人们都以坏为好，以恶为善，以丑为美，那将是可怕也是可悲的事情”。

　　没有批评的评论

　　北京晨报：一直以来，当前社会中书评的冷落都是许多人担忧的问题，在您看来，书评出了什么问题？

　　哲夫：书评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把评论变成了炒作，炒作成风。书评不能公平公正，不能中肯客观，变成了炒作的工具，失去了批评的意义。实际上，当批评开始商业化，也就没有了批评，只剩下炒作，书评也就堕落了。

　　北京晨报：为什么会商业化？

　　哲夫：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不是评论家的问题，商业社会把所有的东西都定位了。开一个作品研讨会，邀请一些专家学者、评论家，奉上红包，请这些人说好话，几乎成了一种普遍的规则和做法，如果有人坚持独立的思考，对于不认可的作品不肯说好话，他的意见都不可能发表，也不会再有人请他。这就是问题所在，社会彻底的、完全的金钱化了，评论家也没有办法。

　　批评家不是作家的跟随者，更不是市场的跟随者，而是创作和阅读，乃至是一个社会的引导者。哲夫说，“如别林斯基那样伟大的批评家，他们留下了许多经典的批评，同时，更重要的是，他们指出了批评的意义。而在今天，这样的批评家太少了，具有引导意义的批评也太少了。”

　　如何才能扭转书评堕落的现状？曾经有许多人为之焦虑，也提出过许多办法，诸如更多的批评平台，对于批评家更好的待遇，乃至建立评论家共同体等，哲夫说：“最根本的，是一个社会要有底线，好的评论家并非没有，甚至很多，但是真正严肃的批评，都没有地方发表，没有人认可。”

　　从遗珠到混珠

　　北京晨报：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书评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哲夫：原本的书评，第一是解释作品，一部作品出版以后，很可能有一些含混不清的地方，读者理解起来比较困难，而书评就是要把这些东西解释清楚，让阅读者更加清楚、自如地阅读。第二，批评是良知的表现，批评家是良知的代表者，让创作者和读者注意到那些他们自己都没有注意到的问题，乃至发现未来的某种方向。世界上著名的批评家，比如别林斯基，比如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他们是一个社会中举着火把的人，是指导者和引领者，为人们照亮前路。别林斯基曾说，批评者不是跟在作家后面的爬行者，而是走在前面的引领者。而现在，我们的很多批评者，其实仅仅是作品的解释者，实际上这只是批评最起码的功能，高明的批评家，应该是具备前瞻性的，看出未来走向的人，把迷雾中或隐或现的端倪指出来，让作家和读者思考。

　　北京晨报：失去了引领作用的批评会怎么样？

　　哲夫：一个最明显的后果是，许许多多优秀的作品被掩盖了。因为文学本来就是小众的，大部分好的作品，可能在艺术上、在价值上都有建树，但恰恰都不那么好读，不热闹，不吸引眼球，因此，在当前的环境下，反而不被看好，遗珠之憾，每年都有很多，而且在商业化越来越泛滥的时代，原本是沧海遗珠，可能变成鱼目混珠，真的好作品，很难出头。

　　无限的商业化批评

　　北京晨报：好书难以获得推荐，获得评论家的关注，是什么原因？

　　哲夫：根源的问题，还是商业化，无限的商业化。在今天，这种取向已经非常明显，不加掩饰。出版社要赚钱，会重点推荐和包装那些有轰动效应的，热闹的、吸引眼球的书，而好的有价值的书则很难被炒作。最近有一个奖，叫做最好看的奖，也就是说不管它有没有意义，有没有价值，不管它的主体思想是什么，只看一点，就是畅销与否，只看能不能获得最大的市场，这就是赤裸裸的把商品意识表现出来。完全没有了文化本身的坚持。

　　北京晨报：文化也需要生存，这可能是许多商业化的原因，如何判断商业化对于文化的影响呢？

　　哲夫：商业化本身也无可厚非，但凡事都有极限，有底线，失去底线，过了极限，就会产生很多误导，不好的可能会变成好的，丑的变成美的，恶的变成善的。而且很多人其实并不思考这些问题，一本书买回去，也不知好坏，也不去判断，大家都说好，自己也说好，这使得娱乐化、商品化的现象变本加厉。此外，现在很多地方提倡文化企业，要拍电视、搞动漫，一大堆程式化的发展模式，都是为了经济利益，文化本身的价值、意义被淡化，这也助长了商业化的气氛，使得严肃的批评更加难以生存。

　　最重要要有底线

　　北京晨报：商业化非独中国，而是普遍的现象，甚至很多发达国家商业化的程度更高，但是也有不少非常好的书评刊物，以及很受尊重的书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

　　哲夫：这就是一个社会诱导的问题，一个社会要有底线，批评才有生存的空间。如果说商业化出版的过程中，出版者、炒作者、批评者都有底线，只有好的作品才去包装、炒作、推广，那么好的书评才会出现。事实上，好的评论家有的是，但是当这些批评家进行严肃的批评时，连发表都不可能。在西方的垦殖时代，比如美国，也曾经出现过没有底线的问题，但是有赖于一些有良知的人坚持和挽回，不允许商业化对于批评的渗透和侵蚀，最终才保持了批评的独立性。我们在过去清贫年代，也同样是有底线有主张，不管主张是什么，总归是有的。但是现在，我们的商业化无所不在，像一个乍富的暴发户一样，侵蚀着所有的领域。

　　北京晨报：批评者迎合商业化炒作模式的现象也屡屡引起注意，对于批评者来说，应该怎么做？

　　哲夫：抵御商业化侵蚀，不是批评家个人能够做到的，而是社会的问题。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关系社会，如今再加上金钱社会，个人很难抵挡种种社会的影响，如果坚持，可能就生存不下去。逼得批评家不得不从俗，不得不迎合市场，这不能怪批评家。就好像那些食品添加剂一样，都是科学家做出来的，但是能怪科学家吗？不能，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提倡这些东西。

　　如何拯救书评

　　北京晨报：一直以来，很多人都在寻找拯救书评的办法，比如说更多的专业性，更多专业的学者、专家能够从事书评，是否能够改变书评业中的问题呢？

　　哲夫：这其实是一种伪问题，从事批评的未必是专门学批评的人，作家、学者等并非学批评专业的人，往往会写出非常好的评论，而只是学评论的，会一大堆专业的名词，反而缺乏独特的思想的话，也写不出来好的评论。因此，可能任何人都能写出好的评论文章，关键在于，社会是否提倡那些真知灼见的评论，是否给这样的批评发表的空间。

　　北京晨报：也有人提出，一个好的评论家共同体，可以提升评论的质量，坚守评论的价值，乃至争取评论家的权益等，这对书评的改善，是否有益呢？

　　哲夫：可以理解，但也是一种无奈之举。因为评论家是有个性的，是个体劳动者，评论也是个人化的创作，正是这种独立的个性，才能产生更好的作品，鲁迅是最好的批评家，他之所以非常早就能写出许多好的文章，和他独立的经济、生活，独立的思考有很大的关系。一个共同体固然要比个体的力量更大，更易生存，但是也会有反作用，共同的价值很可能使得评论家失去独立的思考，反而出现很糟的结果。

　　给书评留一片空间

　　北京晨报：在您看来，改变书评的现状，有没有什么具体可做的事情？

　　哲夫：在商业、利润、码洋高于一切的时代，一切取决于市场的占有情况，出版社出一本书，不管好坏，请学者、专家、批评家来，大家约定俗成地说一番好话，恨不得让全部的中国人哄得都说好。这样的情况下，作家不得不放低姿态去迎合市场，评论家更可怜，只能跟在作家后面爬行，为图书做注脚，跟在炒作者后面，成为了包装和炒作的工具。而严肃的批评则没有存在的空间。事实上，这些年来，我们有很多文学批评的刊物，都在市场的大潮中悄无声息的消失了，批评没有了发表的平台和空间，只剩下炒作还在喧嚣。我想，应该为文学批评保留一点儿空间。事实上，对于当前商业化过度的问题，很多时候政府也无力左右，但是我想可以提倡，给严肃的批评提供一些宽松的环境，让那些认真思考的批评者，坚持批评底线和价值的人，有一个可以发表的平台。当然，这种提倡并非以前那种一刀切的做法，因为文学是多元的，我并不赞同清一色的价值，但是宏观上提倡一些正面的、和公序良俗有关的价值，也没有问题。

　　北京晨报：在您看来，未来的文学批评会是什么样的？

　　哲夫：文学批评今天的尴尬，是整个社会的原因，批评界无力左右这一切，评论家也无法对抗商品大潮，因此如今的情况可以说是水漫金山，泥沙俱下。但是总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底线也会慢慢回来。

　　晨报记者 周怀宗

　　哲夫：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