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抒雁：變革時代的抒情詩人

內容摘要：詩人雷抒雁的詩性創作以1986-1987為界，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期詩人以反思批判的“自我”承擔著思想解放年代對社會歷史的反思批判，這個反思批判的“自我”，深刻顯示了中國社會變革的內在覺醒，從而將中國過去的“傳聲筒”式的政治抒情詩轉向了以反思批判的“自我”為根基的政治抒情詩。后期詩人將反思批判的“自我”轉變成了一個以個體體認為主的“自我”，他不再僅以公共性話題的承擔為詩情的觸發點，而是發掘個體生活體驗的詩性根源。這使他把那些個體生活體驗的震顫時刻，把握為生命的意義生成事件，並據此創作出了深具人本現實主義的抒情詩。無論是前期、后期，還是前后期的轉變本身，都表明了雷抒雁的詩性寫作深深植根於變革時代的心靈探索。

關鍵詞：雷抒雁 變革時代 反思批判的自我 個體體驗的自我

1999年，著名詩人雷抒雁將自己自1979到1999年的詩作結集出版，命名為《激情編年：1979-1999》，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以作為自己伴隨改革開放20年的詩性寫作的總結。2008年，作家出版社將雷抒雁持續30年的詩歌創作結集出版，命名為《激情編年：雷抒雁詩選·從1979年到2008年，從〈小草在歌唱〉到〈冰雪之劫：戰歌與頌歌〉》，以與改革開放30周年相呼應。2008年12月和2009年春，山西長治市、陝西西安市和咸陽市，先后舉辦雷抒雁詩歌專場朗誦會，以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雷抒雁在這些朗誦會上被稱作“人民詩人”。無論是從詩人本人的結集行為，還是從出版社的出版行為，抑或從專場詩歌朗誦會的行為來看，這其中都存在著一種將雷抒雁持續的詩性寫作，與改革開放的歷史關聯起來的意義凝聚過程。“激情編年”這個命名，不僅意味著結集出版行為對雷抒雁詩歌寫作的編年體例，也意味著雷抒雁持續30年的詩性寫作，承載了一個詩人用詞語的雕刀雕刻激情波動三十年潮起潮落的個人經驗以及時代在心靈上的印記。

從1978到2008這三十年，對於中國，對詩人本人，對於生活在這個時段的每一個中國人，都是非同凡響的。“這三十年”不是時間的累加計算，不是翻去的一頁頁日歷，而是一個民族、每一個個人去成為什麼的活生生的延展。對於中國，我們把它命名為改革和開放的三十年！這是我們共同的經驗。但對於每一個個體，卻有著各自不同的三十年。這其中的內涵和外延，都是無法窮盡的。雷抒雁曾在一次訪談中說：“詩與時代的關系是復雜的。從我的創作來看，《小草在歌唱》、《冰雪之劫：戰歌與頌歌》、《悲回風：哀悼日》,以及1991年我到前蘇聯訪問所寫的《泥濘》等，都與時代重大事件有關。但寫得更多的一類則是個人心靈在時代的際遇中的興會、感發和情感。過去的30年，對於中國，對於中國的每個普通的公民來說，都是最重要和最了不起的年代。歷史學家會以他們凝重的文字將它鐫刻在紀念碑上﹔普通人也會以自己的方式講述自己的故事。那麼，對於一顆敏感而活躍的詩心來說，則會有激情的篇章寫下情感的記錄。所以，我在《激情編年》的序言中說：‘這些詩不是對歷史的追憶。它是歷史的情感見証。即便不是對一個個偉大事件的述說，也是由那些事件的波動，在心靈裡留下的擦痕。’”[ 雷抒雁、牛宏寶：《雷抒雁訪談：叩問變革年代的詩境》，《西北大學學報》2009年第4期。]

雷抒雁持續30多年的詩性寫作，由於下面這一事實而尤顯獨特：當我們環顧這三十年的詩壇時，國內又有哪一個人以寫詩的方式，與這個非凡的時代相終始呢？聚變的時代，並非有利於詩，聚變恰恰可能使某些人的詩性方式失效而折翅沉寂。但是雷抒雁作為詩人，卻一直在用他那獨特的詞語雕刀，雕刻著靈魂深處的波紋，鐫刻著顯明的自我。雷抒雁持續三十年的詩性寫作，使我深深地懷疑一個被當作常識的論斷：詩是年輕人的事情。追溯起來，這個常識其實主要來自浪漫派。古代的詩人，像杜甫、李白、白居易和蘇軾，都不是吃青春飯的。看來，詩與年齡無關，而是與一個人是否能對生活進行持續的詩性思考有關。

雷抒雁這三十年的詩性寫作，以1986-87年為界線，大致可以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期雷抒雁以反思批判、生命意識和啟蒙意識三個方面形成的“自我”，承擔著思想解放年代對社會歷史的反思批判，並雕刻出深刻覺醒的自我。從詩歌史的角度來說，在這第一個階段，雷抒雁對中國當代詩歌的主要貢獻，是把中國1949年以后的政治抒情詩推到了新的階段，即改變了過去那個“傳聲筒”式的政治抒情詩的“我”，建立起了以反思批判、生命意識為背景的覺醒了的“自我”為根基的政治抒情詩。在第二個階段，雷抒雁前期那種以社會承擔為主調的反思批判和生命意識的“自我”，轉向了以個體生活體認為主調的“自我”，這個“自我”進入了更為寬廣的“生活世界”。在對這個“生活世界”的體認中，雷抒雁寫出了非常飽滿、非常獨異的抒情詩，獲得了他個人創作的第二個高峰，並構成了中國當代抒情詩的極為重要的創獲。雷抒雁前后期詩歌創作的變化，具有不可忽視的歷史意義，因為正是在這個變化中，深刻體現了身處變革時代的藝術家從封閉的時代走向廣闊而開放的生活世界的自我探索，這其中蘊涵著詩性寫作方式的根本變化，而很少有作家能夠很好地完成這一轉變。許多作家在反思的井噴壓力消失之后，也就失去了創作的活力。仿佛河流在狹窄處易於激蕩，在寬闊平緩處卻趨於平靜一樣。

但是需要強調的是，即使在后期的詩性寫作中，雷抒雁仍然寫出了《泥濘》（1991）、《十月，祖國！不只是十月》（1999），《冰雪之劫：戰歌與頌歌》（2008），《悲回風：哀悼日》（2008），以及為新中國成立60周年而作的《最初的年代》（2009）等情感和意象都非常飽滿的政治抒情詩。這表明了雷抒雁作為一個變革時代的抒情詩人特有的詩性思考的寬闊的音域，情感投射疆域的廣度。在變革年代走向多元化開闊地帶時，寫詩的方式轉向了個人體驗。這使得許多人誤以為詩就是個人的悄聲細語，甚至成為私人化的寫作。這就使得過去30年中，詩歌自動地將自己從積極的社會化承擔放逐到了無關宏旨的邊緣。在雷抒雁看來，這是一種自甘墮落。他強調，一個詩人不僅要會寫情詩，也還要會寫國歌。從如上諸種角度看，雷抒雁持續三十年的詩性寫作，構成了這一時期獨特的、絕無僅有的現象，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

作為一個變革時代的詩人，雷抒雁的詩在進行詩性表達時，既探索個體“自我”的抒情本源，又保持這個“自我”與大地的密切關系。在對個體“自我”之抒情本源的探索中，雷抒雁從未陷入純粹個人的一己世界﹔在與大地保持密切關系上，他又不是固步自封地重復舊現實主義，而是在這兩者之間建立起了一種有意義的平衡關系﹔他在探索詩的意象表達和意境創作上，大膽表現生命體驗的詩性起源和感性經驗中的生命意義，但卻沒有陷入非理性的或無意識的晦暗不明的領域，從而形成了一種深具人本現實主義的詩風。而在這一切中，都有他作為一個變革時代抒情詩人的意義和價值。

一

詩人把1979年作為這“激情編年”的起始，許多讀者會以為因為這一年是詩人鶴鳴九霄的作品《小草在歌唱》問世的年份。但如果讀同一年的其他詩作就會發現，詩人的覺醒遠不是從《小草在歌唱》一下子爆發出來的。如果說這一年的《路旁的胡桃樹》有著當時“傷痕”的記憶印記的話，那麼《空氣》、《駱駝》、《種子啊，醒醒》等已激蕩著嶄新的時代顫音。“快把窗戶打開，快把窗戶打開/讓新鮮的空氣進來/海上的風，請進來/高原的風，請進來/吹我們的草讓草綠/吹我們的花，讓花開/窒息的空氣，對健康有害/快把窗戶打開，快把窗戶打開！”[ 雷抒雁：《激情編年——雷抒雁詩選》，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3頁。]詩句是簡單和明朗的，卻恰貼地表達出萌動中的顫動和呼吁。而在《種子啊，醒醒》中，詩人選擇了那能夠自主萌芽、生長的種子這個意象，說種子是“地球的良心/泥土的思想/世界的生命”，可是那“僵化”的“土地”就像僵化的頭腦一樣，使這世界陷入荒蕪。於是，詩人說：“我嘲笑你/堅硬的土層/看見了嗎/那是誰，已經頂開了一道裂縫/那是誰，已經在你腳下蠕動/黃黃的，嫩嫩的腦袋/白白的，瘦瘦的身子”，生命之源已經覺醒，有誰能夠阻擋呢？“呼嘯的風/簡直就是春天的命令”，“那小小的兩片葉子，掙脫了種子的堅殼/那片葉子上有不卷刃的刀鋒/才如此勇敢地頂起僵硬的板層”。詩人發出了呼吁：“啊，我如此痛苦地、興奮地呼喊：/醒來吧，種子”。[ 同上書，第4-8頁。]在這種“痛苦”與“興奮”的矛盾交織中，顯示了那個開啟變革時代的特有感覺。整首詩圍繞著“種子”這個意象，把現實歷史從嚴寒季節到變革開放時期之間的過渡鑄形顯現了出來。這裡面加纏著痛苦、焦灼、希望、抗爭和生命破土而出的震顫。詩中的“種子”當然絕不是植物學意義上的，而是能夠自主萌發、自主領會、自主地向其本己之可能性籌劃的人的心靈，浸染著那個從解凍年代的內在解放感和對擺脫陰霾的渴望。

當我們今天重讀這些往日的詩作時，會明顯感受到，對發生在中國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運動，雷抒雁的詩有一種獨特的歷史的詩性領會，這就是他的詩不僅僅變革時代到來時心靈的波動，更為深刻的是，它們顯示了這個變革的內在起源，即這場巨大的變革是滋生於大地的，是滋生於生命的內部的，是從每個人的生命的內在生命萌芽的，而不是一個自上而下的、外部的被動的過程。在同年所寫的《希望之歌》中，詩人把自我與“希望”這個看似抽象的東西疊化在一起，從而使得那特殊年代所發生的歷史性巨變的萌動獲得了異常堅實、生動的表現。“不要以為我是荒誕的/變幻不定的孩子的夢”，“不要以為我是虛妄的/月亮裡桂枝一樣飄渺的影”，“我是實實在在的，像鐮刀/握在農民強壯有力的手中”，“我是實實在在的，像重錘擊打/在鐘上，能發出嗡嗡的叫聲”。“我是神奇的巧妙的手指/要推開每個花朵昏昏欲睡的眼睛”，“我是閃電的目光/要照徹一切痴呆的心靈”。[ 同上書，第9頁。]讀這首詩時，我想起了那“在黑夜裡尋找光明”的“黑色的眼睛”。這個與“希望”疊化的“我”，不就是這尋找光明的“黑色的眼睛”嗎？但這個“我”卻要比那“黑色的眼睛”包含了更多、更豐富的內蘊。這個與“希望”疊化的“我”也具有明顯的懷疑意識，但卻並不只是一味的懷疑：他有更多的滋生於田野的憧憬，有更多蘊藏於土地的深厚的力量，有任何嚴寒都泯滅不了的源於大地的生命力。這個與“希望”疊化的“我”，使我想起了“天行鍵，君子當自強不息”的“道”，想起黑格爾所說的一個健全的人“應該對現實起意志，應該掌握現實”，而不該處於“牧歌式”的寧靜中的主體精神。雷抒雁的詩性領悟就是爆發於他自身生命中的這些精神，從而揭示出那些從封閉走向改革開放的歷史的內在根基，那種深植於土地和每個生命血液中的解凍和自由創造的渴望。

即使在思想解放運動20年之后重讀這首詩，我們仍然會感到驚訝，驚訝於詩中的“我”是那麼鮮明，那麼大膽，因為在1979年，“十年”的陰霾並未散盡，恐怖的余悸仍然在每個心靈的窗戶警惕地窺測著，而詩人竟敢大聲說：“我是……”當別的藝術家在訴說著自己的“傷痕”時，雷抒雁卻在肯定地說著“我”：“我是春天的有力的步履/要踏碎禁錮激流的每一塊堅冰”。“我”與“希望”疊化，是這首詩最獨特之處。這個疊化不是說詩人之“我”代表著“希望”，而是意味著詩人之“我”承擔著“希望”，“我”就是“希望”的誕生之地。是什麼樣的力量啟示著詩人將“我”與“希望”疊化在一起呢？答案是：詩人之“我”內心中萌芽著解凍的波濤，是對作為所有“希望”誕生之地的啟示性領會。它向人們顯示，“希望”並不在別處，而是就在“我”之中，在詩人的“我”之中，也在每個人的“我”之中。

如果把這首詩中將“我”與“希望”疊化的處理方式，與《種子啊，醒醒》中對“種子”之自主萌發、自主地向其本己可能性籌劃的揭示結合起來看的話，我們就會發現發生於19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運動和改革開放的歷史巨變，是怎樣被雷抒雁詩性地領會到的。在詩人的詩性領悟中，這場巨變被領悟為一個內在覺醒的過程，那個既是“種子”，又是“希望”的“我”，是這場巨變的誕生和滋生之地。也就是說，在詩人的詩性領悟中，這場從封閉、恐怖走向民族改革開放歷史的演變，有其內在於每個人心靈的起源。而雷抒雁詩中的“我”，就是每個人心靈中的那種自主萌動、生長的生命力的詩性表達。這正是雷抒雁作為詩人的深刻和獨特之處。

雷抒雁對這個“我”的本源性的開啟，在《小草在歌唱》一詩中得到了更為深刻的闡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