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受"乌台诗案"之苦 受挫后写出最美"月光曲"

　　苏轼像

　　本版撰文/刘黎平

　　苏轼的一生有太多的不快乐，连珠炮似的被贬谪，甚至下狱。然而，乐观的本性总是促使他去寻找人生的快乐，寻找人生的休闲感，而这种寻找反过来又提升了他诗词文章乃至做人的境界。可以说，寻找快乐成全了苏轼。

　　在这个寻找快乐人生的过程中，广东惠阳是重要的一站，一间小小的寺庙，一片平凡的森林，居然让他醍醐灌顶，猛然醒悟：快乐在当下。

　　中途休憩时顿悟——

　　累了就歇脚 人生何处不休闲

　　公元1094年，即宋哲宗绍圣元年，58岁的苏轼在惠阳，职务是宁远军节度副使，境况是“惠州安置”，说白了就是被贬了。当时的宰相是苏轼的老朋友章惇，他把年近花甲的苏老师“照顾”到这么偏远的地方来，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二人不合。

　　章惇是个强势人物，苏轼则是书生性格。有一回二人爬山，见前面奇峰陡峭处架着一处独木桥。苏轼战战兢兢不敢过，章惇不仅轻巧地一跃而过，还在山崖上题字，最后又回过身来把苏轼拉过桥去。苏轼因此感慨：章同学，你以后是个主宰别人命运的人。果然，苏轼的命运就被章惇主宰了，被流放到惠州。

　　中国传统的士大夫读书人有一个习惯，那就是爱好山水，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境况中，总要在山水中寄寓感情，抒发情怀，其中柳宗元和苏轼是典范。中国的山川景物就这样被他们给再塑造了一次，再美化了一次，成为文化意义上的山水。

　　苏轼在惠州，自然也忘不了游山玩水。当时他没有专门的官邸，寄居在惠州嘉佑寺，听说东弥陀寺后面有座松风亭，风景不错，就准备去游玩一番。这松风亭在一处高地上，亭子周边种了二十多种松树，清风一来，松林就迎风发出松涛声，时人爱其松涛声，遂成为风景名胜。

　　可能路程比较远，再加上苏老师年老体弱，走着走着，就体力不支，有点走不动了，“足力疲乏”，想找个地方歇歇，当然最好是松风亭。可是一眼望去，松风亭还在远远的树林末端，“望亭宇尚在林末”，这怎么办好呢？

　　苏轼犹豫良久：继续走？体力在抗议；留下来休息？没有场地。正当苏老师在休息和前进之间进退维谷时，他忽然回过神来：“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现在我站的地方凭什么就不能是休息处？大宋王法又没规定这里不能休息，这儿的地上也没长蒺藜，凭什么不能就地休息呢？感情上想通了，行动上就自由了，此刻的苏老师如同脱钩的鱼，“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清清爽爽，就在停留的地方一屁股坐下来。

　　苏轼就在那一刻开悟了：休闲就在当下。不一定要等到了自己设定的目标才好好休息，人生何处不休闲？此前的苏老师把自己挂在一个“钩子”上——要到达某处才有资格休息。而一旦打破这个束缚，人生就到了一个自由的境界。

　　苏老师毕竟是文坛豪杰，他并不只是停留旅途休息这个阶段，而是进而把自己想作是两军对阵当中的一名士卒。正当短兵相接，战鼓好似雷霆时，如果向前，就会死于敌手，如果后退，就会死于军法。在进退皆有可能死的情况下，怎么办？苏轼脱口而出：“当甚么时也不妨熟歇。”不管什么时候，都不妨碍我好好地歇息休闲。在进与退之际，在战死与处死之间，让这位疲倦的小士兵好好地休息一下吧。

　　这就是苏轼的名篇《记游松风亭》。

　　当然，苏轼不是鼓励大宋子民当战场上的逃兵，而是以战争比况人生，无论身处怎样的危机，都不妨碍人们把自己放逐到危机的边缘，在当下好好休息调整一番。

　　苏轼的这次感悟，也是由来已久。

　　极度受挫后——

　　写出最美的“月光曲”

　　以惠州松风亭为坐标，我们把时间往前推11年，公元1083年，即宋神宗元丰六年，苏轼受“乌台诗案”之苦，被贬黄州。此前，苏轼没有这样受挫过，到黄州的时候，他还处在舔伤口的阶段。

　　然而，那一晚，阴历十月十二日的晚上，温柔的月光走入苏轼栖身的屋舍，向他发出邀请。任何一个有才情的人，都不能拒绝月光的邀请，于是，伤口还在作痛的苏老师披衣起床，走入了月光的怀抱，把自己的人生全交给月光去抚摸，“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

　　多么美好的月光，抚平了人生的所有伤痛。月色中的当下才是最真实的，苏轼的痛苦在这里升华了，他因此感到了快乐。而快乐的进一步延伸就是分享。他想到了在承天寺的朋友张怀民，也贬谪在此地，就把这位朋友喊了来，两人一起在庭园中，在月色中散步。

　　苏轼老师在人生最伤痛的时候，给我们留下了最美的月色描绘：“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月光像水一样澄澈，庭院中竹子和柏树的影子投射下来，好像水草交错。

　　月光的清晰和水光的质感融合在一起，空灵透彻。记者相信，当时苏轼的人生境界，也是如许澄澈。这让记者想起另一位文青柳宗元，他的《小石潭记》中将水写成虚空，其中的鱼儿似乎凭空而游。而苏轼则将虚空写成水，可谓异曲同工。

　　不管怎么样，两位文坛巨子在人生境界的澄澈度上，有了交集。

　　无论是承天寺的月色，还是松风亭的清风，都有一个关键点：当下。不管是人生紧张，还是人情炎凉，我们都要看好当下，每一个当下都有一个惬意的休憩。

　　还是以松风亭之游为时间坐标，往前再推16年，公元1078年，宋神宗元丰元年，苏轼在徐州，当时春旱，苏轼去求雨，天似乎很给他面子，果然下雨了。所以至初夏时，苏轼又前往谢雨。谢雨路上，被苏轼诗化了、美化了，“簌簌衣巾落枣花”，枣花落在衣服和头巾上。连干渴和困顿也被美化了，初夏日头高，醉酒的人又困，何处可解渴解困？他看见一户人家，于是“敲门试问野人家”。在困顿饥渴的道路上，不必追求山珍海味，不必追求华宇广殿，当下一碗清凉的茶水，便是人生最清凉的休憩，遥想当时的苏大学士，在敲门试问的时候，是不是体会到了当下便是最好的休憩呢？大概，苏轼的人生态度，不光是从诗书中来，也是从这样的人生经验中来的吧。

　　传统读书人的

　　精神家园——

　　接受并过好

　　每一个当下

　　苏轼这种看好当下的态度，一直伴随着他走向生命的尽头，在游览松风亭之后的第三年，公元1097年， 62岁的苏轼远谪海南儋州。海南在北宋时期还是极其艰苦之地，年过六旬还往那里，几乎等同于灭顶之灾。

　　苏轼却能在海南这个“当下”安静下来，说：“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我本来就是海南儋州人，只不过以前寄居在四川。把当下所处的儋州当成家乡，反而把自己出生的家乡当成他乡，这是一种四海为家的情怀。

　　中国传统的读书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家园：当下。四海为家不是无家，随遇而安不是苟安，而是用积极乐观的心态改造当下的心态，用一种乐观的眼光看待当下的环境。

　　因此，中国古代诗人经历了一个个当下，也塑造了一个个当下。李白遭遇永王之灾，却把灾难的当下转化为“朝辞白帝彩云间”的潇洒；杜甫流离西南，却把流离失所的当下转化为“黄四娘家花满蹊”的清新；刘禹锡屡次被贬谪，却把宦海失意的当下转化为“前度刘郎今又来”的豪迈……

　　把所有的惬意都放在未来做一个预期，其实这不符合传统中国人的乐观个性。要等到财富多少时，事业如何时才去享受马尔代夫的海风、瑞士的山水？不然，不如学苏大学士，就地坐下来，当下便是马尔代夫，便是瑞士山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