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届"上海图书奖"揭晓 以"啃硬骨头"精神打磨一流精品

专家点校数十年，16册千万字 《宋会要辑稿》 树立学术图书精品的标杆

“十三年磨一剑”，24卷 《竺可桢全集》 成为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自然科学家全集出版工程

本报记者 许旸

昨天，第十四届“上海图书奖”揭晓，上海古籍出版社 《宋会要辑稿》、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竺可桢全集》 获特等奖。前者历经专家多年精校、精点、精加工，树立了三个标杆;后者“十三年磨一剑”，24卷本凸显一代科学巨匠人生轨迹和时代历程。有资深出版界人士说，这两项获业内好评的优秀图书，不乏共通之处:具有深厚的学术价值，从出版立项到最后成品反复打磨，精益求精。

“上海图书奖”是上海图书出版的最高奖项，每两年评选一次，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和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联合举办。本市36家出版社从近年出版的2.5万余种新书中推荐251种图书参加评选。经多轮评审，本届“上海图书奖”共评出获奖图书92种，开出了一张过往两年的“优质书单”。

专家点校数十年，16册千万字《宋会要辑稿》树立三个标杆

经由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数十年，历时5年全面修订与反复审校，16册的校点本 《宋会要辑稿》 去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面世。

在中国现存的万千古籍中，清代嘉庆年间学者徐松从 《永乐大典》 辑出的《宋会要》 无疑是一部极为重要的文献。迄今其大部分原稿保存在1936年前北平图书馆影印的 《宋会要辑稿》 一书中。这部书就其资料之丰富、卷帙之浩大，可与 《宋史》 《续资治通鉴长编》比肩，堪称宋代史料之渊薮，包罗政治、军事、经济、制度、礼乐、教育等历史文化信息。但同时这部书也是中国最难整理的古籍之一，主编之一刘琳说，其抄稿之“断裂、散乱、重复、错简”比比而然，文字之“讹”“脱”“衍”“倒”满篇皆是，宋史研究者对它又爱又恨，学界对于重新整理此书的呼声也一直很高。

上世纪90年代，川大古籍所与美国哈佛大学、我国台湾地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合作，由川大古籍所负责校点，出了一部电子版 《宋会要辑稿》 点校本，后纳入“中研院汉籍电子文献”。但那次只能说是“粗加工”，2009年川大古籍所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达成合作协议，以上述电子版为基础进行增订改造，精校、精点、精加工，共同打造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古籍整理著作。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室主任占旭东告诉记者，当时川大宋史专家与出版社资深编辑商议修订文稿，历经多个回合，双方的敬业与职业精神互相激励感染，最终合力将这块“硬骨头”啃下。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吕健谈到，此前川大古籍所团队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与古籍社合作，正是出于对出版品牌的信赖，看重古籍社薪火相传的专业化传统。“做可以压箱底的传代好书，正是我们身处图书市场激烈竞争中的生存之道。”他说。

对于校点本 《宋会要辑稿》 的整理与出版，学界反响热烈，有评论认为这树立了三个标杆:参与编纂的专家们严格校勘，为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树立标杆;大量的研究梳理，为宋史尤其是宋代典章制度史研究树立了标杆;整套图书的完成，也为如何开展国家资助的重大项目树立了标杆。

24卷《竺可桢全集》展现一代科学巨匠人生历程

深绿草绿相间的渐变色封套、标准16开本，封面上一帧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照片，书名中的“竺可桢”系竺老当年题写“求是精神”时留下的墨宝———自2000年十多位两院院士倡议组织编纂、2001年正式启动项目，直到2014年全部出齐，24卷两千万字煌煌巨著 《竺可桢全集》，成为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自然科学家全集出版工程。全集分两大部分，一是各类文稿和信函等，二是日记，全面收录竺可桢学术著作和其他著述，真实反映了一代科学巨匠的生命轨迹、学术成就和人文精神。

图书评论界指出，放眼国际出版视野，像 《竺可桢全集》 如此大规模的出版工程也属罕见，国外 《尼尔斯·玻尔集》出了12卷，《爱因斯坦文集》 出了9卷，而《竺可桢全集》 有24卷，既让人们能够通过全集触摸到丰富而立体的竺可桢，也可以重新思考这位20世纪中国科学发展奠基性人物所留下的思想遗产。从学术价值来看，《全集》 绝不仅限于竺可桢研究，而是超出科学之外延伸至整个文化领域。其中，日记所占比重达16卷之多，刊有竺可桢1936年至1974年保存至今的共38年足本日记，逾1300万字，包含了作者诸多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既是研究浙江大学校史和中国科学院院史的第一手文献资料，也折射出20世纪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历程和时代印记。

“《全集》 的编辑出版，是对竺可桢先生的一种纪念，但从更深层次来说，这已超出了纪念的范畴，更多是为了透过这位科学巨匠的著述，去了解和研究上个世纪的中国。”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总编辑王世平告诉记者，文稿编纂组成员达近30位，出版社动用了近20名编辑投身此项工作。《竺可桢全集》 编辑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原院长路甬祥，曾特地感谢从事编纂出版的诸多专家，他说出版界有时存在功利与浮躁之风，但包括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在内的出版机构，展现了有眼光、有魄力、有担当的风范。

《全集》 主编樊洪业透露，整个编纂工作中，最困难的不是收集或编体例，而是辨读。比如竺可桢的早期文章有些并未标出标点符号;部分文章在不同地方发表，对此要将所有版本收齐，从而选择最好的一种，相互参照，文后不但要注明出处，还要注明根据哪个版本参校。“竺可桢的手迹辨认有时就更困难了，逾1300万字日记是最难辨认的，日记中有的记述不一定准确，有时竺可桢用略写、代用符号，还有英、法、俄文等的交互使用，这都需要细细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