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曾敏之3日去世 1946年曾独家采访周恩来

　　曾敏之 著名作家，诗人，报人 ★1917年10月出生于广西罗城。 ★1939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抗战期间参加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 ★1942年进入《大公报》工作，历任记者、采访主任。 ★1946年独家采访周恩来，并发表长篇专访《谈判生涯老了周恩来》，轰动一时。 ★1978年后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代总编辑。长期担任香港作家联合会会长。 著有杂文集《曾敏之杂文集》，散文集《望云海》、《文苑春秋》，专著《诗的艺术》、《古典文学欣赏举隅》等。杂文集《观海录》获1989年全国优秀散文杂文奖。 ★2015年1月3日清晨于睡梦中去世。

　　2013年春，曾敏之与李辉对饮

　　曾敏之致李辉书信

　　◎李辉

　　引

　　2015年1月4日，新年上班第一天，忽然接到香港画家范淳奇先生的一则微信：“李先生：曾公敏之先生昨天走了！”

　　我不敢相信！

　　几天前，去年12月31日上午，正在开部门例会时，我接到曾先生的电话，他问候我们夫妇，说给我们拜年,声音洪亮，清晰。我问他的身体，他只是告诉我最近不好，但九十八岁的老人，所谓不好，我想也无大碍。接完电话，我还高兴地对同事说：“九十八岁的老人还亲自打电话拜年，身体多好！”谁能想到，才两天多时间，他就走了。

　　我回复范先生：“怎么会？三十一日我们还通过电话！”

　　范先生回复：“我也不敢相信，但确实在昨天睡梦中安详走的。元旦那天也跟他老人家通了电话的。是三日上午七点还未见曾公起床，保姆叫门才发现走了。”

　　睡梦中安详走去。一个年近百岁的老人，圆满走完生命旅程。

　　一

　　仗义执言，为新闻记者争取采访自由

　　第一次见到曾敏之先生很早，早到已是二十几年前，当时他年近古稀。

　　结识早，了解却不深。后来读一本《敢遣春温上笔端——曾敏之评传》，才对他的生平与创作有了一个浅显轮廓的印象。

　　为曾先生写评传的，是我在复旦大学念书时的老师陆士清先生。当年与我一样在复旦听过陆老师讲授港台文学的，还有同窗陈思和兄。这一次，陆老师请思和为这本《曾敏之评传》写序。

　　思和在序文中，重点评价“文革”结束后曾先生受命前往香港主持《文汇报》工作的业绩，对其历史渊源、创作成就、文化贡献，有相当全面与精当的论述。思和写道：

　　他具有优秀记者的资历和敏锐性，使他在鱼龙混杂的香港文化界纵横捭阖，游刃有余；他具有长期编辑的丰富经验和高瞻远瞩，使他能驾轻就熟地利用《文汇报》在海外的声誉指点江山，振聋发聩；他具有作家的才情与文笔，使他立足于香港纵情于文坛，文史杂论、诗词散文双管齐下，为香港文艺添了光彩；他更具有大学教师和学者的学科眼界和学术思维，从一开始他就把香港文学从一般报刊评论的小小圈子里摆脱出来，使其与高校、研究所紧紧捆绑在一起，使之进入高校教学领域，逐渐发展成为一门重要的学科……

　　（《敢遣春温上笔端——曾敏之评传》，第三页）

　　读这本评传，曾先生的历史身影渐渐清晰起来。

　　曾先生的家境与少年漂泊，对他一生的影响颇为重要。曾先生祖籍广东梅县，在曾祖父那一代举家西迁至广西。曾先生1917年出生于广西罗城，即如今的罗城仫佬族自治县。还未上小学时，父母不幸双亡，从此，他不得不靠自己走在这个世界上。

　　十五岁那年，他便担任一座小学的校长，在漂泊中体验酸甜苦辣，在独自创业过程中磨炼自己。曾先生的这种情况，与“五四时代”之后不少文化人的经历颇为相似，继他们之后，他也走进了这一文化群体。

　　陆老师描述曾先生担任小学校长时的生活，氛围与情景，令人神往：

　　年仅十五岁的曾先生，先找了梅寨区公所的校董，然后上任了。他按自己对学校生活的体会治理学校。早晨学生集合，升旗、做操，然后上课。他教语文，另两位老师一教数学，一教绘画、音乐，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梅寨地处黔桂边界，是苗、瑶等少数民族聚居之地，民风纯朴，对老师十分尊敬。当地区公所有个专职干事，原来是农村的情歌手，与乡民相处得很亲密。有时他会来学校，晚上带曾先生他们去山寨家“坐堂”。所谓“坐堂”，即是娱乐性的小聚会。虽是小聚会，但十分热闹。厅堂中央点燃着熊熊的火盆，四周坐满女孩，她们倾情欢歌。有时独唱，有时男女合唱，苗家山歌，情意绵绵！有时还会走来一位一脸英武之气、手佩手枪的女人，一看就是有钱有势的人物，但她对老师却也彬彬有礼，并与大家同乐。曾先生身临其境，领略苗家风情，不仅身心愉快，而且为日后的创作积累了生活素材。

　　（《敢遣春温上笔端——曾敏之评传》，第十一至十二页）

　　除了为日后创作积累生活素材之外，我其实更看重早年生活于少数民族聚居地的经历，影响曾先生形成了鲜明的性格：敢爱，敢恨，开朗，透明，豪爽。

　　这种性情，一直伴随曾先生前行。恰恰是性情所致，一九五七年他因坦率直言而陷入逆境多年。

　　起因为《南方日报》的一名记者采访受阻。1957年四五月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广州为其中一站。曾先生当时已从香港回到广州，负责香港《大公报》、《文汇报》、中国新闻社三家联合报道。据《曾敏之评传》所述，广州在越秀山举办欢迎大会时，发生下面一事：

　　“很多记者都去采访，《南方日报》有个女记者岑荔丹，也去了，想进会场采访。但是广州公安局一个副局长孙乐怡……不太理解什么文化新闻，把她拦住了，要打她，把她推出去。这件事发生后，所有的记者都很气愤，大家愤愤不平，但也无可奈何。”曾敏之当过《大公报》采访部主人多年，他认为“新闻记者，发了记者证，就应允入场和采访。这样的自由也没有，记者怎么当？新闻怎么发？我们的新闻工作怎么改进？”曾敏之想，这件事，适当的时候一定要提出来。

　　（《敢遣春温上笔端——曾敏之评传》，第一二一页）

　　“适当的时候”来了。正值大鸣大放兴起之际，曾先生受文友、广州市市长朱光电话之邀，前去参加一个鸣放座谈会。会上，曾先生谈到不久前发生的记者采访受阻一事，直抒己见：“新闻采访，应该给个自由，不应该这样无理地限制，没有新闻自由，我们的工作难改进。”

　　很快，局势急转直下，因为这番话，自抗战起一直活跃在左翼新闻界的曾先生，内定为“右派分子”，被打入另册……

　　陷入逆境，性情依旧。“文革”结束后，重新出现在人们视野里的曾先生，还是那个坦率的性情中人。可以乐，可以忧，可以吟诵高歌，可以怒发冲冠，可以拍案而起……

　　二

　　拍案而起，为巴金遭遇非议奋笔直书

　　这些年来，在曾先生身上，我不断感受到他的热情、豪爽，其至真、至诚的情怀，令人感动。

　　我与曾先生开始有较多来往，是在1995年之后。这一年，我们夫妇访问香港，这是我的第一次香港行。他和一批文友听说了，热情相邀，在尖沙咀的一个饭店设宴款待。一走进包间，他马上拿出两瓶人头马放在餐桌上：“来，我们好好喝喝。”

　　早就听说他喝酒爽快，那天，真的见识了。已是七十八岁的老人，却没有闲下来，不停地向各位敬酒。席间，他关切地问候我们共同熟悉的一些老人的近况。我们谈巴金，谈萧乾，谈不同话题……

　　后来，我又去过几次香港。每次聚会，依旧是他带酒，大家共享。喝到兴头，他会即席朗诵自己新写的旧体诗。哪里像一个八十岁的老人？

　　1997年，曾先生来京我们得以再聚。此时，我正在撰写黄苗子、郁风夫妇传记，席间我请他回到香港后，能否帮忙查找1949年郁风在香港《文汇报》发表的关于开国大典的通讯。回到香港，不久他来信如下：

　　李辉先生：

　　北京会晤，未能多聆教益，十分遗憾。

　　承嘱代找香港文汇报开国大典时郁风大姐所写的通讯，我回港后就托文汇报的朋友办理这件事。由于是数十年前的旧报，如非入了电脑，翻检不易，迄未有下文，仍在追问中。先此奉闻，有劳惦记。

　　彦火兄说贤伉俪十二月有来港之行，届时希通知，我们欢迎您俩与文友们畅叙。 祝

　　文安

　　应红同志均此致候

　　曾敏之

　　九七、十一、卅日

　　虽然未能查阅到旧报，但他对待一个晚辈的请求如此认真，令人感动。

　　未想到，不到一年，1998年9月间，一次因我而起的关于巴金的激烈争论，将曾先生、罗孚先生两位老人卷入其中牵扯。

　　曾先生早在抗战期间便认识巴金。1942年，二十五岁的曾先生曾在桂林，帮助王鲁彦先生编辑《文艺杂志》。巴金是王鲁彦挚友，也是《文艺杂志》的积极撰稿者，先后为《文艺杂志》创作《还魂草》、《长夜》、《某夫妇》、《灯》等小说、散文。在此期间，曾先生与巴金有了交往，从此，巴金一直是他所敬重、爱戴并有深厚感情的前辈。后来，他曾写过多篇记叙巴金印象文章，尤其对晚年巴金所写《随想录》予以很高评价，作为历史过来人，他深知承受过精神之苦的巴金，晚年的所思、所忧，是当今中国值得珍视的精神财富、文化财富。

　　时在1997年，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五卷本《李辉文集》。一位我非常熟悉的内地杂文作者朱健国先生，突然在香港《开放》杂志上发表文章，从读拙著而展开议论。

　　清代乾隆年间，曾编纂《贰臣传》，选录一批曾在明朝做官，后又在清朝做官的官吏，因此，所谓“贰臣”，通常是指既在前朝做官又在后朝做官的人。朱健国在文章中，借这一特定的概念，激烈抨击巴金等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将一九四九年前后他们的思想变化和生存状态，简单化地、粗暴地归之为“贰臣”，实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阵势。

　　作为历史过来人，曾先生无法接受以这种方式抨击他所爱戴的巴金。于是，这位性情中人，拍案而起，奋笔直书，予以反驳。文章发表之前，他寄来校样并附下面一信：

　　李辉兄：

　　别来又易春秋，想忙中一切都好！

　　今寄奉由耀明兄将发于《明报》月刊的两篇文章，十月一日出版。于頻是我以笔名批斥朱建国的，他作了回应，看来我得再写文章，对朱打着“清高”幌子，实则贩卖“左毒”的言行痛加驳斥，想来您不会同意他标榜的“新贰臣”标准吧？

　　寄上的文章，我以《谈贰臣传》为题，是排版时的清样，发表时耀明改为《巴金岂是失节的贰臣？》，因复印字迹不清，（传真）所以附上我原题的清样以资对照。

　　……

　　也许我会到了内地打电话与您交谈。

　　祝

　　文安

　　应红均此问好

　　曾敏之

　　98.9.24

　　其间，我们通过电话，聊了很久。

　　在香港发生的这一激烈争论，渐渐平息。

　　十几年已然过去。现实情况是，巴金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他在《随想录》中提出的诸多命题，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或者因简单、粗暴的贬低，被人们遗忘，更没有过时。相反，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走进历史深处，追寻真相，直面历史，此时，他们的所作所为，晚年巴金曾以衰老之躯而身体力行，在他们发出的声音里，可以听到巴金呼吁之声的回响。

　　三

　　交友甚广，捐赠数百封文人书信

　　一次意外见到曾先生，是在2009年夏天。

　　我应《南方都市报》之邀，前往广州文化讲坛做一演讲。演讲结束，才发现九十二岁的曾先生也坐在台下。他告诉我，这些年，他长住广州，看到报纸上的预告，就专门来了。见到高龄的他，居然坐了两个多小时动也不动，我很感动。闲聊几句后，如在香港时一样，他执意要请我吃饭，还说，再约几位广州文友。他约好时间，留给我酒店地址。

　　第二天，我如期前往酒店，找到说好的包间，可是空无一人。他没有手机，打到他家，保姆又不会说普通话，无法沟通。我等了好久好久，无奈中只好悻悻而去。几个小时后，我的手机响了。原来他们去的人多，临时换了一个包间。他们没有想到，服务员未能明白告知我。他忘记带我的手机，大家只能等，等了很久才开席。电话中，曾先生说，他担心我人生地不熟，出了什么故障。对我的爽约缺席，曾先生没有一丁点儿的抱怨，这更让我懊恼，愧疚。

　　这便是曾先生，总是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真诚待人，宽以待人。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巴金的遗风。

　　2013年，我与曾先生通信最多，主要与他向巴金故居捐献信件相关。

　　年初，我写信给曾先生，并附寄一份新出的《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副刊上，新开设一个专栏“名家书简”。我知道，他的文坛交往既广且深，一定会有一些有内容、有趣的往来书简。我请他抽时间挑选几封寄来，以为该专栏增光添彩。很快，他就回信，并寄来王辛笛、饶宗颐、白先勇等人写给他的信，让我挑选。

　　未承想，就是这样一次约稿，渐渐延伸为他决定向巴金故居捐献一批书信的大事。

　　曾先生非常爽快地答应将巴金来信，以及已经整理出来的其他数百封文人来信，一并捐献给巴金故居，这一过程还不到一个月。他对巴金的深厚情感，由此可见。

　　2013年4月，我有了一次广州之行。在广州，与我同去看望他的，还有巴金故居的常务副馆长周立民先生。

　　九十六岁的曾先生，神清气爽，声如洪钟，一点儿也看不出已是年近百岁的老人。曾先生做事极为麻利认真，井井有条。他带我们走进书房，拿出一个个卷宗，所有来信均按人分门别类清清楚楚，并且，尽可能每个人写有简介，信件也大致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他没有助手，保姆也只负责照顾起居，这些琐碎费力的整理工作，都是他一人处理。拿到卷宗，我们只能感慨万分，为之叹服。当然，我也能感觉到，对将这些书信捐给巴金故居，曾先生的确非常开心。

　　他执意留下我们在家里吃饭。他摆上菜，拿出一瓶白酒，斟满两杯酒，我们两人对饮。滴酒不沾的周立民，在一旁羡慕地看着我俩高谈阔论，举杯，干杯。九十六岁的他，酒量还是那么大，干杯还是那么爽，一个劲儿地想不断斟酒。我担心老人过于兴奋，几杯之后，坚决制止，强行将酒瓶从他手中夺走，他这才罢休。

　　简简单单的一次午餐，有如此难得的对饮，远胜过其他。那种兴奋，那种在他面前无拘无束的聊天，走笔至此，感受依然强烈。

　　事情没有结束。按照惯例，如今一般接受捐献的部门，应对捐献者略作经济奖励。我告诉曾先生，但他执意不肯，一再强调分文不取。既然如此，我想还是应该以别的方式予以弥补。曾先生善写旧体诗，书法也佳，正好见到新出吴小如自书诗线装本，颇有收藏价值，我便寄去一册，希望他能从自己所写诗词中，挑选若干自书，也为他出版一本线装本供人欣赏。这一次，他还是谢绝了。

　　最终，除了印制一本《曾敏之捐赠书信汇编》手稿本之外，我们什么事情也没有为曾先生做。

　　在这样一位至真至诚、淡泊名利的老人面前，还能说什么呢？

　　如今，先生永远走了。走笔至此，几天前他的洪亮声音仿佛又在耳边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