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飞力写清朝 文学与史学的精妙结合

　　《叫魂》

　　副标题：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作者：[美]孔飞力

　　译者：陈兼/刘昶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上海三联书店

　　2012年5月

　　《叫魂》在美国出版后，获得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孔飞力以宏大的学术视野，对清乾隆年间的“盛世妖术”作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区域分析、心理分析等诸多层面的综合历史研究，淋漓尽致地刻画了民众、官僚、君主面对一个亦真亦幻的妖术所表现出的态度和行为。

　　在书中，孔飞力从大量繁琐的档案文献中，梳爬出清晰的历史线索，用了近一半的篇幅讲述了“叫魂”事件的始末；又用一半篇幅，多视角地阐释了事件背后的种种问题，力图赋予其意义，对社会、文化、政治、心理乃至人性进行解剖。真可谓对一小事件“大做文章”，展示出孔飞力已臻炉火纯青的历史叙述和解释的功力。

　　从研究方法上，它表明了美国中国学已超越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学家对中国的通史性研究不再追求“大而全”，而是深入到中国社会历史的细微之处，从关心上层政治和精英文化到关心各个阶层、各个区域的生活实况，摆脱了对中国近代史采用“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传统解释框架，强调了中国历史和文化自身的延续性、再造性和坚韧性。　　　　　 宛如引人入胜的侦探小说

　　无疑，《叫魂》称得上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学研究界的一部“大书”。不仅如此，它还是一部将文学与史学精妙结合的大作。其大气磅礴的理论框架经过精致耐看的细节描述，使得一段原本微末的历史呈现出斑斓迷人的色彩。从中，我们似乎可以窥见意大利文化史家金斯堡微观史学的影子。

　　许多阅读《叫魂》的人都有这样的感慨——“学问原来还可以这样做！”通过江南亦真亦幻的叫魂妖术引发的一场恐慌，探讨中国政界、民间的许多意味深长的问题，亦庄亦谐，妙趣横生！有人说：“我们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最直接的感受是那种峰回路转的惊喜。从来没有哪部政治史的著作能够像《叫魂》那样让我们一口气读完，而且读得这样兴致盎然、思如泉涌。”

　　的确，整部《叫魂》演绎得宛如一篇引人入胜的侦探小说，但又是建立在扎实的原始档案和文献研究的基础之上；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却把200多年前一段荒唐离奇的中国叫魂案解释得令中国人都无比佩服；这段尘封的历史在孔飞力的复原和发掘之下，散发出诡异莫测的光芒，令人有掩卷而余音尚存之感。

　　它的文字的优美，读后令人为之击节。下面就撷取几段文字，来领略一下它的优美生动，以及行云流水般的文笔。

　　引人入胜的开篇语：

　　1768年，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

　　某种带有预示性质的惊颤蔓延于中国社会：一个幽灵——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上盘桓。……这样的歇斯底里，影响到了十二个大省份的社会生活，从农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宫邸均受波及。

　　关于承德避暑山庄的描写：

　　1768年7月下旬，炎酷的暑热笼罩着北京城。紫禁城里，人们开始为一年一度夏都承德的转移做准备。在那里，在长城外曾是满族人旧日家园的山丘丛林之间，有着一片按照江南——亦即弘历如同他祖父那样喜欢出游的长江下游地区——的风格与神韵巧妙设计而成的园林。在近八千亩的土地上，坐落着富有南方情调的豪华宫殿以及令人赏心悦目的亭台楼阁，四周是柳树环绕的幽静湖泊。……整个夏季，生活中的幽雅会在这里被勇武刚烈所取代；同时，不管多么短暂，定居生活的积尘也会在这里被这些征服者抖落于足下。

　　贬山西巡抚苏尔德至新疆：

　　弘历将他贬为省按察使发往荒僻的新疆。要让一个旗人灵魂中的江南腐朽恶习暴晒于阳光之下，还有什么地方会比那儿更合适呢？

　　高明的“鬼话”说书人

　　当然，《叫魂》在文学方面的长处不仅在于其文字的轻快流畅和优美，还在于孔飞力会“讲故事”。他把对重大理论问题的分析巧妙地穿插在故事讲述的过程中，并准确把握讲故事的节奏，有极强的控场能力，调动读者的情绪，往往在故事情节出现曲折，读者情绪随之高涨时，却故意按下不表，笔锋一转，去分析论述有关的原委，阐释故事背后的深层涵义。正如书评人所言，孔飞力就像一个高明的“鬼话”说书人，将一段“乾隆间源于江南水乡的神秘往事”演绎得“有声有色、鬼气逼人”。

　　其实，全书涉及理论问题相当多，诸如经济隐患、人口向下层流动的社会后果，社会传播的影响、发辫的意味及人类含义、僧道的社会地位、民间信仰、大清有关妖术的刑律、皇权与官僚权力之间的张力等，无一不是对理解帝制晚期中国历史至关重要的问题。

　　对此，孔飞力没有抽象地分析这些深刻的理论问题，而是通过叙述一些鲜活的故事，比较生动直观地谈论这些问题，从而也更容易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我粗略统计了一下，全书讲述了约有四十个故事，比如德清吴石匠与沈农夫事件、叶兆美事件、穆姓采药人事件、萧山事件(和尚)、苏州乞丐事件、胥口镇奇事以及安徽朋远和尚元通案、山西生员张延瑞诬告案和直隶张二诬告案，等等。这些故事虽有详有略，但都是孔飞力从档案以及各种记载中选取出来的，在时空的不断切换之中，将它们演绎得绘声绘色。

　　事实上，孔飞力通过“讲故事”的形式向我们传递了极为丰富的信息，使《叫魂》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知识。透过这本书，在共时性层面，我们可以了解18世纪后半期中国的经济背景、社会状况、政治体制、法律制度以及民众的心理意识等各个方面；在历史性层面，向前可以追溯到清初征服年代的峥嵘岁月，向后又与当代中国的某些社会问题产生共鸣。

　　史学叙事的传统回归

　　从中西史学传统来看，历来倡导文学与史学的结合，一部优秀的史书，多为史论结合、文采优美的佳作。许多史学著作同时也是传世的文学名著，《史记》就是一个完美的例证。中国史学素有“文史一家”之说，史家相当注重文字表达的功夫。至近代，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虽痛诟二十四史为“一人一家之谱牒”，也并不否认传统史著的语言和文学魅力。

　　西方古典史学同样有着深远的叙事传统，相传被称为西方“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在奥林匹亚朗诵他的著作时，当时还是少年的修昔底德竟被感动得涕泪俱下。希罗多德的代表作《历史》不是枯燥无味的战争编年史，而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史诗。

　　然而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新史学的兴起，中西方史学的叙事传统衰落了。史学的科学化开始成为现代西方史学的主导潮流。实证主义史学家认为，历史学应该像自然科学一样精确、可以验证，历史学应该成为一门科学；年鉴学派则试图以“总体史”代替“事件史”，探寻历史深层结构的变迁。总之，无往而不胜的科学主义大举侵入历史学这门古老的学科，力图摧毁延续数千年的叙事传统。

　　在“计量史学”的号召下，一些历史著作开始以数据图表、公式模型替代以往史著具有的生动的叙述、精巧的布局，史著失去了本应具有的美感和可读性，沦为枯燥乏味的貌似科学的著作。

　　如果说历史著作本应是人类关于自己过去的记忆，那么这种记忆要如它所述对象那样具有鲜活性，方能使当代人产生认同和亲近之感。史景迁和孔飞力将史学与文学相结合的努力，正是复苏了历史事件曾经具有的鲜活性。但我觉得，两者相较，孔飞力的这部作品在思想性和史料工夫上更胜一筹。

　　当然，这本著作具有如此强的可读性，我们能享受到这样的阅读效果，除了感谢孔飞力之外，两位译者陈兼、刘昶也功不可没，没有他们上乘的翻译工夫，以及本身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通晓，我们多数人是无法享受到如此优美深刻的思想和文字的。

　　□西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