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眼神何以迷戀"東方色彩"：從泰戈爾到莫言

　　“諾貝爾”眼神何以迷戀“東方色彩”

　　從泰戈爾到莫言，亞洲作家幫助西方讀者打開文學新視野

　　引言

　　1月24日，布克國際文學獎評委會公布了該獎項2013年提名作家名單，中國作家閻連科獲得提名，並成為角逐該獎項的10位作家中唯一的中國作家。這一消息公布后，再一次引發國人對世界級文學獎的關注。十多年來，中國本土作家和華裔作家在各個國際文學獎中獲獎頻頻，甚至超過日本作家，2012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最終也在村上春樹和莫言中選擇了后者。這究竟是由於中國在世界影響力的提高所致，還是中國當代文學30年的發展，最終開花結果獲得了和世界文學對話的實力？

　　文學與政治總是或顯或隱地糾纏在一起，難以相互撇清，雖然莫言在諾貝爾頒獎發布會現場答記者問時說：“獲獎是我個人的事情。諾貝爾獎從來都是頒給一個作家，而不是頒給國家。”但與其說這是一個事實，不如說是一個期盼。從另一個角度而言，作為由瑞典皇家學院頒發的諾貝爾文學獎，在亞洲作家身上從來難免其“東方主義”的色彩，只是從泰戈爾、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到莫言，其間有著某種顯著的變化。

　　泰戈爾：寧靜的東方

　　1913年，印度詩人泰戈爾憑借《吉檀枷利》獲諾貝爾文學獎。在當時的殖民背景下，這一事件影響頗大，加拿大《環球報》撰文充滿不屑：“諾貝爾獎金第一次授予一個不是我們稱之為白人的人。誠然，對我們而言，要欣然接受一個名叫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的人獲得一項世界性文學獎金的看法，尚需時日，這個名字讀起來那麼詰屈聱牙，以致當我們第一次看到這個名字時，仿佛覺得它不是真的。”那為何在1913年，諾貝爾文學獎要頒給一個連名字都“詰屈聱牙”的作家？

　　泰戈爾曾三度前往英國，而直到1912年第三次英國之游之前，即使在印度本土其知名度也一般。1912年前往倫敦前夕，泰戈爾首次用英語翻譯了他自己用孟加拉語寫成的《吉檀枷利》中的部分詩歌，他后來回憶說：“那些翻譯的書成了我訪問西方世界的資本，命運使我逐漸在印度以外的世界獲得了地位，雖然這並非我的本意。”是年5月，在給他的英國好友、倫敦皇家美術學院院長羅森斯坦看了他的譯詩后，后者即將手稿轉給詩人葉芝。葉芝對泰戈爾大加贊揚，而羅森斯坦則正式將泰戈爾介紹給葉芝以及當時旅居歐洲的美國詩人龐德。7月，羅森斯坦在家中為泰戈爾召開了詩歌朗誦會，11月，倫敦印度學會出版了英文版《吉檀枷利》，當地媒體報道不斷，泰戈爾正式為英語讀者所接受。隨后，由英國詩人穆爾推薦，瑞典皇家學院將次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泰戈爾。

　　在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詞中，稱泰戈爾的《吉檀迦利》“自去年開始，已實實在在地歸屬於英語文學了”，“由於他那至為敏銳、清新與優美的詩，這詩出之於高超的技巧，並由於他自己用英文表達出來，使他那充滿詩意的思想業已成為西方文學的一部分”，並稱“我們毫無理由因為這位詩人在歐洲的知名度相對不高而有所猶豫，他的名字在歐洲尚未盡人皆知，乃是由於他的家鄉遠離歐洲之故。”這份當時的評語不可避免地帶有濃重的歐洲中心主義色彩。然而泰戈爾之為歐洲讀者所熟知，除了詩作散文本身精彩之外，翻譯也相當重要。《吉檀迦利》在他本人譯成英語之后，還經詩人葉芝潤色，同時，法語版譯者紀德，西班牙語版譯者希梅內斯本身亦是文學家。

　　另一方面，回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歐洲，工業文明和科學理性的急速發展的另一面是人的異化，正如諾貝爾頒獎詞中所說：“西方人過的是一種匆忙的、疲於奔命的生活﹔與這些恰恰相反，泰戈爾向我們展示的是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文化，這種文化在印度遼闊的、平靜的、奉為神聖的森林中達到了完美的境界。”泰戈爾詩作中的寧靜的東方恰好契合了歐洲人對精神家園回歸的普遍期待。詩人龐德認為泰戈爾的詩作令人“突然發現了自然的新希臘，像平穩回到文藝復興以前的歐洲一樣，它使我感到，一個寂靜的感覺來到我們機械的轟鳴中。”

　　這些贊美之辭背后有多少投向神秘的印度次大陸的目光？然而泰戈爾並非只是一個代表了神秘的東方的詩人，當時的歐洲看不到他民族主義的另一面，因而在一戰之后，對他的態度開始逐漸冷淡。