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农民》迎大结局 当代农村剧：农民去哪儿了？

　　《老农民》剧照

　　《平凡的世界》剧照

　　本报记者 杨丽娟

　　农民，一个有点遥远又略显陌生的字眼儿。前面缀上一个“老”字，对今天的都市人来说，更多了几分散发着原始泥土味道的距离感。然而，明晚就要迎来大结局的热播电视剧《老农民》，却用扑面而来的麦浪、铁犁、黄牛、田地，唤起了不少观众对农村生活的鲜活记忆。

　　这部从土地里长出来的“稀缺剧种”，还勾起了业内人士对农村题材电视剧的感慨：现实中，八亿农民面临着太多问题；荧屏上，真实的农民形象却已经“失联”太久。人们不禁要问：我们的电视剧创作中，农民到底去哪儿了？

　　田地里耕作的场景，久违了

　　“我是山东人，我也靠着黄河，牛大胆，相当于我哥哥这个辈儿的。”作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年过七旬的李准参加过很多电视剧的研讨会。但是，以这样一句平实而动情的自述开头，还是第一次。在不久前的《老农民》研讨会上，他说，这部电视剧，感动、亲切，“一看就想起了我小时候许多事！”

　　李准把六十集电视剧中熟悉的细节，一笔一笔记在了纸上，密密麻麻，至少有几十个。剧中的细节从纸上到口中，变成了历历在目的往事，“牛三鞭子已经不能动了，临终前还让儿子把他背到祖坟旁拉屎，擦屁股用的是土疙瘩。我小时候在农村就是这么过来的，那时一泡屎都要拉在自己地里，没有手纸，连个树叶都没有。早上起来捡牛粪，拿鞋底把牛粪捡回来……”

　　同样长在山东的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副秘书长武桂林，自称“小农民”。1962年出生的他，比剧中牛大胆的儿子狗儿稍微年轻点，1979年考上大学前，他也是个土生土长的村里人。因为太喜欢剧中那些自己从小就说，却在农村剧中难得一见的农民语言，一开始，武桂林甚至以为这部剧是长期生活在农村的人写出来的，比如杨灯儿常说的歇后语——掰屁股亲嘴不分香臭，“地里仙”二爷爷形容马仁礼的话——绵里藏针，肚子里长牙。武桂林说，这样传神又充满智慧的语言，坐在书斋里，怎么可能想得出来？

　　就连对北方农村几乎没有体验的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总裁薛继军，也被《老农民》中田地里耕作的场景打动了。他说：“那种耕作的氛围，像一种歌声、一种旋律，久违了！现在的大部分戏都已经丢弃了这些东西。”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王丹彦，则用“多年未见”来肯定这部自家保姆都关心的电视剧。

　　无论是“久违”，还是“多年未见”，对《老农民》的一片赞叹声，却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另一个事实——这些年，农村题材的电视剧确实太少，真实又好看的农村剧更少。

　　早在《老农民》开播前，编剧高满堂就痛心疾首地指出了这样的现实：我们有八亿农民，他们是社会的主体和中坚力量，但是多少年来，我们的电视剧忽略了这个人数众多的群体，反而一直行走于极度娱乐的边缘。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视剧管理司司长李京盛在公开论坛的发言，近年来国产剧的年产量已经接近20000集，2013年产量有所回落，也有15000多集。如此庞大的产量中，农村剧占了多少？

　　新农村电视艺术节的导演马坚，2009年至今，每年都组织优秀农村题材电视剧的评奖活动。他拎出了这么一组数字：评奖活动面向全国，每年收到的申请作品大约有六七十部，最多的一年也不过100多部，这其中还包括不少仅在地方电视台播出过一次的单本剧。如果按照平均每部剧20集计算，平均每年的农村剧总量大约只有1000多集。

　　即便是这仅有的1000多集，严格来讲也不完全是农村剧。近两年的获奖名单中，就出现了《温州一家人》《我在北京挺好的》《野鸭子2》等农民已经走进城市转变身份的“农村剧”。这些剧中，人们看到更多的是商人创业、都市情感和家庭伦理，距离农村和农民着实有点远。“没办法，真要找纯粹的农村剧，还得有影响力，那就没法评了！太少了！”马坚一肚子苦水，“一线卫视基本不播农村剧，只有央视八套由于政策引导播得稍微多一些。现在申报的作品中，纯粹写农村剧的能有一半就不错了。”

　　一头扎进农村，没那么容易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著名编剧韩志君、韩志晨兄弟创作的《篱笆、女人和狗》《辘轳、女人和井》《古船、女人和网》“农村三部曲”风靡全国，直至今天，这三部剧依然被视为农村剧的标杆。2008年底，同样是韩氏兄弟联手打造，“新农村三部曲”的第一部《八月高粱红》在完成拍摄后，却至今没有下文。

　　“如何把农村题材拍得既有人文情怀又有收视率，是一门大学问。新三部曲的剧本已经全部打磨好，但现在整个电视剧市场比较诡异，我们相信会有更好的时机推出。”韩志君没有谈论太多“新农村三部曲”的曲折命运，而是聊起了当年“农村三部曲”创作时的故事。

　　1987年，曾在吉林省科尔沁草原西部的一个蒙古族小村落里下乡两年的韩志君，还是个热衷农村题材的作家，至于电视剧，他打心眼儿里有些看不起，“不就是肥皂剧嘛”。一次偶然的机会，大连电视台的一名编辑在书店里发现了他的长篇小说《命运四重奏》，电视台的领导大年初六找到他家里，请他和弟弟韩志晨一起改编，这才有了《篱笆、女人和狗》的万人空巷。

　　不过，随着《篱笆、女人和狗》的走红，韩志君兄弟再创作《辘轳、女人和井》时，就有了来自各方的干预。很多评论家，包括中央电视台的领导，都说第一部已经写了枣花离婚和三兄弟分家，纷纷要求他们第二部必须把枣花写成一个女强人，甚至还安排他们到一个女强人创办的服装厂去体验生活。

　　“大家都是好心，希望表现农村改革的新面貌，可我想写的是改革背景下主人公枣花的‘三次精神悲剧’。”韩志君兄弟颇费了一番口舌，才按照自己的构思完成了剧本。从第一部中枣花与铜锁的“无爱的婚姻”，到第二部小庚对枣花的“爱的折磨”，再到第三部枣花的“自我精神束缚”，他们写出了当代中国农民的“心史”。其中，《辘轳、女人和井》还为他和弟弟赢得了飞天奖历史上第一个最佳编剧单项奖。

　　在韩志君看来，思想性和时代性对于农村剧而言就像不可缺失的维生素C。但是，创作者不能直接买维生素C片硬让观众吃，而应该生产柑橘、苹果、西红柿，让观众有滋有味地吃，不知不觉地吸收进维生素C，以达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妙境。只可惜，现在仅有的少量农村剧，往往止步于生产图解政策的维生素C片，或满足于像杂耍一样地逗人发笑。这样的作品，农民的形象自然会失真甚至消逝，也不可能承受得起时间的检验。

　　资深文化评论人韩浩月这样分析农民缺席影视剧的原因：“创作群体抛弃了农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家和编剧，绝大多数都有农村生活或插队的经历，但现在已经没有作家和编剧生活在农村，也很少有人再去花很长时间体验农村生活。而曾经写农村生活非常出色的作家和编剧，后来只能凭借着回忆写作，触及不到当代农村和农民的痛感。”

　　说到“创作群体抛弃了农民”，《马向阳下乡记》《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天》等农村剧的编剧谷凯，也不得不承认现实，“圈里的农村剧编剧确实少，估计一个巴掌就能数过来。”不过，提起创作者“触及不到当代农村和农民的痛感”，谷凯觉得委屈，一头扎进当代农村，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

　　就拿由他编剧的《马向阳下乡记》来说，他历时三个月走过40多个村庄，采访60多位第一书记、20多个大学生村官，涉及土地流转、留守儿童等现实问题，这部作品赢得了不少好评。但谷凯本人其实还不满意，因为写的是第一书记下乡的故事，他却没像第一书记一样在村子里真正住过。他有点无奈，“说实话，我想住，但当地不愿意。要知道，但凡涉及农民的问题都是很敏感的，如果真挖得太深写得太尖锐，当地也受不了。”

　　在马坚的印象中，电视荧屏上找不到真实的农民，除了农村剧数量少，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农村剧几乎等同于低投资，“投资不到1000万元很正常，有的一两百万元就能拍出来，品质比较好的也就两三千万元。”不过，就在最近，接踵而至的几部大制作农村剧，携带着纷纷“进村”的偶像们，一下子颠覆了马坚和不少电视观众的固有印象。

　　投资接近6000万元的《马向阳下乡记》，既有“雅痞村官”吴秀波“刷脸”，又有地道的农民智慧和冲突保证内容，异军突起，几度冲上收视率榜首。斥资1.5亿元的《老农民》，凭借陈宝国、冯远征、牛莉、蒋欣等一线大咖的过硬演技以及山东影视一贯的精良制作，将土得掉渣的农村剧拍得赏心悦目又耐人寻味。春节期间即将开播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则耗资1.2亿元，筹备历时7年之久，将路遥笔下的陕北农村原汁原味地搬上电视，再加上王雷、佟丽娅、袁弘、李小萌等当红偶像派演员，更让这部剧成为最受期待的开年大戏之一。

　　面对纷纷“上山下乡”的老戏骨和偶像派，许多从不看农村剧的观众也被吸引到了电视机前。《甄嬛传》里备受瞩目的华妃娘娘蒋欣“沦落”到田间地头扮村姑，为《老农民》吸引了不少80后90后粉丝；冲着吴秀波看《马向阳下乡记》的网友戏称，“打死我都不承认在看农村剧”；就连编剧谷凯都笑说，自己写的农村剧儿子儿媳从来不看，《马向阳下乡记》是唯一的例外，原因就是吴秀波。

　　对此，《平凡的世界》制作人李娜深表理解。《平凡的世界》是华视影视近年来投资规模最大的电视剧，选“费力不讨好”的农村题材，多少带着点责任和情怀，而用当红偶像，则是为了市场生存。事实上，为了拉近与年轻观众的距离，开机前，制作方还特意通过网络问卷等方式，调查了年轻人心目中最理想的孙少平和田晓霞等主角。

　　不过，李娜很清楚，偶像明星只是农村剧吸引观众的第一步，最重要的还是故事和制作。为此，剧组找编剧也是煞费苦心，“合适的编剧太难找，一定得有情怀，要懂农村，年龄不能太小，至少经历过小说中的年代，能够理解少平、少安、田福军的生活。”

　　几经周折，李娜终于找到了编剧温豪杰。小说中少平和少安被饥饿折磨的年代，温豪杰正好被寄养在黄河边的一个小村庄，“五六年只见过三次荤，遭遇过发大水，也见过少平那样人穷志不短的农民。”尽管有类似的体验，但为了寻找灵感，他还是多次前往路遥的家乡陕北清涧县，看路遥生活过的村庄，跟路遥的亲属、同学聊天。温豪杰说，这是他第一次写农村剧，但说句实在话，“写其他类型的戏是编，这个戏是生活。”

　　而在制作方面，该剧导演毛卫宁觉得大手笔是理所当然的。他把《平凡的世界》看作今天电视剧市场上的“另类”，“既不谍战，也不偶像，既不战争，也不古装，可恰恰是这种‘另类’剧最花钱。都市剧到处都有现成的景，年代剧、古装剧可以直接去影视基地拍，唯有农村，尤其是30年前的农村场景，根本找不到现成的，只能一点一点搭建。”他介绍说，为了还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剧组搭建了几十孔老式窑洞以及供销社、政府大院，就连供销社里摆放的扣子、点心盒、手电筒、墨水瓶等，都有不少是从陕北农民家里搜集来的老物件。

　　无独有偶，《马向阳下乡记》的制片人靖雷也透露，仅剧中的一棵大槐树就花了将近30万元，“树叶是用布做的，但上镜之后完全看不出来。”而谈及农村剧也玩大手笔开走明星路线的现象，靖雷直言：“为什么农村剧就不能用大腕儿、大制作呢？任何剧种都需要精品意识，这种偏见恰恰说明我们的农村剧已经太久没有出现精品。”在他看来，如果有一天，无论是创作者还是观众，大家最先考虑的不是农村剧还是都市剧，而是直奔故事和制作，那么，农村剧的春天才算真正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