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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間“美”或“曖昧”的日本
在日本文學中，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是恰成對照的兩個存在。196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川端康成身穿帶著家徽的和服，在瑞典發表了演講《我在美的日本》。而26年后的1994年，身著燕尾服的大江健三郎在同一個地方用英語演講了《我在曖昧的日本》。
川端康成獲獎的年代，是冷戰背景下的1968年，東西方處於對立狀態。第三世界的潮流是民族解放，而當時的西方左派知識分子則深深不滿於現狀。川端康成作品中的“日本性”似乎扮演了一個完全他者的“東方文明”，具有十分的異國情調。諾貝爾的頒獎辭稱：“川端康成先生顯然受到歐洲近代現實主義文學的洗禮，同時也立足於日本古典文學，對純粹的日本傳統體裁，顯然加以維護和繼承。”“我們對日本人的傳統觀念及其本質，幾乎一無所知，似乎無法領略川端作品的奧蘊。然而，讀了他的作品，又似乎覺得，他在氣質上同西歐現代作家有某些相似之處。說到這一點，我們腦海裡首先浮現出來的，便是屠格涅夫。”西方讀者需通過屠格涅夫作品中感傷的氛圍來領略川端康成的精神特質，然而，在《我在美的日本》中，川端康成絲毫沒有提到一個西方作家，並在結尾以典型日本式的委婉語氣進行了反駁：“有的評論家說我的作品是虛無的，不過這不等於西方所說的虛無主義。我覺得這在‘心靈’上，根本是不相同的。”
去年，日本NHK電視新聞在報道諾貝爾文學獎預測的同時爆料稱，川端康成獲獎的原因之一是日本政府的積極參與。當時的日本駐瑞典大使鬆井明向日本政府發電報說：“諾貝爾文學獎評委已經有了一個傾向，即打開視野，把眼光投放到西方之外，但同時也苦於沒有更多的西文翻譯，所以幾乎無從下手。因此，日本應全力以赴推進文學作品的傳播與擴散。”鬆井向西方推介了川端康成作品的英文翻譯，同時還有之前的谷崎潤一郎和安部公房。對此，千野政拓教授表示，他也是通過NHK的報道才第一次聽說此事，無法判斷是否真實，若屬實，則與其說是政府的參與，不如說是瑞典學院先有了意向，再由大使個人來牽線推動。其實，這種猜測恰說明了亞洲國家對諾貝爾文學獎某種亟待認可的焦慮。
無論如何，川端康成的獲獎令日本第一次躋身於諾貝爾文學獎獲獎國家的行列。正如頒獎辭中所言，這一決定從根本上來講，有兩點重要意義：“其一，川端以卓越的藝術手法表現了具有道德倫理價值的文化思想﹔其二，川端先生在架構東方與西方之間精神橋梁上，做出了貢獻。”
二十多年后，世界從冷戰進入了全球化格局，大江健三郎的獲獎，某種程度上體現了瑞典學院態度的變化：不再強調絕對的“民族性”，從“東方主義”的視角中脫離開。千野政拓教授告訴記者，大江健三郎獲獎的時候，日本文學的翻譯作品和海外的讀者都已增加，而諾貝爾文學獎對西方以外文學的關注也已普遍化。在他之前有墨西哥詩人帕斯、南非女作家戈蒂默爾、加勒比詩人瓦爾科特和美國黑人女作家莫裡森，這些作家都有著共同的特點，即同時立足於本國文學，又不局限於本國的文化傳統，而往往將自身的文化傳統放到當今世界文化的整體性中來考量。
大江健三郎的獲獎演講《我在曖昧的日本》無疑帶有對川端康成演講的諷刺，但他也並非“拋棄了傳統的殖民地心態”。大江健三郎在演講詞中說：“我所謂的日本的‘曖昧’是貫穿了整個現代時期的慢性疾病。日本的經濟繁榮也沒有能擺脫這種疾病，而伴隨著的是在世界經濟結構的光照下出現的各種潛在危險。”作為亞洲“優等生”的日本，在模仿西歐的同時卻並未被接納，而在亞洲本土，則由於侵略者的角色愈發孤立。政治與經濟上如此，文化上亦然。作為戰后出生的新生代作家，大江健三郎無法再完全認同川端康成的“美”之日本，他的作品所關注的反戰、反核等話題是與西方共享的，他所書寫的是帶有傳統與現代雙重性、充滿了反思的日本。
諾貝爾頒獎辭便稱大江健三郎的作品“通過詩意的想象力，創造出一個把現實與神話緊密凝縮在一起的想象世界，描繪現代的芸芸眾生相，給人們帶來了沖擊。”對“東方性”的觀照減弱了，取而代之的是作家既植根於本土，同時表現普遍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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