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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间最近，电视剧《红高粱》上映。由我的小说改编而来的故事，发生在70多年前，为什么还能吸引现在很多观众？我想主要还是剧中的人物都性格鲜明、栩栩如生，能够让观众从他们的生活感受到自己的生活，从他们的命运联想到自己的命运，从而使一部历史剧与当下的生活产生密切的联系。我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是以我的故乡真实存在过的，或者听过其传说的人物改编的，基本来自于对人物原型的描述。
《红高粱》中着墨最多的首推“我奶奶”，由3个现实中的人物合成；《檀香刑》中的戏班班主孙炳，就是清末时期反抗德国人被抓，后被清政府处以酷刑的高密农民孙文；《生死疲劳》中“单干户”蓝脸的原型是我家乡一个坚持单干的农民，我爷爷也是其重要原型之一……这种原型的力量非常巨大。
很多人物都有真实原型，因为就是他们给我提供了灵感，是他们的存在让我感觉到写作的时候如鱼得水。我想只有作家获得了这样一种亲切的、真实的感受，写出来的人物才可能是有生命感的，才有可能具有鲜明的个性。
无论多么有才华的作家，都不可能脱离自己的生活来写作。尽管作品可以写得上天入地，但就像一个人无法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土地一样，作家也无法脱离自己熟悉的生活。我熟悉的生活是中国北方农村的生活，让我写一位南方的或者城市里的人，我就感觉心里没底，非要写也写不好。我写我家乡的红高粱，能写得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我后来写过一篇海南岛红树林的小说，由于我不熟悉，尽管也去采访过，也钻到红树林里实地考察过，但还是没有亲切的感受，觉得它跟我没什么关系。别人也问我为什么写的都是狗啊、牛啊、猪啊，没有别的动物，我说因为我找不到别的动物的原型。如果让我写袋鼠、写熊猫，估计我无法下笔。
小说构成的因素很多，作家要锤炼语言，要设计结构，要编织故事，要刻画人物，但我想最重要的还是要围绕着人物来写。贴着人物写，是沈从文先生教他的学生汪曾祺的一句很重要的话。写人物的时候不要过多地考虑他的阶级属性，也不要给他贴上好人还是坏人的标签，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都首先应该把他们当成人来写，站在人的立场来写，写出好人的弱点，也要写出坏人的尊严，这样才能克服小说的地域性障碍，获得走向世界的通行证。
而且，作家要想持续不断地写作，就必须克服个人的好恶，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越是你不喜欢的人，越有可能成为你小说中的原型。这样的经验积累得越多，对人的认识才可能越全面、越深刻，写作才越有把握，写出来的人物才越有真实感和生命力。
我曾经说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实际上我是一个观察人、研究人，包括观察我自己、研究我自己的人。只有理解了别人才能理解自己；当然，也只有理解自己，才能更好地理解别人。
（本报记者贺林平根据作家莫言11月30日在中山大学的演讲整理）
《 人民日报 》（ 2014年12月01日 1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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